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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感录在我国也是“古已有之”。传统的议论文大都讲究直观领悟，所说之理，一般不循逻辑分析，进行演绎推理，而用寓言联想的方式让人意会，将寻常事理凝结为让人咀嚼的箴言，有感而发，意到笔随。或箴言戒世，指导人生；或引类取譬，论辩驳难；或谐辞隐语，讽喻世态，不拘一体，因此传统的“论体”、“说体”不少就是精巧别致的随感录。像庄子的机智奇巧的哲理寓言，韩非幽婉辩证的《说林》，嵇康清峻通脱的议论体，佛家喻理明慧的《百喻经》，以及一些杂记杂说，皆为鲁迅所深心喜爱。他对传统论说文简隽而长于悟理之精髓的独特感受与嗣续，使他与杂文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外，鲁迅对西方的随笔与尼采的格言文体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924年，他翻译厨川白村文艺随笔集《出了象牙之塔》，其中他所翻译的厨川白村论Essay一文，公认为是对正在兴起的小品文的权威界说。而尼采格言式的文体，也为鲁迅所借鉴，他称许尼采“用箴言集成”的文章“太好”，曾翻译了《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译文序跋集·〈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译者附记》。。鲁迅早期对尼采的喜爱，不仅在于他的反偶像崇拜，反传统的超人思想，而且也在于他的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尼采用精彩的妙语，随时记下时时闪现的思想的只言片语，警策的格言，奇异的联想，诗样的激情，不用逻辑的分析、综合、论证，在哲学的玄思中，任一粒粒思想的珠子串连成文，即使前后矛盾也不顾及，所以这个哲学家又被人们称为诗人、文体家。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虽为小说，但也颇具尼采哲理散文的情韵，每一节就是可以独立成篇的随感录，而他的《热风》则被人尊为“中国的尼采”。
所以鲁迅之最终走上以杂文为主体的创作道路，除了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外，还有着自身的思想情调，艺术气质的内在原因。冯雪峰曾指出杂文“更适合于鲁迅先生的战斗性格和他的思想要求”，“更适合于他的思想方法和他的不停地思索着的那种情况”，因此，“杂文也就成为他的艺术天才的创造性表现了。”冯雪峰：《回忆鲁迅》。
一种文体的确立总是依赖于它的代表作家的创作实践来完成的，鲁迅的文体选择正意味着一种新文体的创造，他收集于《热风》中的随感录虽可看出对古今中外相类文体的承传借鉴，但却以一股清新之气超逸于历史之上，而创格为一种新的现代杂文，成为现代杂文的光辉起点。
什么是“随感录”，鲁迅没有作过解释。他在《热风》的《题记》中说：“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中做些短评，还在这前一年”，那么在他看来“随感录”即是“短评”。其后的《华盖集》、《华盖集续编》鲁迅也称为短评，但同为短评，风格并不相同。鲁迅曾这样比较过《热风》与《华盖集》的风格差异：“这一年所写的杂感，竟比收在《热风》里的整四年的还要多。意见大部分还是那样，而态度却没有那么质直了，措辞也时常弯弯曲曲，议论又往往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华盖集·题记》。前者质直，后者婉曲，固然表现着杂文风格的演进，但《热风》的“质直”却自有它的意义。
风格并不全然属于作家自己，风格也是在历史中形成。风格是时代精神，民族性格及作家个人气质的统一，对于文体风格来说更是如此。“五四”时期是一个收纳新潮，思想解放的时期，人们自然要求文学上的晓畅、明快、质直。从文学革命中脱颖而出的早期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大都表现着启迪人思索，激发人情感的热烈明快的风格。《热风》中的随感录也大都表现出这种时代的新风格。比如这样一些反国粹主义的议论：“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够站得住脚：这事极须劳力费心。而‘国粹’多的国民，尤须劳力费心，因为他的‘粹’太多。粹太多，便太特别。太特别，便难与种种人协同生长，挣得地位。”《随感录三十六》。完全是直白。不用细思索，就可知晓。再比如“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随感录四十六》。，这种非此即彼的判断，干脆爽直，不容人置辩，今天读来会觉得少了一点辩证法，但比之那折衷调和之论，更表明了收纳新潮、吐弃陈套的革新精神，而所列举的“孔丘关羽”“达尔文易卜生”已经符号化，是越出了概念实体自身的表征新旧文化精神的符号，质直的判断，表明了文化价值的符号选择。再比如“我们几百代的祖先里面，昏乱的人，定然不少：有讲道学的儒生，有讲阴阳五行的道士，有静坐炼丹的仙人，也有打脸打把子的戏子。所以我们现在虽想好好做‘人’，难保血管里的昏乱分子不来作怪，我们也不由自主，一变而为研究丹田脸谱的人物：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随感录三十八》。诅咒旧文化的“昏乱”，这种激进的言词在今天看来，不只质直，而且过分激烈，但在新旧文化剧烈搏斗的年代，在一个古老的衰朽的民族需要再造生命的年代，改革者面对复古势力的冷嘲侮谩，而出之以这样激烈的文辞是算不了什么的。林语堂说得好：“以文学革命而言，虽然是胡适之平心静气理论之功，也未始非陈独秀‘四十二生的大炮’及钱玄同谩骂‘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以与十八妖魔宣战之力”林语堂：《插论语丝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热风》中的随感录，简短而质直，晓畅而峻急，是早期杂文的战斗风格，即如鲁迅评“玄同之文”：“颇汪洋，而少含蓄，使读者览之了然，无所疑惑，故于表白意见，反为相宜，效力亦复很大”《两地书·一二》；1925年4月14日。，这也可以部分地说明《热风》的文体风格。
《热风》是一部文体风格统一的短评集，鲁迅没有将1918年7月写的《我之节烈观》及1919年10月写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两篇思想随笔收入，正是为了保持《热风》文体风格的统一。《热风》中的文章，有些尽管并非发表于《新青年》的“随感录”，但我们都可称之为随感录，在保持形制简短，自由活泼的统一风格下，其体式又是多种多样的。
首先是一事一议的随感体。即以“随随便便”的絮语，向病态社会发诛心之论：“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热风·题记》。议论是从小事小问题入手，在人们不以为病，不觉其苦的地方，指出其病苦，以新文化，新道德观开拓出全新的思想境界，有着巨大的思想启蒙力量。叙事简明，议论切要，去芜存精，尽量用联想代替逻辑推理，读后有着沉睡的意识与情感重被唤醒的清新之感。如：
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的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的在家里转。转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上转，同他们的父亲一样，或者还不如。
……
中国娶妻早是福气，儿子多也是福气。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所以随便转转，没有人管他，因为无论如何，数目和材料的资格，总还存在。即使偶尔送进学堂，然而社会和家庭的习惯，尊长和伴侣的脾气，却多与教育反背，仍然会使他们与新时代不合。
……
因为我们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后是只要“人”之父！
一个寻常的教育孩子的问题，经作者对常见不怪的生活现象的观照叙述，竟让人悟出了是一个要变“孩子之父”为“‘人’之父”的社会思想革命的问题。“人之父”的崭新观念唤起了人们对长期习惯于“孩子之父”的经验的反思，对于宗法制下的父子之情的重新审视。作者对“人之父”与“孩子之父”新旧两种观念的对比择取，使人们从对经验的自省中去理解新文化精神。
我国传统的“说体”，如韩非的《说林》，刘向的《说苑》，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叙议大多泾渭分明，以叙为主，议附着于叙，议的作用是点题。这种议虽有画龙点睛之妙，但毕竟显出思维的拘谨，除点题外，作者可能再难于生发出什么议论；虽有曲包的余韵，却少了理性的思辨，读后留下的主要是那颇为生动的小故事。现代人的理性思辨必然要改变这种只求直观生动的叙事。鲁迅的随感体，有叙有议，但叙只是议的引线与依托，目的是借题发挥。他的叙，不只是事象的摹态，更重要的是事象的关照。他的关照的叙事，是在呈示世态之本相时，将人引入一种思辨的动情的境界中。如我们上面所引鲁迅对任孩子“在街上转”“在家里转”，“转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上转”的世态陈述，显然也是对社会之文化的心理的关照，看到这几个“转”字，真令人感慨万端，从这种关照的叙述构成的特定情致中必然会生发令人思绪绵绵的精警之论。
其次是格言体。一部《热风》，处处闪现着蕴含新文化精神的格言。善于将自己的人生体验结晶为警策的格言，这是鲁迅的思维特色，也是他的天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往往将鲁迅与尼采并论。其中有些格言，也的确烙着尼采思想的印迹，如“‘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天才宣战”《随感录三十八》。，这的确有着尼采超人色彩。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其中蕴含着的民族自我反思的历史内容和构想民族心理素质革新的精神。提倡“个人的自大”，就是使人意识到个人对社会应负的责任、义务感，反对对民族危机、社会改革取旁观的态度；敢于怀疑，敢于冒险；不媚俗从众，不苟安现状；努力进取，追求成功。当人们需要从纲常名教，从因袭的旧思想旧观念中脱壳而出时，提倡这“个人的自大”实在大有必要。可以这样设想，五四新文化运动如若没有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一批具有现代人格心理素质的战士，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惮以天下学究为敌，敢发惊世骇俗的议论，历史就可能是另一种样子。而“合群的爱国的自大”则是视一切卓尔独异的革新者为异己，侈谈“爱国”却不承担义务，任民族沉沦旁观冷漠，不图革新，苟安自保，从众随俗，诡易圆滑。鲁迅提出“个人的自大”就是对混沌的乌合之众自大的反省与拨正。
跳跃式的思维，格言式的论说，《热风》的这一特色与尼采的格言体相近。其中的有些篇什，如《随感录四十九》、《随感录六十五·暴君下的臣民》、《随感录六十六·生命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