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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诡辩”（S0phism）也是一个古老的词汇。西方的“诡辩”一词源出希腊语的“技巧”、“智慧”，其最初的含义是掌握技巧、具有智慧的人，即“智者”（S0phist）。智者中的一些人在争论中采用了一种后来被称做“诡辩术”（S0phistry）的方法，古希腊哲学家把这些人称做“智术之师”，认为他们是“言论竞争上的能手，诡辩术的专家”，“以诡辞而心满意足”，并把这些人称做“诡辩家”。＇②＇ 但这里的“诡辩”含义显然已经有了变化，由于这些“智者”的“诡辩术”逐渐演化为“为了进行欺骗而做的虚假的论证（或议论）”＇③＇。于是，“诡辩”之原有的“技巧”、“智慧”变形走样了。
● 用小聪明赚钱——诡辩的界定
由于“诡辩”之原有的“技巧”、“智慧”的变形走样，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干脆把他们描绘为“假装聪明而实非聪明，而且是用表面上的聪明而非真正的智慧去赚钱的人”＇④＇。
一千多年后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更直截了当地给“诡辩”下了一个定义：“诡辩这个词通常意味着以任意的方式，凭借虚假的根据，或者将一个真的道理否定了，弄得动摇了；或者将一个虚假的道理弄得非常动听，好像真的一样。” ＇⑤＇ 这个定义实际上涉及到诡辩论的三个要素：第一，论题虚假。即论题不合乎事实和真理。第二，论据虚假。即论据不合乎事实和真理。第三，论证方式错误。即论证中采用的推理形式无效。
按照诡辩论所涉及到的这三点，我们可以给“诡辩”重新做一个界定了。“诡辩”就是：“故意违反逻辑规律和规则的要求，为错误论点做辩护的各种似是而非的论证。”
● “苏张之口”——中国古代的诡辩源头
先秦时代，专靠游说的纵横家张仪曾和苏秦一起投师于精通捭阖之术的鬼谷子。学成之后，张仪便到各国游说。在一次陪楚相喝酒时，楚相的一块玉璧不见了。众人怀疑张仪，说他贫穷，又德行不好，一定是他偷的。于是便不问青红皂白，捆起张仪，打了他几百鞭子。事后，张仪的妻子看到他那狼狈相，不禁叹息道：“你如果不去游说，哪能招来这场羞辱？”但张仪却对妻子说：“吾舌尚在否？”他的妻子没好气地说：“在呢！”张仪这才如释重负：“此足矣！”重视舌头就是重视论辩，其时论辩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
诡辩就产生于古代的论辩中。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立、列国纷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随着古代奴隶制的崩溃和新兴封建制的出现，兴盛了数百年的周朝典章制度，由于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经济关系的诞生，已无法挽回，以往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的局面，已名存实亡。“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左传？昭公三十二年》）的事实，被《诗经》形象地比喻为“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诗？小雅？十月之交》）。为了重新实现中国社会的有效管理，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们纷纷“思以其道易天下”。这样，现实的政治活动、军事活动、外交活动的需要，决定了这个时代是一个需要论辩、产生论辩的时代。为了政治、军事、外交、伦理等的需要，各种论辩者都在通过自己的谈说论辩来播其声，扬其道，释其理。也即通过谈说论辩的形式来辩明一定的道理，阐述一定的思想。
因此，诸子蜂起，百家争鸣，论辩成风，雄辩家层出不穷。他们或者“率其群徒，辩其谈说”；或者单枪匹马，纵横捭阖。在时代所赋予他们的舞台上，展现着自己的辩诘雄风。
于是，辩论的艺术在这种政治斗争和学术争鸣中，便有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史书所记载的许多故事来看，当时一场论辩的胜负，往往决定着一个国家的荣辱、一个决策的成败。于是，“朝聘会同，行人奉使，权宜专对，断章赋诗，战胜唇舌之间，增辉坛坫之上，小则系乎国家，大则动关天下”＇⑥＇。我国成语宝库中就有许多成语是这种论辩典故的结晶，如“完璧归赵”、“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等等，不一而足。
但在这讲究论辩艺术的年代，有一些论辩家为了播己之声，扬己之道，释己之理，不惜采用各种游说手段，正理歪理一齐上，只要能说服就行。例如，张仪在秦国推行连横策略，苏秦则游说其他列国合纵抗秦。“苏张之口”成为后人对能言善辩者的形容词。
汉代陈亮曾说过：“乃至战国之际，强弱之相形，众寡之相倾，一时鲜廉寡耻之徒，往来乎其间，摇唇鼓舌，劫之以势，诱之以利，怒之以其所甚辱，趋之以其所甚欲，捭阖而钳制之，以苟一时之成事者，此无异于白昼而攫者也。盖其原起于鬼谷子，而成于仪（张仪）秦（苏秦）。”（《陈亮集？史传序？辩士传序》）《商君书？算地》则说：“谈说之士资在于口。”意即谈说论辩的人的本钱是一张能说会道的嘴。
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大变革也造成一定的“名实是非相淆”，这也迫使思想家们开始围绕表述事物之“名”的性质、内容、相互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辩论，并形成了专以辩论“名实”问题而著称的一个学派——名家。其代表人物有邓析、惠施、公孙龙。但在他们的关于“名实”问题的论辩中，为了显示他们的论辩技巧，他们经常进行一些奇特的论辩，如上述邓析的“两可之说”。惠施更是在对事物“名实”关系进行分析中，提出了分析事物道理的十个命题，这就是“历物十意”：“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这些辩题在当时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是地地道道的诡辩，而惠施却“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启发，引导）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庄子？天下》）。
同时，惠施还与当时的“辩者”就二十一个辩题展开了激烈的论辩，这就是著名的“辩者二十一事”：“卵有毛”；“鸡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为羊”；“马有卵”；“丁子（青蛙）有尾”；“火不热”；“山出（有）口”；“轮不碾地”；“目不见”；“指不至，至不绝”；“龟长于蛇”；“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凿不围枘”；“飞鸟之影未尝动也”；“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狗非犬”；“黄马骊牛三”；“白狗黑”；“孤驹未尝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对于这些奇谈怪论，“辩者以此与惠施相应，终身无穷”（《庄子？天下》）。
这些辩题，曾在当时社会引起很大轰动。虽然惠施自命不凡地宣称：“天地其壮乎！”表明别人“辩”不倒他；虽然这些辩题用现在的眼光看，不乏一些真理性的东西，是在对常识的否定中，以奇谈怪论的形式曲折地表达了点滴的真理；虽然黑格尔也曾说过，常识是一个时代的思维方式，“其中包含着这个时代的一切偏见”；＇⑦＇ 虽然这些论辩也从反面刺激了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研究；但是，当惠施“日以其智与人辩”，“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的时候，这些论辩显然也背离了讨论真理的论辩目的，故而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点滴的真理被诡辩掩盖了。
因此，庄子说这些论辩是“弱于德，强于物”，只能“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认为这些“辩者”们是“存雄（雄心）而无术（道术）”（《庄子？天下》）。汉代陈亮则更批评他们说：“战国群谈聚议，妄为无类之言。彼固自知其不可而姑为戏玩一也。”（《习学记言序目》）再以后的人干脆把这些“辩者”们的才智和辩术称为“小夫蛇鼠之智”（宋濂语），“千古奸邪之术”（卢绍弓语）。这些“戏玩”的“无类之言”等的评价，最好地说明了这些辩题的性质。
以后公孙龙的“白马非马”也可叹为千古奇谈。
至于庄子，虽然他的思想闪烁着辩证思维的睿智光芒，使他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位大思想家，但他的许多辩题，其论证奇特，言辞诡异，纵横捭阖。就连他的学生也说庄子好为“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涯之辞，时恣纵而不傥”。所谓“无端涯之辞”，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没边没沿”。可见其论辩中也有许多荒诞无稽、“諔诡可观”的诡辩。
可见，“诡辩”在中国可谓是源远流长，对于这些诡辩，我们将在以后对诡辩的分析中具体谈到。
● “靠舌头过活”——古希腊的诡辩源头
你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越过无穷的点。在你穿过一定距离的全部之前，你必须穿过这个距离的一半。这样做下去就会陷于无止境，所以，在任何一定的空间中都有无穷个点，你不能在有限的时间中一个一个接触无穷个点。
阿基里斯（古希腊跑得最快的人）追不上乌龟。他首先必须到达乌龟出发的地点。这时候乌龟会向前走了一段路。于是阿基里斯又必须赶上这段路，而乌龟又会向前走了一段路。他总是越追越近，但是始终追不上乌龟。
飞着的箭是静止的。因为，如果每一件东西在占据一个与它自身相等的空间时总是静止的，而飞着的东西在任何一定的瞬间总是占据着一个与它自身相等的空间，那么它就不能动了。
一半的时间等于一倍的时间……＇⑧＇
一粒谷子不能说成是一堆谷子，再加一粒也不能说成是一堆谷子，这样一粒一粒加上去，永远也不会堆成谷堆。
拔掉一根头发不能成为秃子，再拔掉一根也不能成为秃子，这样一根一根拔下去，永远也不会成为秃子。
如果一个人在说“我在撒谎”，那么人们永远也不能判定他的这句话的真假。因为，如果他说的这句话是真的，就是说他说是一句真话，那么，“我在撒谎”这句话就是假的了；如果说他说的是句假话，那么，“我在撒谎”这句话就又是真的了。
你没有失去的东西，就还在你那里，你没有失去角，因此，你就是有角的人。
这些诡辩产生于与中国先秦同时代的古希腊时代。此时，也是思想睿智大放光彩的时代，各种哲学思想轮番上场，探讨着世界如何形成的问题，探讨着人怎样认识世界的问题。在争鸣中，哲学家们都以语言为武器追求真理，讲演、论辩之风日盛。因此，时代的需要也迫使社会产生了掌握讲演术、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