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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伪自由书》显示了鲁迅掌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显微镜”、“透视镜”观察社会、分析事物的真知灼见。他运用得如此灵活、自如，观察得如此敏锐、精微，分析得如此透彻而不带片面性，以至总是能令人信服地透过事物的现象揭示出它的实质，使得敌人的一切花言巧语、种种冠冕堂皇的招牌，都无法掩饰其不可告人的祸心和恶行。
鲁迅根据自己的观察、分析，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活动规律和反革命手法做出了极其精确的揭示，他指出他们“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的；有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有一声不响，而其实倒做了的。然而也有说这样，竟这样的。”（《推背图》）陈子展的《正面文章反看法》陈子展作，发表于1933年3月13日《申报·自由谈》。其中大意是说当时的喊“航空救国”，其实是不敢炸日本军而只是炸“匪”（红军）；“长期抵抗”等于长期不抵抗；“收回失地”等于不收回失地。，已经算得上深得国民党反动派的活动规律和反革命手法，也是一切反动派的活动规律和惯用的反革命手法。鲁迅给人们提供了与反动派进行斗争的强有力的认识武器和批判武器。
《伪自由书》里的许多文章，就是运用这一思想武器来揭示事物的真相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的。《赌咒》寥寥数语，便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誓杀敌，誓死抵抗，誓……”的“抗日”誓言，不过是把发誓赌咒摩登化了的江湖骗术，他们实际做的倒是誓不抵抗。《航空救国三愿》以辛辣的讽刺口吻，向国民党“防空队”陈明三愿：一、路要认清；二、飞得快些；三、莫杀人民！幽默地嘲讽和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打着“航空救国”的幌子，干着搜刮民财，扩充军力，加紧进行反革命军事“围剿”，屠杀人民的勾当。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国民党反动当局无视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却以保护古物为名忙于南迁古物，以大学生是“国民中坚分子”为口实不准大学生逃难。对此，鲁迅著文指出他们声称保护古物，实际是盗窃古物发国难财；他们指责大学生逃难，其实是以此掩饰他们自己的弃城失地落荒而逃。鲁迅寓意深切地给这篇文章题名曰《崇实》；“崇实”，就是主张尊重事实，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是鲁迅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鲜明特点。鲁迅说：“揭穿假面，就是指出了实际来”《且介亭杂文二集·“招贴即扯”》。，“以过去和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来测将来，洞若观火！”《南腔北调集·〈守常全集〉题记》。他的杂感，包括《伪自由书》在内，都是从事实出发，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观察、分析事物，揭示其本质，从而思想格外的深刻，战斗格外有力。
《伪自由书》的第三个思想特点是它的预见性。1933年7月19日，也就是在鲁迅写完《伪自由书》里的最后一篇杂感的两个月之后，鲁迅为《伪自由书》写《前记》时指出：“其实是我所指摘，现在都已由事实来证明的了，我那时不过说得略早几天而已。”“略早几天”，恰恰说明《伪自由书》表现了鲁迅的高度的政治远见和科学的预见。
《鲁迅其书》第四部分论《伪自由书》（2）
1933年5月，日本侵略军占领河北省北部，平津一带受到严重威胁。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卖国集团却置外敌于不顾，为加紧筹划第五次反革命军事“围剿”，派出著名亲日分子黄郛与日军秘密谈判，阴谋妥协。为了掩盖黄郛北上的卖国真相，他们贼喊捉贼，制造天津站投掷炸弹事件，以汉奸罪名杀害了无辜的青年工人刘魁生。鲁迅剖析了他们这一系列鬼祟行径，洞察他们的阴谋诡计，写出《保留》、《再谈保留》，愤怒地指出：“但我希望我们将加给他的罪名暂时保留，再来看一看事实，这事实不必待至三年，也不必待至五十年，在那挂着的头颅还未烂掉之前，就要明白了：谁是卖国者。”（《保留》）国民党反动当局可以不准鲁迅的文章发表，但是却无法抹煞鲁迅的预见，用不了三年，更等不到五十年，仅仅在文章写出四天之后，即五月二十二日便应验了——黄郛派人与日军开始了秘密接触，三十一日便与日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事实终于证实了鲁迅的预见，洗去了喷在无辜青年工人头上的狗血，证明了真正的卖国者正是栽赃诬陷青年工人为汉奸的国民党反动派自己。鲁迅不是神仙，他的预见来自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分析。他分析事实，觅出规律，推测将来，《伪自由书》的《后记》就是这样一篇具有马克思主义远见卓识的洋洋大文。在这篇文章里，鲁迅做出了“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的科学论断。不出所料，他总结的阶级斗争的经验，揭露的敌人五花八门的阴面战法，在此后的中国近现代阶级斗争的历史舞台上无不重演。历史是鲁迅深邃的政治远见的雄辩的见证。
总之，《伪自由书》是鲁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方法分析时事，揭露敌人，批评社会的有力的文学武器，是鲁迅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既丰富深刻，又生动具体的反映。
真与美的杂文艺术
在中国文学史上，鲁迅的杂文已经成为成熟的，形成了具有自己稳定的基本艺术特征的文体。但是这种基本的艺术特征又是通过不同杂文篇章的丰富多彩的特色而表现的。《伪自由书》的篇章都是鲁迅遵循真与美的艺术原则，以辛辣的讽刺、睿智的幽默、鲜明的形象和严谨的文笔创作的文学佳品。鲁迅赋予深刻的思想以艺术的表现，充分体现了杂文艺术的美学价值，从而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量，取得了教育人民，揭露敌人的巨大的社会效果。
鲁迅杂文政治上的战斗性、尖锐性是以艺术上的真实性为基础的。即使是讽刺，也离不开真实。鲁迅曾明确指出：“‘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且介亭杂文二集·什么是“讽刺”？》。。《伪自由书》的辛辣的讽刺，就是以真实为精髓的。鲁迅善于抓取生活中常见的事实，“特别一提”，赋予它讽刺的生命。“特别一提”，说的是艺术处理，即“同一事件，在拉杂的非艺术的记录中，是不成为讽刺，谁也不大会受感动的”，还必须“加以精炼，甚至于夸张”《且介亭杂文二集·什么是“讽刺”？》。。在《伪自由书》里，鲁迅常常对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和现象，捕捉其最富特征之点，与历史上或现实中的类似事件和现象相对照，做比较，以彼推此，相谐成趣，取得精炼与夸张的讽刺效果，给读者以启发。他对挂着金字招牌的反动文人的既无行又无文和靠舞文弄墨掩盖其不抵抗的国民党反动军阀的“武人不武”的揭露（《文人无文》）；对吴稚晖一类“药渣”和“民族主义文学家”之流“新药”的嘲讽（《新药》）；对国民党反动派与日本帝国主义相配合，屠杀中国人民，毁灭中华民族的罪行的挞伐（《中国人的生命圈》）；对以“战略关系”、“引敌深入”为借口，引狼入室，投降卖国的国民党卖国集团的痛斥（《战略关系》），无一不是根据已有的实事或会有的实情，通过精炼和夸张的艺术手法，对讥刺对象的本质特征加以集中、放大、突现，产生强烈的讽刺效果，使读者从嬉笑怒骂的艺术妙趣中领会文章的锋芒所向，认识被揭露批判的对象的本质。
在讽刺固属犯忌，幽默亦应归天的国民党反动文化专制主义统治下，《伪自由书》的某些时评文章也不得不“更加婉约其辞”，然而，语意虽含蓄，却并不减其“干犯豪贵”之锋芒。鲁迅挥洒他幽默之笔，旁征博引，谈古论今，说东道西，风趣多姿；幽默而不流于油滑，含蓄而不失之含糊。正如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一样，在鲁迅的笔下，幽默的灵魂也是真实。他曾形象而透辟地阐释说：“要赏识‘幽默’也真难。我曾经从生理学来证明过中国打屁股之合理，假使屁股是为了排泄或坐坐而生的罢，就不必这么大，脚底要小得远，不是足够支持全身了么？我们现在早不吃人了，肉也用不着这么多。那么，可见是专供打打之用的了。有时告诉人们，大抵以为是‘幽默’。”《花边文学·玩笑只当它玩笑（下）》。这段话以蕴含幽默意味的事例，说明了什么是真正的幽默。鲁迅认为离开具有幽默特质的生活现实，故意编造笑料；搞语言游戏，便不免要“掉到‘开玩笑’的阴沟里去。”《花边文学·玩笑只当它玩笑（上）》。他严格地区分幽默与讽刺、滑稽、玩笑的界限，指出林语堂等提倡的幽默不过是庸俗的玩笑而已，因此他曾说：“我不爱‘幽默’，并且以为这是只有爱开圆桌会议的国民才闹得出来的玩意儿，在中国，却连意译也办不到。”“幽默在中国是不会有的。”《南腔北调集·论语一年》。其实这恰是鲁迅对当时不准真正的幽默文学存在的文化专制主义和冒牌幽默的帮闲文学的批判，而鲁迅是善于发掘生活的幽默的。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压政策下，为了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杀出一条血路，鲁迅杂文充分发挥了幽默的作用——捕捉生活中的幽默材料，加以提炼，用来嘲讽、揭露敌人。恩格斯曾经把英国费边派在工人运动中的丑恶表演及其失败，视为生活的嘲弄、历史的幽默恩格斯1893年11月11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伪自由书》的《止哭文学》、《现代史》、《大观园的人才》、《逃的辩护》诸篇，看来也无一不是把生活的幽默和历史的幽默现诸笔端的佳作。生活的绝妙讽刺是，歪曲现实、粉饰现实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却总是被生活现实所嘲弄，在现实面前原形毕露，留下历史的笑柄。从《大上海的毁灭》的“民族主义文学”到《提倡辣椒救国》的“止哭文学”，从起用杀气腾腾的“老旦”到拉出刁声浪气的“花旦”，都是他们黔驴技穷的失败记录；大学生“自行失足落水”的谎言和变来变去，万变不离其宗的政治把戏的破产，都是一切欲玩弄生活和历史的反动势力，必将被生活所嘲弄的明证。恩格斯高度评价了这种生活的幽默的历史作用，说这是“在历史发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