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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的邪恶意念压到潜意识深层心理空间中去；觉醒的知识分子在它面前感到软弱无力，宏图大志不得展，一腔热血无处流；劳动群众和下层封建知识分子中的悲剧主人公在它面前犹如落入网罟中的鸟，苦诉无门，求告无路。这个形象系列的人物在合不在分，“群性”才是他们的“个性”，“个性”在“群性”中表现得最鲜明。犹如蝗虫，作为个体，其“个性”是模糊的，作为蝗群，才充分表现出他们的“个性”和“意志”。在《呐喊》和《彷徨》的部分篇章的部分片断中，他们只是混混沌沌、模模糊糊的一片。像暗夜在旷野中发出的鬼魂的叫号，闻声不见人；有时这个混沌的整体没有声音，只有一些不分明的形体，杂沓的动作，像昏夜游动着的鬼魅，但见鬼影绰绰，不闻足声语声；以上两种情况的混合体，构成了杂沓的形和无主名的人物发出的声的模糊画面，这里出现了人物的语言、动作、表情和外貌，但都是支离的描写，拼凑不成一个完整的人物；当鲁迅把这个模糊的画面略向前推进，画面的尺幅相对缩小了，人物的轮廓则相对清楚了，原来粘连在一起的人物开始分成单个的人体，但他们仍被作为一个群体被处理着，借代或近于借代的方式是区分单个人与单个人的区别的主要艺术手段。这种区分不是为了表现单个人的个性，而是为了便于叙述；当把这个混沌的整体再向前推进一步，读者才看清了独立活动着的人。但在这时，他们的个性特征仍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群性”仍然是他们统一的“个性”，外貌描写主要是漫画式的，有的还仍然带着自己的一两个形体标志到处乱转。人物语言在这类人物身上开始具有个性色彩，但作为一个整体人物却不带有独特的典型意义；当鲁迅将之进一步具体化，人物的独立性愈加加强，各自的独立特征开始具有了独特的典型意义，人物形象也开始由扁平形向凸圆形发展，但个性意义仍不如他们的群体意义为大。这个人物形象系列的活动区间也就到此为止，假若再进一步具体化，他们便不再仅仅是可怕、可憎、可恶的群体形象了，而同时是可悲、可怜的悲剧人物了，因为作为每个单个的人，他们原本只是封建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的盲目维护者，他们个人同样也是这种思想道德的受害者。当《阿Q正传》把原本属于这个群体的一员作为特写镜头映出时，阿Q便主要不属于这个形象系列了。很显然，在这个形象系列的描写中，直接的细致心理描绘没有施展的余地，外貌的描写即使有也是漫画化的。语言描写是这个形象系列的最大特征，因为语言是封建舆论的主要工具；表情描写几乎与语言描写具有同等的价值，一个鄙夷的表情同一句尖酸刻薄的话对于觉醒的知识分子和劳动群众、下层封建知识分子中的悲剧主人公的精神杀伤力是同等的；但它的定向性太强，没有语言的传递性能良好，因而不如语言描写运用得广泛。
劳动群众和下层封建知识分子中的悲剧主人公是封建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的全面受害者，他们以两个共同具有基本特征区别于其他几个系列的人物形象：他们与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都是受害者，但他们缺乏与封建传统思想对立的新的社会理想和思想观念；他们的思想意识本质与地主阶级统治者、封建卫道者的知识分子形象同属于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但他们缺乏维护自己的道德尊严所必备的虚伪，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也使他们虚伪不下去（孔乙己也想维持自己的尊严，但要吃饭，便不能不去偷，他的地位使周围人不会对他“为贤者讳”，他无法虚伪下去）。这使他们必然落入封建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的网里并为之吃掉。《呐喊》和《彷徨》对他们的艺术描写是适应了他们这种思想特征的。大致讲来，《呐喊》和《彷徨》中存在着两类六种揭示人物心理特征的艺术手法，它们各自有其特定的适用性。第一大类是由外而内的透视法，其中又有三种形态：一、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等外部表现，蜿蜒曲折地向他的心灵深处开掘，经过反复的描写达到对人物心理动机和潜意识心理动机的真实揭示。这种揭示人物心理动机方式的困难性本身，便使读者感到人物的讳莫如深和习惯性的虚伪。这种形态主要用于对封建卫道者的心理刻画；二、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等外部表现的描写，让人看到而又不能直接地、异常清晰地看到人物的真实心理动机。这种揭示人物心理方式的曲折性本身，也使人感到人物的虚伪性，感到他们极力维护自己道德尊严的企图。这种艺术方式主要用于对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描写；三、通过人物语言和行动的描写，能使读者较轻易地看到人物的内心世界。这种描写方式的轻易性本身，给读者造成的印象是被描写人物属于胸无城府的人，他虽然并没有直白自己的内心世界，但也没有极力掩盖自己的企图。第二大类是由内而外的表现法，其中也可分为三种形态，接以上三种继续排列便是；四、由人物直接对自己的生活经历、思想感情和心理活动做真实可信的剖白，这是对自我有明确意识的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所独有的描写方式；五、由人物用语言的方式直接表述自己在想什么，他不一定能意识到自己心理活动的本质意义，但却是自己真实想法的真实表露；六、由作者直接对人物的心理活动和心理动机做真实的描绘，由于这种描绘的直接性和轻易性，它也不给读者造成人物的虚伪感觉。我们看到，鲁迅对劳动群众和下层封建知识分子中的悲剧主人公的描写，没有运用上述一、二种艺术方式，并以此将他们的思想素质与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知识分子中的封建卫道者明确地区别开来；他也没有运用上述第四种艺术方式，并以此与觉醒知识分子的描写有所不同。对他们的描写，分别采用了上述第三、第五、第六三种方式。在这类形象中，又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类是自守的、内向的，一类是非自守的、外向的。前一类属于长期的物质和精神的压抑所造成的苦闷麻木那种精神病态表现，他们对别人的精神痛苦可能是冷漠的，但并不以虐人为乐。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闰土、祥林嫂都属于这种类型；后一类属于既麻木、冷漠，又失去了对苦闷的感觉且可以虐人为乐的精神病态表现。其中最典型的是阿Q，爱姑作为外向性性格也可属于这一类。前者的偏于内向，并非由于内心世界特别丰富，而是缺乏外在表现性，内心也只是茫漠的悲哀，所以这类人物的心理活动反而并不如后一类活跃。在前一类人物形象塑造中，鲁迅只给他们设计了很少的人物语言，通过动作、表情和肖像揭示他们内心的极度痛苦是其主要艺术形式，有时也直接描绘他们的心理活动或由他们自己的口表述他们的内心活动，但这种心理活动本身也不是他们自身感情情绪的直接表现，而是他们对事物、事件的忆念（如单四嫂子对儿子的回忆和祥林嫂对儿子被吃过程的叙述）。上述第三种由外而内的透视手段在这类人物的描写中占有主导的地位，上述第六种心理的直接描绘也带上了一定的透视性。在后一类形象的塑造中，上述第三、第五、第六种艺术手段都同时得到了运用。但在所有这几种手段中，都带有更大的轻易性和直接性，他们的心理活动变化迅速，跳跃性大，不带有任何深沉感、严肃感，他们的语言设计、动作设计、表情设计都较前一类为多，并且读者很容易从他们的外部表现中看到他们的心理活动。
《鲁迅其书》第一部分《呐喊》《彷徨》综论（8）
2《呐喊》、《彷徨》的环境描写、情节和结构
鲁迅对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重视，体现在《呐喊》和《彷徨》的具体创作中，还具体表现为对环境描写的重视。他笔下的环境描写，重点不在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而在社会思想环境。在整个《呐喊》和《彷徨》里，各篇的环境描写，呈现着高度的统一性，其性质都是由封建的社会意识形态组成的社会思想环境，组成的人与人的思想关系。它在其中的重要地位可以从它与人物塑造的关系中得到说明：环境描写可以独立于典型人物塑造而独立自存（如《示众》），而人物塑造却必须依存于社会思想环境的精确展示；环境描写离开典型人物自身的意义仍有其独立的典型意义（如《长明灯》里的“疯子”之是否存在，吉光屯那个思想环境依然照常存在并且有其典型意义），而典型人物离开自身所处的典型环境便会失去原有典型意义（如《伤逝》里的涓生若不结合他的特定思想环境来理解便成为一个负心汉的典型）。严格说来，鲁迅所选取的人物典型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周围社会思想环境的试剂，谁能在更充分的意义上试出封建思想环境的毒性，谁就可以进入鲁迅小说人物形象的画廊。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呐喊》、《彷徨》中的环境描写归纳为四种方式：一、陈列式；二、单向测试式；三、双向测试式；四、倒转式。所谓陈列式，是说把封建思想、封建伦理道德控制下的社会思想环境通过典型的生活画面做直接的陈列展览。其中没有悲剧主人公，没有处于显著地位的主要人物，没有人的完整、细致的生活命运，基本上只让这个环境本身表演它的愚昧和落后、保守和守旧、狭隘和自私、狡猾和歹毒、冷漠和麻木。其中最典型的是《示众》和《药》，《长明灯》基本上也属于这一类，《故乡》兼跨一、三两类，属于过渡形态。在这些篇章里，充分发挥了鲁迅的描写技巧。由于鲁迅对中国社会思想的深刻了解，其作品的思想内涵都是极为深厚的。所谓单向测试式，是说仅从一个方向上对封建思想环境的破坏性进行测试，投入的试剂——悲剧主人公自身是与这环境对立的，是企图改变这种环境的，但结果是环境的胜利，人物的失败，封建思想环境吃掉了人物的理想和愿望。《狂人日记》、《头发的故事》、《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孤独者》、《伤逝》是最典型的例子，而《明天》、《祝福》、《离婚》就其主要倾向而言也应属于这一类，因为鲁迅重点不是表现单四嫂子、祥林嫂、爱姑的愚昧落后，而更重视她们虽然茫漠、简单但却确实存在着的挣扎和期待。这类作品着重显示的是封建思想环境的高压力，它起于外部世界的描绘和叙述，完成于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和展示，人物精神意志的摧折和思想愿望的毁灭集中表现了外部社会思想环境的险恶。所以这些篇章多以心灵挖掘的深度见称。所谓双向测试式，是说在两个方向上对封建思想环境进行测试。鲁迅投入的试剂——悲剧主人公在内外两面上都显示着封建思想环境的破坏性力量，他一方面是属于这个环境中的人物，是封建思想环境的表现者，另一方面又是这个环境的压力的承受者，是被这个环境毁灭了的人物。属于这类情况的有《孔乙己》、《白光》、《阿Q正传》。《阿Q正传》为其杰出代表。假若我们考虑到鲁迅意向的中心在于深刻揭示中国社会思想革命的必要性，假若我们考虑到鲁迅的这种意向是通过对社会思想环境的深刻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