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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位的活动。
齐王司马攸为人温文尔雅、亲贤好施,喜爱古代典籍,并且多才多艺,是一位有着浓厚的艺术气质的儒雅之士。而司马炎却似乎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他在气质上几乎完全秉承了父辈的天性,既有足以左右形势的谋略,同时也有着一副宽厚仁慈的外表。总之,政治家的天性加上客观上的优势,使得他在复杂的宫廷斗争中游刃有余。到晚年,司马昭不得不以强大的政治理智克服个人情感,接受了大臣们的建议,立司马炎为世子。
公元265年,司马昭病死,司马炎继承了相国晋王位,掌握全国军政大权。同年12月,经过精心准备之后,仿效曹丕代汉的故事,为自己登基做准备。在司马炎接任相国后,就有一些人受司马炎指使劝说魏帝曹奂早点让位。不久,曹奂下诏书说:“晋王,你家世代辅佐皇帝,功勋高过上天,四海蒙受司马家族的恩泽,上天要我把皇帝之位让给你,请顺应天命,不要推辞!”司马炎却假意多次推让。司马炎的心腹太尉何曾、卫将军贾充等人,带领满朝文武官员再三劝谏。司马炎多次推让后,才接受魏帝曹奂禅让,封曹奂为陈留王。司马炎于公元265年,登上帝位,改国号为晋,史称为西晋,晋王司马炎成了晋武帝。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魏王朝从曹丕让汉帝禅位称帝,传了45年,到此结束。司马昭也同样让魏帝以禅让的手段获取了帝位,魏国遂亡。但这时的司马炎心里并不轻松,他很清楚,虽然他登上王位宝座,但危机仍然存在。
从内部看,他的祖父、父亲为了给司马氏家族夺取帝位铺平道路,曾经对曹操以后的曹氏家族以及附属势力进行了残酷的屠杀,这件事所造成的阴影至今仍然横亘在人们的心中。从外部看,蜀汉虽平,孙吴仍在,虽说此时的东吴已不足以与晋抗衡,但毕竟也是一个不小的威胁。内忧外患告诉司马炎,要想巩固政权,进而完成吞并东吴、统一中国的大业,就首先要强固统治集团本身的凝聚力,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采取怀柔政策。为此,司马炎在即位的第一年,即下诏让已成为陈留王的魏帝载天子旌旗,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如魏旧,上书不称臣。同时又赐安乐公刘禅子弟一人为驸马都尉,第二年又解除了对汉室的禁锢。这不但缓和了朝廷内患———尤其是消除了已成为司马氏家族统治对象的曹氏家族心理上的恐惧———而且还安定了蜀汉人心,进而为赢得吴人的好感,为吞并东吴取得了主动权。
为了尽早地使国家从动乱不安的环境中摆脱出来,为统一奠定牢固的基础,无为与宽松政策成了西晋之初的立国精神。这种立国精神在国家的各种领域中充分地体现出来。公元268年,司马炎诏书中明确指出:“为永葆我大晋的江山,现以无为之法作为统领万国的核心。”同年,又向郡国颁下5条诏书: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当年,曹魏王朝的奠基者曹操继东汉的动乱政治之后,为了安定人心,恢复国力,曾实行了比较宽松开放、节俭求实的治国方略。但到了曹丕,政治渐趋严厉,社会风气亦腐败,曹操当年的风范已不复存在。皇帝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往往不断把强大的物质重负转移到百姓的身上,而长期的战乱更使百姓在惨淡的生计之外,还在心理上增添了一种恐惧与疲惫之感。在这种情况下,司马炎反其道而行之,提出无为而治的强国方略是最适合不过的
《图说…开国大帝》 晋武帝司马炎击灭东吴 统一全国
西晋成立之初,晋武帝为了收买人心,大封功臣,许多大家族都被封为公侯。短短几年时间,晋武帝共封了57个王,500多个公侯。蜀汉灭亡不久,晋武帝为了稳定巴蜀人心,又任用了一批原在蜀汉供职的官吏为朝官。晋武帝没有采取“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惯用手法,而是采取拉拢、收买人心的办法,稳定各级官吏,以确保社会稳定地过渡。因为晋武帝还看到,蜀汉虽亡,东吴未灭,全国还未统一。于是他开始运筹帷幄,准备击灭东吴,结束全国的分裂局面。
早在三国鼎立之时,魏的势力已超过蜀、吴,如以人口计,魏约占全国人口4/7,蜀、吴合占3/7。公元263年,魏灭蜀之后,三国鼎立变成了南北对峙,魏的力量更加强大。晋武帝代魏之后,雄心勃勃,“密有灭吴之计”,准备出兵灭吴,统一全国。
西晋全国正处于一种积极的态势之中,然而吴国却是在走下坡路。吴主孙皓的荒淫、残暴使吴国丧失了重整旗鼓的机会。孙皓命令大臣的女儿要先经过他的挑选,漂亮的入后宫供他一人享受,剩下的才能谈婚论嫁,这使他丧失了大臣们的支持,自毁根本,最终成了孤家寡人。对他劝谏的中书令贺邵不但没有受到他的表扬,反而被他用烧红的锯条残忍地锯下了舌头,其残暴程度与商纣王没有任何区别。孙皓杀人的方法很多,很残忍,像挖眼、剥脸皮和砍掉双脚等。孙皓的残暴注定了他要灭亡。由于孙皓的残暴使手下的将领们也对他丧失了信心,纷纷投降西晋。西晋的大臣们见吴国国力下降,政局不稳,也纷纷劝说司马炎趁机灭掉吴国。
但是,晋武帝受到了以太尉录尚书事贾充为首的保守派的反对,他们认为:吴有长江天险,且善水战,北人难以取胜。且近几年来西鲜卑举兵反晋,此时对吴作战,并“非其时”。而羊祜、张华、杜预等人则认为:吴帝孙皓腐化透顶,他不但对广大人民残酷剥削、镇压,而且在统治集团内部也排除异己,用刑残酷。孙吴目前是“上下离心”,如此刻出兵,“可不战而胜”。如果错过机会,“吴人更立令主”,励精图治,再去灭吴就相当不容易了。
两派意见,针锋相对。这样,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就摆在了晋武帝面前:是否出兵灭吴,统一全国?晋武帝意识到,自秦汉以来,统一已成为人类历史的主流,广大平民百姓要求统一,渴望和平。因此,晋武帝坚定地站在主战派一边。
为了完成灭吴大业,晋武帝在战略上做了充分准备。早在公元269年,他就派羊祜坐守军事重镇荆州,着手灭吴的准备工作。羊祜坐镇荆州后,减轻赋税,安定民心,荆州与东吴重镇石城(今湖北钟祥县)相距最近,晋军采取了“以善取胜”的策略,向吴军大施恩惠。由于孙皓挥霍无度,部队士兵常常领不到军饷,连饭也吃不饱。羊祜命人向吴军送酒送肉,瓦解吴军。这样,不时有吴军前来投降,羊祜下令说:吴军来要欢迎,走要欢送。有一次,吴将邓香被晋军抓到夏口,羊祜部下坚持要杀掉,羊祜不但不杀邓,而且还亲自为其松绑,把邓送了回去。有时,吴军狩猎打伤的野兽逃到了晋军领地,晋军也把这些野兽送到吴军帐内。正是由于这样的“厚”爱,东吴将领们的心已经一步步趋向晋军。
晋武帝在襄阳一边命羊祜以仁德对吴军施加影响,一边在长江上游的益州训练水军,建造战船。经过长达10年时间的充分准备,公元279年,晋军开始向东吴展开大规模的进攻。为了迅速夺取胜利,晋军分5路沿长江北岸,向吴军齐头并发。第6路晋军由巴东、益州出发,沿江东下,直捣吴军都城建业。20万晋军直扑东吴。东吴守军,在巫峡钉下了无数个锋利无比的、长十余丈的铁锥,在江面狭窄处用粗大的铁链封锁江面。晋军先用大竹排放入长江,晋军在船上载了无数根数丈长的用麻油浇灌的火点燃火炬,熊熊烈火能够把铁链烧断。就这样,东吴长江的防守设施被一个个排除了。
在第6路晋军进攻东吴时,为了分散、吸引守卫建业的吴军兵力,安东将军王浑率一路晋军,由北向南,直取建业。孙皓忙命丞相张悌统率主力渡江北上,迎击王浑,结果沿江东下的晋军乘机攻占了建业。
由于晋武帝准备充分,时机恰当,战略正确,前后仅用了四个多月,便夺取了灭吴战争的全部胜利。从此,东吴的全部郡、州、县,正式并入晋国版图。
公元280年,三国鼎立的局面完全结束了。晋武帝司马炎终于统一了全国,结束了长达近百年的分裂局面。
《图说…开国大帝》 晋武帝司马炎发展经济 太康繁荣
全国统一后,西晋政治上趋于安定,但由于多年战争的创伤,老百姓生活依然很艰苦。特别是皇室和权贵们无限制地霸占土地,更加重了农民的苦难。据说,长安东南的蓝田县,有一个很不起眼的“杂牌将军”庞宗,就占良田几百顷,其他达官贵人就更不必说了。农民没有土地,豪门世族利用占据的田地肆意盘剥农民。西晋初年,晋武帝把解决土地问题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内容之一。为此,他制定了“户调式”的经济制度。
户调式共有三项内容,即占田制、户调制和品官占田荫客制。
占田制是把占田制和赋税制结合在一起的一条法令。晋武帝时,对人口年龄进行了分组:男女年1660为正丁;1513,6165为次丁;12以下为小,66以上为老。占田制规定:丁男一人占田70亩,丁女占田30亩。同时又规定:每个丁男要缴给国家50亩税,计四斛;丁女缴20亩税;次丁男缴25亩税,次丁女免税。
这一规定,使得每个农民都可以合法地去占有应得的田地。不少豪门世家的佃户,也都纷纷脱离主人,去领取属于自己的一份土地。占田制发布以后,不少农民开垦了大片荒地,这对农业经济的好转起到一定的作用。
户调制即征收户税的制度。户调不分贫富,以户为单位征收租税。这一制度规定:“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对边郡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户调也作了具体的规定:边郡与内地同等之户,近的纳税额的三分之二,远的纳三分之一。少数民族,近的纳布一匹,远的纳布一丈。
品官占田荫客制是一种保障贵族、官僚们经济特权的制度,同时也有为贵族、官僚们占田和奴役人口的数量立一个“限制”的用意,以制止土地无限制地兼并和隐瞒户口的情况出现。此制度规定:“其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贵贱占田。第一品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每低一品,少五顷。”对于庇荫户,“品第六以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十五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庇荫户的佃客,为私家人口,归主人役使,不再负担国家徭役。
实行户调制的诏书发布之后,遭到了豪门世族的抵制。他们或是隐田不报,或是反对农民占有耕地。
尽管晋武帝的户调式遭到了种种阻碍,但这一制度从一定程度上,用行政的手段将大量的流动、闲散人口安置到土地从事生产,这对于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晋武帝很注意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如在汲郡开荒五千多顷,郡内的粮食很快富裕起来,又修整旧陂渠和新开陂渠,对于灌溉和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