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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当时我年岁轻，也没有政治经验，日本方面三番五次的威胁恫吓，郑孝胥等人的劝说，如果拒绝日本人也许要遭到杀害，我有了恐怖心。另方面，我又为满洲的人民着想，在中国军队用武力尚不能抵抗的日军之前，我可以在满洲秘密地训练军队，培养人材，如果得到了机会，就和中国军队互相呼应，收复失地，我就是在这种理想之下跳入虎穴的。
看！说的是多么的冠冕堂皇，法庭中有的人甚至当场就发表议论：“这个皇帝真能胡诌。”季楠检察长对此并无兴趣，他继续进行了一系列的提问。
季楠：你在满洲国有没有负起作为国家元首的实际责任呢？
溥仪：没有！一点儿也没有！
季楠：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吗？
溥仪：（非常气愤地），有，简直可以说是不能枚举，我只列举这几条。
第一，我没有一点人事权，无论是我在一九三二年就任满洲国的执政，还是一九三四年就任满洲国的皇帝，各个国务大臣的人选及各部部长的人选，从来都不是我提出，而是由日本人提出，交给国务总理郑孝胥、张景惠，让我来副署。一九三五年，当日本人要抛弃郑孝胥，我打算让藏式毅接替，但日本方面早已物色好了与日本关东军关系极为密切的张景惠，根本不容我置疑。
第二，满洲国的政务我从无机会插手，也无权过问。我虽然是被迫就任了满洲国的执政，但我又想既然来到了我们祖先的发祥地，那我就要为东北人民服务，因此我把我的办公楼命名为“勤政楼”，可我“无政可勤”啊。我的办公楼虽然整天也是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但他们不是来向我请安的，就是来向我讨赏的，还有不少来向我求字的，我又不是书法家啊！他们根本没有来向我汇报政务的，有时我问到某事办得怎么样了，他们总是回答：次长会议正在研究。后来我干脆就懒得过问了。
第三，我个人还毫无人身自由，有一次我在宫中闲得无聊至极，于是带着身边的一些人，未经日本人允许，就到大同公园游玩。日本人发现后，立即全城戒严，日本的宪兵，关东军大批出动，迅即把我从大同公园“请”回；并且以保护我的人身安全为由把我狠狠地数落了一顿。你们看，我这还是一个皇帝吗？连一个普通人也不如呀！
作为公诉人的检察长季楠的提问，主要是围绕证人溥仪前往日本是不是被迫，而溥仪的回答则完全证实溥仪之所以到东北，完全是被日本人的胁迫，绝非自愿的行动。他的证言虽然引起了一些当事人的极为不满，但溥仪对自己在法庭中能够如此慷慨陈词，觉得自己像是刚打了一场胜仗似的，吐出了心中的闷气，真感到痛快淋漓。
紧接而来的被告律师针对证言对溥仪进行的质问，又使溥仪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被告梅律美治郎的律师布莱尼克少校就曾公开宣称：我们就要证明溥仪到“满洲”当皇帝，并不是被强制的，而是基于他的自由的意志，证明了这一点，就可以推翻溥仪的全部证言，并宣布溥仪是一个说话靠不住的人，从而剥夺他的证人资格。布莱克尼律师带头冲锋陷阵，把溥仪在东京法庭的作证发展成为一场惊心动魄的斗智斗勇的唇枪舌战。
善于言辞的布莱克及律师三言两语就把问题追到溥仪为了当皇帝，曾派郑孝胥找板垣的事上，几乎把溥仪逼到了绝境。请看他们在法庭上的表演。
布莱克尼：在会见板垣之前，为了商量让证人当执政或皇帝，曾派郑孝胥和罗振玉去找板垣吗？
傅仪：根本没有这回事！连执政都是最后决定的，更谈不到皇帝的问题。
布莱克尼：当时罗振玉是什么身份？
溥仪：私人朋友而已，没什么身份。
布莱克尼：他作为你的代理人，是否有关于政治和复辟的发言权呢？他的行为应该代表你的意愿吧！
溥仪：不，不能！他的个人行为，我不能负责。
布莱克尼：板垣有没有和你说过，他是听了罗振玉说你要复辟，才找到你的？
溥仪：不记得了。即使是罗振玉说过，他也不能代表我。
（此时的溥仪表面上虽看来还是十分平静地回答律师的质问，但溥仪的内心已掀起了波涛。难道是郑孝胥、罗振玉之流，留下的什么文字落到了日本的手里？这些证据又转到了律师的皮包中？当然，溥仪没能预料到的是，比郑孝胥之流的文字对他更为不利的东西到了他们手里，即就是他自己的亲笔信！布莱克尼胸有成竹继续质问。）
布莱克尼：证人到底出于什么动机就任“满洲”执政的？
溥仪：在接受板垣的要求到了长春以后，我考虑了新的手段。假如表面上不虚与委蛇，对日本人表示好意，便不被日本人信用。不为日本人信用，便不能训练亲兵，培养人材，以备将来收复失地。我是冒险这样干的。计划奏效时，我是爱国者；失败时，我便身败名裂。
布莱克尼：哈、哈！证人倒满富有正义感的！证人还记得在长春勤政殿接见英国记者伍德海的谈话吧？证人那时说到就任“满洲”执政的原因时是这样说的：“就个人的理由来讲，我是为了对于民国政府的违约做个亲身的证据而来到满洲，就政治的理由来讲，我是为了改善民国的恶政而来到了满洲。”这是事实吧？
（溥仪怎能不记得呢？那时正是溥仪感到自己春风得意的时候，而且伍德海记者还是他的英文老师庄士敦亲自介绍与他相识的，溥仪在天津时就多次接见过他。溥仪的这些谈话早已被伍德海写进《在中国的记者生活》一书中，而且伍德海还亲自赠送一本给溥仪。溥仪能够不认帐吗？）
溥仪：伍德海的事，我全不记得了。即使说了如你所说的那些话，那也是伪装的。因为我在那样的环境下，如果不装装样子，不对日本人作出种种欺骗，那是什么事也干不了的！
布莱克尼：证人还记得在长春与李顿会面时的谈话吗？那时怎么不为“满洲”人民而对李顿讲实话呢？那可是拯救，“满洲”人民的大好时机呀！
溥仪：我已忘记我向李顿具体讲了些什么，不过，当时我所讲的全属不确，而且我每次讲话时板垣都在场，“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也在场，那全是他们逼着我那样说的，实在是言不由衷，非常遗憾。如果我说了实话，今天也就不可能来此作证了。律师先生，你是应该知道我们满洲国的第一任国务总理郑孝胥的，他不就是因为向调查团表述了自己的“三共政”，从而引起了日本人的强烈不满，日本人认为这妨碍了他们的独霸东北的目的，不但丢掉了总理职位，不久就和其子郑垂暴死于长春寓所。
布莱克尼：那么你是珍惜你的生命而不说话呀？
溥仪：天地之性人为贵，谁能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呢？
布莱克尼：那证人的这话就与前面所言拯救满洲人民而甘愿冒险不是自相矛盾吗？
溥仪：这……
（布莱克尼律师步步紧逼的质问，使溥仪几乎失去了招架之功，证人席上的溥仪口嚼指甲，以手抚脸，口中喃喃自语道：“我可能于一九三二年欺骗过李顿调查团。”一会儿，又说：“我没有听清，请律师再重复一遍。”）
“我反对，”季楠检察长突然插话。“辩方律师请注意，证人是否英雄，这个问题并不是审理的目的，这个问题应另找机会由其他法庭处理。
“反对有效。”首席法官威伯支持了检察长，这下救了溥仪的驾。
布莱克尼：法官先生，我请求出示证据以证明证人的证言完全是一片胡言。
威伯：请求有效，请辩方律师出示证据。
（请求得到批准以后，布莱克尼神情自若，不紧不慢地取出他那十分精致的公文包，然后从中取出两封黄绢信，布莱克尼满以为拿出这铁的物证一定会使溥仪无所抵赖而低头认输了。）溥仪刚见布莱克尼从包中掏出那明黄色的绢，脸上顿时现出惊恐的神色。
布莱克尼面带微笑把信交到法官手中，法官又通过值班人员把信交到溥仪手中。
溥仪神情极为紧张地阅读着手中的信。第一封信是写给日本陆相南次郎的：
此次东省事变，民国政府处措失当，开衅友邦，涂炭生灵。予甚怜之。兹遣皇室家庭教师远山猛雄赴日，慰视陆军大臣南大将，转达予意。我朝以不忍目睹万民之疾苦，将政权让之汉族，愈趋愈紊，实非我朝之初怀。今者欲谋东亚之强国，有赖于中日两国提携，否则无以完成。如不彻底解决前途之障碍，则隐忧四伏，永无宁日，必有赤党横行灾难无穷矣。
辛未九月一日（十月十一日）
第二封信是写给日本黑龙会的首领头山满的，内容如下：
溯自辛亥禅政，瞬已廿载，水深火热，民不聊生。必如河奠要东西、拯苏民生？深望阁下加以指导。兹遣家庭教授远山猛雄信见，诸当面祥。此致头山满先生阁下
溥仪神情紧张地研究着信件，法庭上的空气也紧张到了极点，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溥仪身上。
就在法庭中的空气紧张到要爆炸的时候，溥仪突然像弹簧似的从证人台的椅子上站起来，一下子把黄绢信扔到地上，面向诸位法官声嘶力遏地嚷道：“各位法官，这信是假的，是伪造的！”
“假的！”法庭中最不相信的是布莱克尼律师，他睁大了眼睛：“假的！难道信上面的宣统御玺也是假的吗？”
“假的，”溥仪回答得斩钉截铁。“那完全是假的。”
（布莱克尼本来凭借这黄绢信彻底击败溥仪，哪曾想这信却遭到了溥仪的否定，布莱克尼律师怎能就此甘心败北，继续追问溥仪，企图找到那怕是一丁点儿破绽，以便重整旗鼓，反攻过来。）
布莱克尼：请问证人，那信上的笔迹是谁写的？
溥仪：不知道！
布莱克尼：是不是副署人郑孝胥写的？
溥仪：不像。我看就连他的签字也是假的。
布莱克尼：证人的印鉴归谁管呢？
溥仪：小印鉴在我自己手里。盖在这封黄绢信上面的是大印鉴，我不知道它当时是谁管理的。再说，在天津时期，我是个平民，从来没盖用过皇帝御玺。
布莱克尼：你在天津时曾使用过黄绢纸写信吗？
溥仪：我一向只用国产的普通信纸。
（溥仪步步设防，布莱克尼律师终于无法获得一句他认为完满的答复，局面对溥仪来说，立时从被动转为主动。作为公诉人的检察长季楠显得十分兴奋，立即插话。）
季楠：各位法官先生，根据证人的证词，被告律师所提供的证据完全是假造的，这封信不仅不能被当作证人说谎的证据，还应把这封信作为集团阴谋的证据，说明他们胁迫溥仪完全是有计划、有预谋、有组织的，应由被告方面负伪造罪责。
威伯听了检察长的请求，一字一顿地说道：“检察长的请求有法可依，于现有据，应予支持。”
对于这一戏剧性的场景，当时的报纸曾以“律师多事”为正题，“诋毁溥仪文件变成战犯罪证”为副题进行报道，特选取其中一段，以飨读者：今天午后，东京战犯法庭中，又展开最惊人之一幕，盖被告律师所提出之原诋毁溥仪之文件，反变为二十八名战犯之罪证也。被告律师提出一函，并称此函为溥仪所写，内要求日本人协助其恢复皇座……溥仪愤怒填胸高呼“此乃伪造之函件”时，首席检察官季楠即利用此点，要求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