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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连载。刘大杰鼓吹说:“试问在近代的中外作家里,有哪一篇好小说,有哪一首好诗,不是从烟圈里做出来的。”青田鼓吹说:“直接予纪帮助,间接予四库全书成功的,却是烟草罢。烟草的功勋,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就不易埋没了。”徐的《论烟》,则更把吸烟与文明联系起来,他说:“人类文明的进步,在吸烟史前是何等迟缓?而在史后是何等的迅速呢?”“凡是有才干有能力的人,不吸烟者要是有一千分之一,那才是咄咄怪事!女子在文化上少贡献,我不相信不是少吸烟之故,女诗人李清照如果肯多多吸烟,那她的诗词必能更光耀万丈”,因为“烟在一方面是助人以进取的精神,他方面则是给人以疲倦的安慰,她在一方面是起科学的作用,他方面是收艺术的功效的。”
鼓吹喝茶,当推周作人。他早在1928年的《雨天的书·喝茶》中,就是“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得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又抵十年的尘梦。”他的发表于《人间世》创刊号的《五十自寿诗》,也在茶字上做文章,说是“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喝苦茶。”此后的《人间世》上名人们对周作人的许多诗,也无一不在喝茶上翻新花样。
林语堂等人的“赞颂悠闲,鼓吹烟茗”,看来似乎是飘然出世,其实呢,对社会,对个人,都有其“功用”在焉。所以,鲁迅深刻地指出:它“又是挣扎之一种,不过挣扎得隐藏一些”,含蓄地揭露了现代隐士们在“悠闲”、“烟茗”下的世俗利害的实质。
第三,鲁迅在文中还说:“泰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无见,耳无闻,但苟有议及自己们或他的一伙的,则虽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便耳聪目明,奋袂而起,好象事件之大,远胜于宇宙之灭亡者,也就为了这缘故。其实连和苍蝇也何尝有什么相关。”这也是对林语堂等现代隐士们的揭露。文中的“宇宙”、“苍蝇”,显然是对林语堂在《人间世》发刊词中所说的“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的讽刺。而“奋袂而起”的事,也是有许多例子可举的。例如,1934年,由刘大杰校编标点、林语堂校阅的《袁中郎全集》出版了,但其中有不少标点错误。曹聚仁发表了《何必袁中郎》、《标点三不朽》、《谈标点古书》等文,对刘大杰的标点错误进行批评。林语堂就于1934年12月在暨南大学演讲时,大骂曹聚仁是“没有人格”、“没有家教”、“开口就骂”、“骂社会”、“骂名流”、“甚至连我和刘大杰都骂到”、“可恨”、“好象妓女一样下贱”。提倡“幽默”的林语堂,这时候一点不幽默了。事情涉及到他们一伙,他就泼妇骂街般地骂开了。这篇讲演在《论语》五十七期上发表时,题名为《做文与做人》,把这些骂人话都删去了。为此,曹聚仁还写了一篇《我与语堂先生往还的始终》以揭露真相。
对林语堂等“论语派”的斗争,是30年代文艺战线上的重大斗争之一。林语堂以《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为阵地,讲幽默,谈性灵,说潇洒,赞颂悠闲,宣扬隐逸思想,鼓吹明人小品,为国民党反动统治起着粉饰太平,麻痹群众的反动作用。鲁迅曾写了许多文章和他们斗争。《隐士》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篇。
“骂倒了一切古今人”与“袁中郎”
鲁迅在《招贴即扯》中说:“工愁的人物,真是层出不穷。开年正月,就有人怕骂倒了一切古今人,只留下自己的没意思。”这位工愁的人物是谁呢?1958年版的《鲁迅全集》没有注释。经查,他就是论语派的林语堂。他在《做文与做人》1935年1月《论语》五十七期。一文中,指责他所谓“骂人”的“现代文人”,说:“你骂吴稚晖、蔡元培、胡适之老朽,你自己也得打算有吴稚晖、蔡元培、胡适之的地位,能不能这样操持。你骂袁中郎消沉,你也得自己照照镜子,做个京官,能不能象袁中郎之廉洁自守,兴利除弊。不然天下的人被你骂完了,只剩你一个人,那岂不是很悲观的现象?”
林语堂在古人中特别提了袁中郎,还不是没有原因的。1933~1934年,林语堂等人对于袁中郎的宣传,实在是很热闹过一阵。1934年,他们出版了袁中郎全集,并在《论语》上大登广告,广告中说:“经刘大杰先生将中郎诸集,搜罗无遗,细心校刊,始成此最完善之全集。复经林语堂、周作人、郁达夫、阿英诸位先生校阅作序,尤为难得。现因篇幅过多,改分中装六册,并加标点,用仿宋字及上等宣纸精印,古雅绝伦。”他们在《论语》上以“幽默文选”栏刊登袁中郎的文章。他们发表了许多颂扬袁中郎的文字,尤其是林语堂,几乎言必称引中郎。林语堂还在1935年1月《人间世》十九期的“1934年我所爱读的书”栏中,特别写上《袁中郎全集》,并加注说明道:“自来我读书少有如此咀嚼法。在我读书算一种新的经验。”
那么,林语堂等宣扬了袁中郎的什么呢?
在为人方面,他们竭力宣扬袁中郎的潇洒浪漫的处世态度。林语堂在《说潇洒》1935年2月《文饭小品》创刊号。中说:“即如在中国文学,名为儒家经世派的天下,却暗地里全受道家思想的支配——如山林思想,归田思想,归真返璞,保和持泰等。”而在所举的作家中,就有袁中郎。刘大杰在《袁中郎的诗文观》1934年10月《人间世》十三期。中说:“中郎是一个追求精神自由的人,……他在苏州做了一年多官,精神上感到极大的痛苦。他时时刻刻想辞官不做,想到山林里去,追求他那精神自由的理想生活。……后来,他费了无穷的气力,辞去了县官,同几位诗酒朋友,到浙江去游山玩水去了。”张汝钊的《袁中郎的佛学思想》《人间世》二十期。一文,也是强调袁中郎不愿做官,辞官以后,“朝夕潜心研究”佛学,“不问世事”,“受了当时禅净二宗的洗礼了”,“是‘禅净双修,定慧具足’的出格豪杰,所以他的襟怀自然有一种不能用言语来谨表的霁月和风状态,与一团活泼地精神”,简直把袁中郎说成是超然世外的佛门弟子了。并说他因此而受到了“一般头巾气——自命为主持风骚的儒臣”的攻击。
在文学方面,林语堂等竭力宣扬袁中郎的“性灵”说。林语堂的《论文》1933年4月《论语》十五期。和《论文下》1933年11月《论语》二十八期。是两篇系统宣扬“性灵”文学的文章。文中他引了袁氏三兄弟关于“性灵”的许多话,然后加以发挥,说“性灵派文学,是抓住近代文的命脉,而足以启近代散文的源流”,“文章者,个人性灵之表现。性灵之为物,唯我知之,生我之父母不知,同床之吾妻亦不知,然文学之生命实寄托于此。”刘大杰在《袁中郎的诗文观》中也说:“重性灵,这一点,可以说是中郎文学的精髓。性灵便是今人所说的情感和情趣。……文学没有性灵,文学便是死的,譬如人没有灵魂,人也是死的一样。所以中郎对于这一点,特别重视。”与此相联系的,林语堂还宣扬袁中郎“提倡本色之美”,若非出口成章便不是好诗,君非不加点窜便不是好文《说本色之美》,见《文饭小品》第六期。;推崇袁中郎“赏识《金瓶梅》,……是浪漫文学观念之开始,浪漫文学都看重‘才’字‘逸’字。”《说潇洒》,见《文饭小品》创刊号。。林语堂等当时正在提倡小品文,袁中郎的“性灵”小品,是他们奉为楷模的,刘大杰就说:“小品文实为明代文学之精华也,……中郎全集……确有不少绝妙的小品文章。”《春波楼随笔》,见《人间世》创刊号。
鲁迅曾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题未定草》七。袁中郎有潇洒飘逸的一面,但是,更重要的,他还有关心世事的一面。他的性灵文学主张,在反对当时的文学拟古主义潮流中,是很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对于文学的社会作用方面,却是比较的被忽视了的。而林语堂等竭力宣传袁中郎的出世思想,宣扬他的表现士大夫情趣的“性灵”小品,对“性灵”加以唯心主义的发挥,这正如有人宣扬陶潜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并断定陶潜“混身是‘静穆’”一样,是一种对古人的歪曲。当时,在国难当头的严峻时刻,在国民党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残酷处境下,宣扬这些东西,对广大读者起着极其有害的作用。因此,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艺运动,理所当然地对林语堂等人进行了批判斗争。
鲁迅在《买〈小学大全〉记》、《病后杂谈》、《骂杀与捧杀》、《读书忌》等文中,就对他们宣扬“性灵”、歪曲袁中郎、掩盖民族压迫、阶级压迫的血淋淋现实等方面,进行深刻的揭露。鲁迅在《骂杀与捧杀》中指出:袁中郎“这一明末的作家,在文学史上,是自有他们的价值和地位的。而不幸被一群学者们捧了出来,颂扬,标点,印刷……正如在中郎脸上,画上花脸,却指给大家看,啧啧赞叹道:‘看哪,这多么“性灵”呀!’对于中郎的本质,自然是并无关系的,但在未经别人将花脸洗清之前,这‘中郎’总不免招人好笑,大触其霉头。”
《鲁迅其书》第四部分《且介亭杂文二集》注释札记(3)
阿英当时也指出了这一点。他在《袁中郎与政治》1934年《人间世》第七期。中说:“中郎这一顿冤枉,主要的是吃在现世的一般借他作掩护的人身上。他们没有正面黑暗的勇气,没有在白刃当前反抗暴力的精神,于是拖出一个死中郎,来作自己的盾牌。——其实袁中郎尸骨虽寒,遗集宛在,他一生之中,何曾象是一般人,把‘时事’忘却来!”
鲁迅等的揭露,使得林语堂等人“愤慨和狼狈之状可掬。”于是引出了他在《做文与做人》中的我们在本文开头所引的一段妙文。
《招贴即扯》就是鲁迅针对这一段妙文,对于他们歪曲袁中郎的进一步批判。对于林语堂的“骂倒了一切古今人”的怪论,鲁迅揭示了一个极其深刻的思想:“岂但一切古今人,连一个人也没有骂倒过。凡是倒掉的,决不是因为骂,却只为揭穿了假面。”鲁迅这篇文章,做的也就是揭穿假面的工作。他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指出“中郎正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人物的人,赞《金瓶梅》,作小品文,并不是他的全部”。从而撕去了林语堂等挂着袁中郎招牌的假面,暴露了他们歪曲袁中郎、贩卖论语派货色的蛀虫本相。
围绕袁中郎的斗争,是当时左翼文艺运动和林语堂等的论语派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招贴即扯》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篇。
“文人相轻”
鲁迅在《“文人相轻”》一文中说:“今年又出了新口号,叫作‘文人相轻’。”
这个提出“文人相轻”的口号究竟是谁?1958年版的《鲁迅全集》未作注释。我们查了一部分当时的报刊杂志,发现“文人相轻”见之于林语堂的《做文与做人》发表于1935年1月《论语》五十七期。一文中,这是他在暨南大学演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