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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性格，同时又连带地对于当时那个社会，那个时代，有了再度的认识。自此以后，我觉得情书集也很可以看。见1933年9月13日《大晚报》。
这大约是最早的评论吧，意见是颇为中肯的。
“革命的爱在大众”
各个民族，古往今来，自从发明了文字这奇巧的符号，有多少文学作品描写了男欢女爱、吟叹着“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尽期”呵！又有多少非文学的著作探讨着男女之间的感情及其应有的规范关系呵！世界四大宗教的经典，有谁能回避这个题目？总之，关于男女之情的文字，所谓汗牛充栋，也未必是“白发三千丈”似的夸张。它要接近真实得多。这也是必然的。因为“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而且“从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人的整个教养程度”。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鲁迅有一篇文章叫做《男人的进化》，就以惊人的概括力量和极其精练的文字，评述了人类从野蛮时期到资本主义社会这几千年间男女关系的状况，勾勒了“人的整个教养程度”的历史。不幸人类还没有打破以男性为中心的牢笼。
然而，恩格斯所说没有爱情的中世纪终于过去了。爱情，就是在所谓旧文明根深蒂固的古老中国，也如春寒中的野草小花，瑟瑟地滋长着。鲁迅用火辣辣的文明批评告诉过人们，中国青年喊出的“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热风·四十》。”鲁迅也曾作《反对“含泪”的批评家》，支持著名的爱情诗集《蕙的风》。鲁迅在自己的二十五篇小说中，专写爱情问题的约占八分之一，并不是一个很小的比例。这也是必然的吧？中国的古圣贤，虽然也看到了“食色性也”的事实，而那长久以来的方针，却是所谓“灭人欲”。一面是三妻四妾，荒淫无耻；一面却把性看做不洁，甚至于当作罪恶。一位彻底反传统的伟大思想家，不能不对“灭人欲”的荒谬的教条施行袭击，催促人们的觉醒，加速社会的大变革。
但是，当“革命文学”家为爱情加上“革命的”冠冕的时候，热衷于“革命＋恋爱”的创作的时候，鲁迅却指出：“我以为所谓恋爱，是只有不革命的恋爱的。革命的爱在大众，于性正如对于食物一样，再不会缠绵悱恻，但一时的选择，是有的罢。读众愿看这些，而不肯研究别的理论，很不好。大约仍是聊作消遣罢了。”鲁迅1929年4月7日致韦素园信。
“革命的爱在大众。”鲁迅和景宋的通信，也反映了这一品格。一方面，是情书，无须讳言这样的内容和性质。一方面，又不是所谓的“情书”，除了“卿卿我我”，还是“卿卿我我”，好像人世间除此真的什么也不再有了；更不是爱情就是一切，如天马行空，无所窒碍。爱情也是有品格的，它因时而异，因人而异。鲁迅和景宋对于原信的删改也说明这个问题。
确实，抽出的几封信，多是恋人之间调侃之作，其内容还不如隐去的一些称呼如“小莲蓬”之多含闺情。所有这些与“肉麻”完全异趣。它们的被抽出和隐去，不能说和调侃毫无关系，但恐怕主要还在于这纯系个人间事，而不是有什么“生呀死呀”的隐情难以见人。虽然“闺中有甚于画眉者”，但人们对待它们的态度决不相同，有人把它们看做人间最高的“人情”、“人性”，极尽绘声绘色之能事，自诩为将是不朽的杰作，有人却看得平平常常，不必写成稀奇古怪的文字。
删得最多的，是学校风潮和“革命策源地”的政治状况。这自然别有原因。但在原信这样的“情书”中，对学校的改革、国家的前途是多么念兹在兹呵。不错，这也是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然而，恰恰是在这种“相关”中，我们看到个人的命运和社会改革的前途完全溶合在一起，成为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正是这种气质和品格，使鲁迅和景宋，即使在“情书”中，也是除了自己保存之外，还时时想到中国，想到将来，充满了对人民大众的关切和热爱。鲁迅和景宋并没有增加这样的文字，更没有作相应于这样的修改，以显示自己多么合乎时代的潮流，多么志在革新。这是根本不需要的。志在革新，素质如此，用不着事后的修饰。可贵的恰恰在于：删去这些——或许在当时也不得不删去这些——，在《序言》中还要强调这一本书的特色是“平凡”，又是“旧作”，“其中并无革命气息”。
真理是朴素的，因而也是最美的。
（选自《〈两地书〉研究》）
《鲁迅其书》第四部分鲁迅书简的理论意义和文化内涵（1）
鲁迅先生说过：“书信，是向来有些读者的”。这话一点不假。
比如：近读李霁野先生的《从‘烟消云散’到‘云破月来’——〈鲁迅先生与未名社〉之一节》，就是一个验证。李先生在回忆他和鲁迅的交谈时这样说：
在谈得彼此很融洽的气氛中，先生突然对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你们看，我来编一本《情书一捆》，可会有读者？”在那时以前，有一个无聊文人章衣萍，出版了一本《情书一束》，我们是很厌恶的，先生戏言的“一捆”，是讽刺“一束”。我们当时猜想，这大概是指着先生和景宋的通信说，也认为若能出版，对了解先生的生活和思想很有用处，便诚心诚意地说，希望编好印行，至于读者，一定比读《呐喊》的还多，那时《呐喊》似乎销了八千册……。
霁野先生的猜想是不错的，这《情书一捆》就是戏指后来出版的《两地书》。这部书当时已经编就，景宋正在抄录誊正。《两地书》不久也就公开出版；而且，霁野先生的预言现在已被证实，读过《两地书》的又何止八千人呢？
这就证明“书信，是向来有些读者的。”
若说《两地书》之“有些读者”，是因为那是“情书”，那么非情书的书简就没有读者吗？否。只要是年届花甲之人，就还记得在50年代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时，报上就曾公布过舒芜先生交出的一大批友人的通信。那读者之多，是远远超过《两地书》的。其结果是胡风先生由此而定死了冤案，许多人大受株连，另有更多的人因之而瞠目结舌，哑口无言，知道了即便是给朋友写信，也绝不可不防后患！又，前些年《傅雷家书》，亦曾轰动一时，一版再版，是颇有些读者的，但因他们父子通信的当年，一在国内，一在境外，仿佛那些信件的寄出，就颇费周折。后来，居然保存下来，又竟然能够出版，也足称是出版史上的盛举。我还记得，在“文革”动乱期间，也有人为了洗清自己，便将朋友的信件交出，有的甚至还抄成大字报公之于众，于是围观者密密麻麻，伸脖垫脚，或窃窃私语，或义形于色，尔后是朋友落难，挨批挨斗。这就又一次警戒大家：即使是给至友、给爱人写信，也还是隐藏一点好，过分赤裸裸，也难免是等于赤膊上阵，保不准那一天会中暗箭，将自己置于有口难辩的尴尬境地。
这就又从另一方面验证了鲁迅的话：“书信，是向来有些读者的。”
那么，书信之有读者，秘诀何在呢？鲁迅先生也作了论述。他说：
现在的读文人的非文学作品，大约目的已经有些和古之人不同，是比较的欧化了的：远之，在钩稽文坛的故实，近之，在探索作者的生平。而后者似乎要居多数。因为一个人的言行，总有一部分愿意别人知道，或者不妨给别人知道，但有一部分却不然。然而一个人的脾气，又偏爱知道别人不肯给人知道的一部分，于是尺牍就有了出路。这并非等于窥探门缝，意在发人的阴私，实在是因为要知道这人的全般，就是从不经意处，看出这人——社会的一分子的真实。
鲁迅先生又说：
写信固然比较的随便，然而做作惯了的，仍不免带些惯性，别人以为他这回是赤条条的上场了罢，他其实还是穿着肉色紧身小衫裤，甚至于用了平常决不应用的奶罩。话虽如此，比起峨冠博带的时候来，这一回可究竟较近于真实。所以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
（《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
鲁迅在《答有恒先生》信中说过：“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但他立刻又说：“有许多还是隐藏着的”。尽管如此，也无非是加了一些藻饰，用了某些曲笔而已，“赤条条的上场”的情形，也还是不少。即或是“穿了肉色紧身小衫裤”，也恰如他自家所说，“比起峨冠博带的时候来”，是“究竟较近于真实”的。因此，可以这样说：鲁迅的书简，是他全部著作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比他的许多著作更袒露、更真实、更能看到他的真情实感、更能显示他“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伟大品格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要了解鲁迅的全人，要了解他作为一位伟人的全部真实，不读他的书信是绝对不成的；假使能够将鲁迅的著作和书简逐年顺序对读，那可就真可谓：“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了。不过，即便是无暇大量阅读他著作的人，偶然在茶余饭后展读他的书信，也是不难从中获得某些启示和教益的罢！
为了把鲁迅的作品普及到广大的读者中去，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拟出版一套《鲁迅著作解读文库》丛书。全套丛书共五种，并约我撰写一本《书信解读》。鉴于鲁迅书简的解读之作似乎罕见，或竟没有，而鲁迅书简的重要意义，亦如上述，所以我便愉快地答允了。今年7、8、9、10四个月，我就僻处寒舍做这件事。现在，这事已基本完成，可以划上一个句号了。但，又因在编选、解读的过程中，不无心得，故愿将一些粗浅的认识写在下面，以就教于识者。
鲁迅一生写过多少信？很难有确切的统计。如果不能说是上万封；恐怕也至少有大几千封。现在，收入《鲁迅全集》的（包括《两地书》中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信和他自己编入杂文集中的信件）约为1500封。这仅是他全部书信的四、五分之一。他早年的大量书信，早已散佚，实在可惜；就是晚年的许多信（如致许羡苏、徐诗荃、刘岘等），失存的也不少。尚存之信本来不多，而我应约所编写的《鲁迅书信解读》，限于篇幅，又只能是一个选本，所选之信仅仅六十五封，尚不足现存信函之二十分之一。鲁迅说：“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更流行，更有作用。”我岂敢作如是想？！鲁迅又说“选本既经选者所滤过，就总只能吃他所给予的糟和”，不可由此以为得了“文笔的精华”，倒恐怕反“被选者缩小了眼界”。尽管我将自以为重要或在某些方面具有代表意义的信选入，但限于水平，也限于眼光，或有更重要、更具代表性者而竟被遗漏，也在所难免。我将所选的六十五封信区为六类，即“致现代作家”、“致版画青年”、“致左联人士”、“致社会各界”、“致爱人家人”和“致外国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