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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展读鲁迅书简在不少方面可以获得比他的作品更明晰的意见，而有些意见又甚至是连他的著作也很少或者是根本不曾涉及的。本文是仅就部分信函为例略加梳理草草写就的，内容尚嫌干瘪，论说也失之简单片面，这是要请读者明察并给以指教的。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12期）
《鲁迅其书》第四部分时代的剪影生活的实录——读《鲁迅日记》
日记，是作者对每天所见、所闻、所历、所感、所思的择要记录。这种自由、活泼、率真的文体，在我国溯源于西汉，肇始于唐代，发展于两宋，鼎盛于明清。1980年4月在扬州西效发现的西汉宣帝时王奉世日牍，虽然文字粗糙，记事简略，但已初具日记的基本形态。在西方，近代意义的日记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流行于17世纪。
日记的最大特色是真实天然。作为作者的心灵独语，撰写时并无问世之心，因而从中可以看到明晰的意见，可靠的史料，乃至于个人的隐私。这些都是从存心著述、意在流布的文字中绝对得不到的。正因为如此，日记才成为了正统文学、正统历史之外的一个宝藏，引起了考据学者、文化史学者、传记作者的特殊兴趣；一般读者也可从中享受到不同于一般的阅读乐趣。
日记的风格多姿多彩：有的志在立言，意存褒贬；有的缘事生情，缘景生情；有的剪贴摘抄，广摄新知……鲁迅先生的日记则采用排日记事形式，寥寥数语，简单精炼，应属于日记的“正宗嫡派”。不过，鲁迅也有生前公开发表的日记，如《马上日记》、《马上支日记》、《夜记》；但这在鲁迅日记中属于特例，已归入杂文创作范畴。
现存鲁迅日记起于1912年5月5日，讫于1936年10月18日，采用普通毛边纸印成的有黑色或红色丝栏的稿纸，每年合订一本，共二十五本，其中1922年日记在日寇1941年12月逮捕许广平时失落，现据许寿裳录存的片断补入。经电脑检索，总字数为39，4039字（不含标点）。这些日记，忠实记录了鲁迅北京、厦门、广州、上海时期的生活状况，是研究鲁迅生平、思想和创作历程的第一手资料，也是鲁迅留给我们的一份丰厚凝重的文化遗产。
鲁迅在谈到自己日记的内容时说：“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无所谓真面目，更无所谓真假。例如：二月二日晴，得A信；B来。三月三日雨，收C校薪水X元，复D信。一行满了，然而还有事，因为纸张也颇可惜，便将后来的事写入前一天的空白中。总而言之：是不很可靠的。但我以为B来是在二月一日，或者二月二，其实不甚有关系，即便不写也无妨；而实际上，不写的时候也常有。”《马上日记·豫序》。有的著名作家也以鲁迅日记是“流水帐”为理由，致函国家出版社，反对出版鲁迅日记。其实，鲁迅对他日记的自评是自谦之词，有文学性的夸张成分。在现存鲁迅日记手稿中，并未发现倒填日月的痕迹，只不过要事不录、小事不记的情况的确存在。例如鲁迅跟红军将领陈赓的著名会见，在日记中即不著痕迹。鲁迅跟瞿秋白先烈的交往，在日记中也没有完整的记录，而且采用了一系列的别名、代号，如何家夫妇、文尹夫妇、维宁（或作惟宁）、文它、何凝、凝冰、宜宾、萧参等。如果我们了解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牵牵连连的“瓜蔓抄”和罪名大得可怕的“日记案件”，了解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统治是如何比罐头盒还严，就能理解鲁迅为什么在撰写本具有不公开性因而根本不应罹难获罪的日记时也怀着戒备之心。至于银钱收付方面，鲁迅付出的钱不一定入帐，而收入及别人归还的钱，却很少漏记。从这一侧面，也反映出他博大仁厚的襟怀。
鲁迅日记的文字，我以为存在三种情况。一种是文意直露，如1935年7月17日：“晴，大热。上午寄母亲信。”一读就懂，无需深究。另一种很可能是隐语，如“夜濯足”。此类隐语，与研究作家的思想创作无涉，自然也不必深究。第三类情况是：在看似无关宏旨的词句后面，却蕴含了十分重要的政治文化内容。如1927年10月19日日记：“晚王望平招饮于兴华酒楼，同席十一人。”这并非一般的宴饮，而是鲁迅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互济会进行联系。1930年2月13日日记：“晚邀柔石往快活林吃面，又赴法教堂。”这并非进行宗教活动，而是参加党领导下的自由运动大同盟的活动。同年2月16日日记：“午后同柔石、雪峰出街饮加菲。”这并非一般的消闲，而是借咖啡馆举行左翼作家联盟筹备会议。同年5月7日日记：“晚同雪峰往爵禄饭店，回至北冰洋吃冰其林”。这也不是一般的游乐，而是去会见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负责人李立三。此类例子，不胜枚举，是鲁迅日记宝藏中最值得开掘的部分。
如果就鲁迅日记读鲁迅日记，肯定味同嚼蜡，无法卒读。但如果联系鲁迅作品、结合鲁迅生平史实阅读，就能从鲁迅日记中破译很多密码，使阅读过程成为不断有所发现的过程。这也就是说，有关鲁迅作品和鲁迅生平的知识是打开鲁迅日记宝库大门的钥匙，而从鲁迅日记中所获得的史料，又能帮助读者加深对鲁迅生活时代和创作历程的理解，更全面准确地掌握鲁迅生平史实，并对鲁迅某些作品的著译日期和某些内容进行补订。
作为个人生活道路的史录，鲁迅日记不装腔作势，不矫揉造作，不雕琢粉饰，有的文字比别的文章更能表现鲁迅的个性和多方面的生活内容，堪称最大意义上的个性化写作。“夜代女工王阿花付赎身钱百五十元”1930年1月9日日记。，充分表现了鲁迅对劳苦大众——特别是被压迫妇女的真挚同情。“上午赴部，车夫误碾地上所置橡皮水管，有似巡警者及常服者三数人突来乱击之，季世人性都如野狗，可叹！”1913年2月8日日记。，充分表现鲁迅对欺压劳苦大众的社会恶势力的深刻憎恨。“下午捐慰问被捕学生泉十”1927年4月16日日记。，这是鲁迅在国民党右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一次明确的政治表态。据不完全统计，鲁迅日记中关于从事著译的直接记载共1240多条，切切实实地反映出鲁迅在新文化战线上不避锋芒、顽强拼搏的一生。但鲁迅也有休憩。他在1933年1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旧历除夕也，治少许肴，邀雪峰夜饭，又买花爆十余，与海婴同登屋顶燃放之，盖如此度岁，不能得者已二年矣。”鲁迅极端厌恶那种叫人终年奋发、悲愤的说教者，因为“叫人整年的悲愤，劳作的英雄们，一定是自己毫不知道悲愤，劳作的人物。在实际上，悲愤者和劳作者，是时时需要休息和高兴的。古埃及的奴隶们，有时也会冷然一笑。这是蔑视一切的笑。不懂得这笑的意义者，只有主子和自安于奴才生活，而劳作较少，并且失了悲愤的奴才。”《花边文学·过年》。
有的研究者以记事繁简详略为区分标准，将日记区分为“复式记事日记”和“简式记事日记”。鲁迅日记记事至简，叙述极略，当然应归入后一种日记类型。在文坛论争的过程中，有些鲁迅的论敌将他称之为“绍兴刑名师爷”，“刀笔吏”。这自然是一种十分刻薄的攻击性言论。但作为深受浙文化氛围濡染的文学大师，鲁迅的文字又的确以老辣著称，能够只用一、两个词写尽一种心态，概括一种事物，品评一种人物，收到一针见血、寸铁杀人的艺术效果。鲁迅的这种语言力度，跟“一著点墨，动关生死”的师爷行文确有相似之处。“下午得妇来书，二十二日从丁家弄朱宅发，颇谬”1914年11月26日日记。——一个“谬”字，道破了鲁迅跟原配夫人之间的思想鸿沟，感情障壁。“其词甚怪”1912年9月6日日记。，“不知所云”（1913年2月5日），“不了了”1914年5月12日日记。，聊聊数字，彻底戳穿了北洋政府教育部范源濂总长，刘冠雄总长，梁善济次长三人色厉内荏的空虚本质。“无日不处忧患中”（1913年10月1日），简单七个字，也写尽了辛亥革命之后鲁迅由失望而陷于悲愤的心境。正是由于鲁迅行文简而有力，鲁迅日记才能呈现出丰富多姿的历史内容而为特定的时代传神写真。
由于鲁迅日记是研究鲁迅的最宝贵和最真实的史料之一，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价值，那些有意诋毁鲁迅的人往往挖空心思，极力想从鲁迅日记中嗅出一些自以为对他们有利的材料，以图达到他们并不光明正大的目的。比如因为鲁迅1912年的日记中出现了“寄羽太家信”的记载，有人就曲解文意，断言周作人的日本老婆羽太信子原是鲁迅之妻，因此才将寄羽太信子的信称为“家信”。殊不知这位在鲁迅日记中出现过七十余次的“羽太”其实是周作人的妻舅羽太重九。所谓“寄羽太家信”，就是往日本的羽太重九家里去信，对周作人的妻舅进行接济。又如，鲁迅1932年1月31日至2月5日日记有失记的情况，有人就故布疑阵，说鲁迅隐瞒了“整个生命里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令他心里最难过的，最恐惧的，到死也不能释然于怀的极端隐瞒的事”。这种含糊的指责，妄图误导读者往不当之处作无穷的想象，以使鲁迅在这种妄想中身败名裂。但对中国现代史和鲁迅生平稍有常识的人就会知道，1932年初爆发了日军进攻上海的一二八事变，鲁迅一家“突陷火线中，血刃塞途，飞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概。”（1932年2月22日致许寿裳信）在举家避难过程中，日记偶尔出现几天空白，怎么竟会成为鲁迅充当汉奸的罪证呢？更为荒唐的是，一贯以反鲁自诩的苏雪林女士公开撰文攻击鲁迅“狎妓”，人格因此破产。证据是鲁迅1932年2月16日的一则日记：“夜全寓十人皆至同宝泰饮酒，颇醉。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所谓“全寓”，系指鲁迅一家三口及其三弟周建人一家。世上哪有“全寓”同狎一妓的怪事？事实非常明显，所谓“妓”即因一二八事变流落到上海来卖唱的歌女。“略来坐”，无非是进行一种社会调查。试联系鲁迅同年创作的七绝《所闻》（“华灯照宴敞豪门，娇女严装侍玉尊，忽忆情亲焦土下，佯看罗袜掩啼痕”）以及七绝《无题·其二》（“皓齿吴娃唱柳枝，酒阑人静暮春时。无端旧梦驱残醉，独对灯阴忆子规”），就会明了这些作品的素材来源。令人不解的是，当今有些人极力为某些文人的劣行恶迹乃至杀妻之罪进行强辩，而又极力想在鲁迅圣洁的躯体上寻觅下蛆的处所。然而无论前一种做法抑或后一种做法，最终都将是徒劳无益费精神。
据周作人回忆，鲁迅在南京求学时期和赴日留学途中均写有日记，惜今佚。追回失落的鲁迅1922年日记，看来也是一件希望渺茫的事情。为了保存鲁迅手泽，以供图书馆、文化机关、研究者备置，上海出版公司于1951年影印了现存《鲁迅日记》1050部。1959年、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两次出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