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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们十分灰心处，是想到这次的试验，证明了我们此后的命运，作者向商人分手，永远成为一种徒然的努力。看到这三两年来上海方面所谓出版界的一切情形，盛衰盈亏消息，就更长了多少见识。一时节的“普罗文学”兴起，反手间的“民族文学”成立，不知者还以为一则不外乎同政府对立，一则不外乎为政府捧场，故现象推迁，有此结果。其实不要这个，欢迎那个，还是几个眼尖手快的商人所作的事。作家不过是一个商店的雇员，作品等于一种货物，在叫卖这种货物时，商人对于营业的智慧，不忘记用最诚恳的风度，向众人说：“这是国家提倡的时代的，所以预备出来给大家试试。”于是，在一种眩目的颜色声音里，年青人便试过了。因此作者自己也就忘却一切，俨然以为获得大众了。直到另一个趣味成为一种新的风气时为止，在这时节里，他可以把他的稿件，用三块钱千字的办法，从书店那方面得到那个作品的报酬，这就是作家获得大众意思。一个作者若缺少这种随风逐浪的精神，好象就是那么样，便算落伍了。
第二部分 记胡也频第12节 海军学生
我们愿意把自己工作放到这种竞卖的以外，故几个人才着手来办《红黑》，如今这试验既显然失败了，想到为了退还这从别一方面借来的一千块钱，似乎不找一点另外的事情去作作也不行了，因此我到吴淞教了点书。那时恰恰山东高级中学方面，向陆侃如同淦女士夫妇探询，有什么人愿意去教书没有，要她夫妇介绍。这海军学生，觉得除了教书没有别的更相称事情可做，因此由他们介绍，到后不久就同一个朋友过山东教书去了。
过山东去时，先是又说定了的，教书的过山东教书，做文章的还是留在上海做文章，半年后再决定新的办法。这种计划自然极好，因为两个人在上海一同住下，虽然同在一个房间里，各占据一个桌子做事，两无妨碍，可是这个人说不高兴了，那个人为了“陪伴玩一会儿”的原因，事情就只好放下的。到另一时那一个高兴做事，这一个又厌倦了，那就又轮到两人休息的时候了。如今既然暂时分手，半年中一定可以好好的做一点事，所以我也觉得他们那种打算十分好。
那时上海方面刊物，《奔流》没有了，《创造》没有了，《海风》没有了，《乐群》毫无气力了，《真美善》不能支持了，《金屋》似乎不想继续出版了。
那时骂人的同被骂的，都似乎是只有“主义”而无“作品”的人，所以这海军学生曾同我说：“休，他们倒热闹，好象很认真神气。让那些自己仿佛觉得有骂人权利的去骂人，让那些仿佛该挨骂的去挨骂；至于我们，是不相干的。我们自己努力，走我们自己的路，我们的成就，不是这些人可以估价的东西，也不必需他们估价。”我说：“我永远是那么主张。”
这海军学生走后，不到一个月，新的习惯仍然不适用于两个年青人，所以丁玲女士不久也就去了济南。济南学校方面一种新的生活，自然使他们发生新的兴味。但不到三个月，这两人，有一天忽然又悄悄的回到上海来了。两人回到上海后，住到环龙路，要我到那儿去看他们。见面时，问他为什么这样匆匆忙忙又离开了济南，两人只说那方面风潮闹得十分复杂，不愿意受人利用，且不能在那方面受人暗算，所以从青岛方面跑回来了。稍过一时，这海军学生，独在一处时，又才告我他们简直是逃回来的。当时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必须要逃回的理由。只听说山东方面学生，皆身强力壮，仪容可畏，就心想也许因为风潮影响，这海军学生，估量自己瘦瘦弱弱的身个儿，不能同人比武，所以即早跑开，也不失古君子的“明哲保身”意义。可是过几天，在吴淞我却听到淦女士说，两人是因为另外一件事逃出来的。我当时就稍稍有点糊涂，因为我想不出另外还有什么事会牵扯到这两个人身上，他们的性格，他们的生活，能凭空做出什么事，我倒十分疑惑。我以为这不外乎因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容易耸人观听，同时是初从上海跑到一个新地方去，上海那个时节，又正是连陆侃如先生讲中国诗史也得引用唯物史观方法的时节，在一般人都有意识或无意识承认文学是“可以放到一种积极的修正这个社会的一切谬误而存在”的情形下去努力，到内地去时，这平常观念影响到学生，同学校教育目的不甚合适，因此引出一些纠纷，也正是十分自然的事。为了免除这纠纷，同时且不愿意同一些不能与共事的人共事，这两个人就跑回原来地方，也十分合乎人情。
既然回来了，自然还得把生活放到笔尖上，故两个人预备好好的来写些文章，以为还是保守自己原来的生活方式，对于性格适宜一点，那时环龙路那间房子是很可以使两个人安静作事的，《小说月报》又可以容纳两个人的稿件，单行本的集子，还容易得到承印的书铺，故生活的前途，并不使两人觉得暗淡。
那时我也因为感到教书这件事很受窘，以为教书的人一定还得一些不是比我们懒惰狡猾，就是比我们世故聪明的人才相宜，自己有点悔恨自己冒险的失策了，所以对于他们不教书的生活，我是一个极赞同的人。
我们还想恢复《红黑》，作一切恢复的计划。又很希望可以到一个什么书铺或报纸上，办一个周刊，那自然还永远只是我们眼前一个空幻的圆光。在上海，我们既不属于任何有力团体，又没有一个书店是我们可靠的东家，所以留在上海，也仍然还是近于一种方便，什么机会也没有。
他们从济南回来是十月，很快的就过年了。
过了年，我还是住在吴淞学校里，没有勇气同那个不花钱的房子与那个可以欠一点伙食的厨房离开，他们则另外又搬了两个住处，总说是住处不甚适当，房东太脏，邻居太吵，事作不好。那半年来他们好象懒惰了一点，文章写得很少。我则因为一点别的事情，更无兴味写什么文章，所以比起上一年来，我们都好象消沉多了。
三月间，在武昌有一个朋友，办了一个《日出月刊》，要我们寄点文章去，我写了一篇论文，这海军学生，却把他的一个中篇送去发表。到这月刊印出时，武昌、南京两方面同时就遭了扣留，后来还罚了一千块钱。这刊物仅出一期便无从继续的原因，据说就是这海军学生的那个中篇。这文章名字叫做《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到后为光华书局印行，也仍然卖不出去。
这刊物我们在帮忙的地位，编者便本不想到它能出多久，既然第一期就遭受打击，那么大家沉默，也就完事了。
这时似乎这海军学生的文章，在《小说月报》方面也有问题了，在《妇女杂志》上，丁玲的文章也有问题了。对于这类事别人比我仿佛知道的比较多，许多人问到我的，我还不明白应当怎样答复。一切所谓问题，依我看来，不外两种理由，一则是作者作品切实了一点，二则是风气已到了“普罗作品”无从再给商人赚钱的时节，书店已不必需同这类作家要好，编者即或再明白一点，也不能不留心到营业利害上去。许多书局最体面的编辑，那时皆正各在预备办读书会，或编印中学生儿童文学一类刊物给读者，因此文章去处有了小小打击，也正是一种当然的道理。六月时，这海军学生卖了一点稿件给大东书局，那方面负责的孟先生，到后就同我说，这稿子是不是有问题，我当时没有能够说什么安慰他的话语，回来时还似乎十分抱歉。
但那些所谓“问题”，自然在这海军学生生活一方面，就起了一点影响。他们做的事已显然过了时。另外一些“先进”，稍前一时，给书店热闹了一阵，作者自己也就热闹了一阵。书店的文化事业，现在已关心到中小学生那一方面去了，他们既然不能在那些刊物上为学生讲“什么是小说”“什么是文学”那类题目，又不会编一首小孩子唱的儿歌，所以在一种不时髦的情形下，两人经济方面便窘了许多。半年来这两个人忽然不见什么文章发表了，一面自然是在自己心情上各有了小小变迁，一切不坚实的感情皆得在一种新的反省下有所修正，另一面，就是社会使他们沉静了。《在黑暗中》作者的双手照料到菜饭，比拿笔写什么的时节又多一点，因为生活使他们又不能不自己来处置饮食了。然而在北方，这作者的名字，却正成为一个时髦的名字。每有什么朋友从北方来了信时，谈到关于她的事情，同她去说，她总觉得好笑。“成功”并不能使她的手就把那一支笔尽捏到手上不放，一顿饭若不用自己的手去处置，这饭就无从上桌子，这真是另一方面的人所想不到的事。
但时代使人沉静而且老成了许多，由于生活而来的风雨，并不使这两个人颓唐。尤其那个海军学生，据我所观察到的，觉得这个人每日所需要的粮食，已和我的稍稍不同了一点。或者这仍然应说是那个南方人性格的特征，耳朵所听到的，眼睛所见到的，有了一些新的机会，给他一些新的注意，因为另外一种营养，显然的，慢慢的在改造这个人的灵魂，表面消瘦了许多，灵魂却更健康许多了。
我因为住在吴淞，离上海较远，同他见面也比较少了点，每次见他我总觉得他瘦了一点。在他们那种生活情形里，要他象许多朋友那么逐日发胖如大官，自然毫无希望，但什么事会使他瘦到这样子，我是很怀疑的。
人瘦了，下巴显得更尖，头颅显得更大，肩膊反而似乎宽了一点，走路时，也似乎更匆忙了。由于一些好肉好汤，同一种无节制的睡眠，再加上那种个人生活而持的沾沾自喜或天生大量态度，五年来中国各处地方添了许多胖子。这海军学生，有人说到他瘦了许多时，他总点头承认，并不说什么理由。等一会儿他留你吃饭，你便知道那个饮食也就不是为一个胖人而预备的饮食了。一点儿辣子，一点儿菠菜之类，再来一点黑黑的从罐头里倾出放到锅子里去又加上辣子一拌的牛肉，完事了。因为有了客，或者桌子上就多了一碟鸡蛋。为了方便同经济起见，罐头牛肉同鸡蛋算是轮流可以上桌的菜蔬。我从没有见过他们的桌上有一钵肉或一钵鸡的时节。每次同他们吃饭，总使我们记到几年以前在西山那个情景。每次因为到他们那里吃饭，必需添一点什么才够三个人的一餐，这海军学生，摸了一摸自己的口袋，忙匆匆的象个猫一样蹿出去时，望到那个跳跃的姿势，我常常心里想：这人比我年轻了许多，光阴在摧毁我，却成全这个人。
第二部分 记胡也频第13节 两人的“谣言”
但另外一些时节，到他那里去，也常见到他躺在床上，似乎生着一种气，问他“写了什么”时，总说“什么也不写”。他似乎是在为人类的愚蠢生气，为自己同这愚蠢作战而疲倦了，也不能不生气。我明白那个，我一定明白的。但在他那一方面看来，我却是个连自己也不明白自己的人；对于自己的缺少自信，对于自己的稿件随意卖去，对于钱的不打算，对于约稿信用的不遵守，都是他常常说到我，证明我是不能明白自己的。可是一个不明白自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