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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他们的生活状态，因他们的出身和被强制劳动地区的不同而存在很大差别。劳动条件也是多种多样的，在这里不可能全面概括地加以叙述。
“奔驰汽车制造公司董事会在了解了上述情况之后，感到有必要给予物质的补偿。为了不忘残害受害者们的事件，决定对支持纳粹统治下的牺牲者——尤其是支持被强制劳动的人们的各种机构提供相当金额的援助。……我们提供的补偿总额为２０００万马克。”
该公司董事会除了提供这些补偿金外，决定在温塔特乌尔库海伊姆的汽车博物馆的正门口设置纪念雕塑，以便使该公司的职工和普通市民随时都能看到它。
这一雕塑的建立，是为了使人们不忘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该公司被强制劳动的人们的事实。它将唤起今天所有有责任心的人们认识到维持和平和维护自由尊严的重要性。
据说，目前该公司正在依靠学者编写有关强制劳动的更为详细的调查报告，预定今年５月出版（１９９４年７月初，他们把一本相当厚的题为《奔驰公司的强制劳动者》的书赠送给我）。据该公司副总经理说，着手解决这一问题的契机之一就是该公司领导人的换代（董事会组成人员的平均年龄为５５～６０岁，而负责这一问题的人员当时为４５岁）。此外该公司的这位副总经理读了《不如奴隶》一书之后，明确地指出：“莱茵梅塔尔公司等的补偿是出于生意上的考虑而进行的”，此外还断言说：“奔驰公司的战后补偿和莱茵梅塔尔公司等是不相同的。”
第三部分：战后处理及赔偿和补偿问题大众汽车公司的实例
同为汽车产业的大众汽车公司１９８８年正在编写纪念该公司创立５０周年历史（该公司１９３８年在纳粹政权下，按希特勒提出的“建设高速公路和制造大众汽车”的号召创立的），委托历史学家调查在集中营的劳动者接受强制性劳动的事实，并将调查结果编入公司历史。该公司认为在纳粹政权统治下的八年间情况，绝不能成为空白点。
该公司的干部与希特勒的关系密切，从党卫军那里可以得到集中营劳动者配额。１９４４年集中营劳动人数占公司职工人数的７０％以上，其他公司的劳动者所占比例平均为２６％。由此可见，大众汽车公司与纳粹政权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
１９９１年１０月该公司决定向“犹太人协会”等支付１２００万马克的补偿金。为了不忘掉该公司内对集中营的人们进行强制劳动的事实而建立了纪念碑，碑上刻写的是：“作为种族的政治上的受迫害者、战俘、来自第三帝国占领的欧洲各国的集中营关押人员，他们都是在为军需和犯罪性的制度而战争，在大众工厂中劳动，却遭受了极其残酷的痛苦。在这里对这上千名受强制劳动者寄予思念。”据说，该公司每年有２０名年轻职工被送往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让他们在那里约用２周时间进行学习、维修建筑物、扫除等工作。
由此可以看出，德国企业的战后补偿，开始时大都是出于营业上的考虑，但后来在各种形式的论争中，逐渐正视自己公司的历史，承认强制劳动这一事实。
日本企业是怎样对待战后补偿的呢？
日本企业的战后补偿情况是怎样的呢？
如上所述，日本政府在战争中把约有８０万～１００万的朝鲜人和４万中国人强抓到日本国内进行强制劳动。这些受害者或遗族就抓劳工强制劳动问题，起诉日本钢管、三菱造船、不二越三家公司，要求补发拖欠的工资，并赔偿损失。
上述原告都是韩国人和朝鲜人。如上所述，中国人虽未起诉，但就众所周知的花冈事件，对鹿岛组的强制劳动问题向鹿岛建设公司提出了补偿要求。
在收到这些补偿要求的企业中，只有鹿岛建设方面向受害的中国人承认了错误，并初步表示了谢罪（不过，还未答应按补偿要求去办）。日本钢管等三家公司认为他们的企业是服从国家政策的，不负任何责任，并认为这些问题已在１９６５年的《日韩请求权协定》中解决完毕，甚至还强调“时效”问题。
我已反复地指出，与德国相比较，日本作为国家所支付的战后补偿做得很不够。日本企业的战后补偿与德国企业的情况相比，不用说也做得非常不够，事实上完全没有去做。这如实地反映了日本政府的态度。如果想改善日本企业的形象，那么作为上策就应该积极地解决战后补偿问题。不过同德国企业的情况一样，若不进行企业的人事更迭，战后补偿问题也许是难以解决的。
（一）面对历史的态度
第三部分：战后处理及赔偿和补偿问题无反省的行动与发言
１９８５年５月８日，西德当时的总统魏茨泽克在演讲时说：“不正视过去的人，他最终也看不清现在。”他呼吁，战争的责任问题要跨世代地加以承担，因此唤起了许多人的共鸣。这个问题在前面已经多次谈及。
可是，在同一年的８月１５日，当时的中曾根首相强行首次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受到亚洲各国的严厉谴责。在这之前的７月２７日，中曾根首相在自民党轻井泽讨论会上说：“国民感谢殉国的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否则谁还为国捐躯呢”。接着，１９８６年４月２９日举行天皇即位６０周年纪念典礼。“６０周年”纪念典礼把明治宪法下作为“统治权的总揽者”的天皇和日本国宪法下作为“象征”的天皇不加区别地来进行纪念。
后来，多次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比如，１９８６年藤尾文部大臣肯定韩国殖民统治的发言，１９８８年奥野国务大臣否定日中战争侵略性质的发言等等。
从１９８８年秋到１９８９年初，围绕昭和天皇病情恶化和死亡，国内掀起一股赞美天皇、捏造历史的风潮。１９８９年２月，韩国《东亚日报》就竹下首相对众议院回答质询的发言——“过去的大战是否侵略战争的问题，要由后世的史学家来作评论”，谴责说：“否定天皇的战争责任的日本政府，又否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侵略性质。”中国政府也谴责说：“决不允许歪曲历史。”面对各国的批评，竹下首相辩解说：“由于没有表达清楚，引起亚洲各国的批评，很遗憾。”然而，事情的性质，决非什么“没有表达清楚”的问题。类似的事情，在日本曾经发生过多次。
１９９４年５月３日，永野法务大臣对每日新闻社记者说，“未曾发生过南京大屠杀事件”，“过去的战争并非侵略战争”。他受到国内外，特别是饱尝日本侵略之苦的亚洲人民的严厉批判，不得不辞职。永野的发言无视历史真相，对亚洲·太平洋战争毫无反省之意。实际上他根本没有去过南京，却说：“占领南京后我去过，没有发生那样的大屠杀事件”。他大言不惭地讲述虚构的事实（占领南京时他仅是一个１５岁的少年），其性质是极其恶劣的。
１９９４年６月１２日《每日新闻》晚刊报道说，宫泽前首相在任期间，为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日本遗族会的支持，曾密约参拜靖国神社，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前后秘密地进行了参拜。秘密参拜的原因是自１９８５年中曾根正式参拜后，遭到亚洲各国严厉批判，后来历届首相就暂时停止了参拜。在此背景下进行“秘密参拜”，是何等的姑息。
作为加害者的认识不足
明治维新以来，我国追赶西欧列强，在“脱亚入欧”的口号下，一股劲儿地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结果，导致了过去那场侵略战争——１５年战争。
前田哲男著《战略轰炸的思想》一书（朝日新闻社出版）指出，不仅要从受害者的角度来看东京大空袭以及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问题，还要从日本海军对重庆狂轰滥炸的历史来认识。他还进一步强调，我们还应当研究继广岛、长崎之后，美国在越南战争期间轰炸越南北方、多国部队在海湾战争期间空袭伊拉克的问题。这些观点颇有启迪。该书在谈及日本人的“亚洲观”和日中战争期间海军的作用时说：
“海军没有地面兵力，因此不必考虑行军和占领的问题，在中国作战可以说就是侵略领空战。从上海到南京、安庆、武汉、宜昌、重庆，沿着长江流域以至内陆地区的‘空中侵略’之路，无疑是以海军为主导的作战。从这种意义上讲，在中国的日本海军与陆军一样，双手都沾满了鲜血。海军的屠杀方式不是用刀枪袭击、占领和扫荡，而是突然从空中入侵、压制和轰炸。虽然不见踪影、不留痕迹地迅速离现场而去，凶器也很快飞散、消失，难以抓住佐证。但是，在中国的日本海军仍然逃脱不掉事实对它的判决：是侵略尖兵，大量滥杀无辜的实施犯。从日本海军和陆军在日中战争中的所作所为来看，尽管分属于两者的人在思想和行动上有所差异，但它们的不同仅仅是鼠疫与霍乱的区别而已。”
作者在评价所谓海军的理性派米内光政、井上成美时说：“空袭重庆可以说是‘南京之路’的进一步扩大再生产行为。因为在空袭南京之前，还存在着支援陆军占领都市进攻作战这种传统的作战方式，而轰炸重庆超越了这一范围，已表明了对城市进行恐怖性狂轰滥炸、破坏敌国国民抗战意志这一全新空战指导思想。这样的狂轰滥炸使‘结果’变成了目的，使‘过失’变成了故意。并且，井上成美少将被任命为支那舰队参谋长之后，对重庆的战略轰炸进一步升级，使之变成策划周密的狂轰滥炸。在对美政策上能够持理智和慎重态度的米内和井上两将军，在中国人眼里，他们对待亚洲人丝毫不想隐瞒其野蛮性，在同中国作战中与其他同等地位的日本军人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作者认为当时日本知识界的亚洲观是有问题的。前田还指出，战后，尽管井上成美很顽固，但他对自己一贯持严厉态度，其原因就在于他认识到自己在日中战争中罪行很大。
第四部分：补偿问题的核心与对历史的认识德国彻底追究战争责任
在德国，１９４５年４月３０日希特勒在柏林的地下室自杀。５月８日柏林沦陷，第三帝国灭亡。战后的德国崛起，与第三帝国完全是两回事。然而，它理所当然地承担了纳粹的全部战争责任，若不这样做，德国这个国家在欧洲就难以立足。
戈林（空军总司令）、黑斯（纳粹党总统代理）、里宾特洛甫（外交部长）等２４名纳粹党干部在国际军事法庭（纽伦堡法庭）被起诉，１９名被判处有罪。其中的１２名被判处绞刑（戈林在行刑前自杀）。在纽伦堡军事法庭上，宣判他们除了违反传统的战争法规外，还犯有“破坏和平罪”、“违反人道罪”。国际军事法庭认为，对不抗拒违法命令而顺从执行者不能免罪，由此确立了“不能承认违法命令的约束力”的纽伦堡法则。
国际军事法庭结束后，美军又继续在纽伦堡开庭１２次，审判军人、官僚、学者、经济界中的罪犯。外交官——魏茨泽克总统的父亲在外交组法庭继续受审，被判处有罪。斯彭斯·特雷西出色地扮演了美国电影《纽伦堡法庭》（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