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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少有心静下来听她讲一支花开的时候。却始终记得有一次，我回家看见窗台上多了一小盆海棠，开得风情绰约。我以为是她找回来的。她却淡淡说，是你爸路过花市，看到这盆海棠好看，他喜欢，就买回来养了。我听得很惊奇，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起，爸爸这种只会看着电视里战争片热血沸腾的糙汉子，居然也有这份温柔心思了。
妈妈一直说爸爸不浪漫，没情调，但是他在她身边一辈子慢慢过下来，也会为一盆海棠心动驻足了。
何尝不是她的情怀，钻进了他心里去。
情怀还在，写作就是自然而然的事。
我鼓励她拿起笔，开始写。
她说她不知道从哪里写起，有什么可写。
于是那一年的年假，我带她去桂林阳朔，只有我们母女俩，把老爸扔在家里。
老爸也不吃醋，笑眯眯支持她出去玩，说下次换我就行了。
我让她带上本子，从路上的游记写起，最简单的写作起点。
她听话认真得像个小学生，真的在车上，在飞机上，就开始想着点点滴滴怎么描写记述。
此后住进酒店，每晚入睡前，她都抱着本子靠着枕头，拿支笔认认真真写她的游记。
写好给我看，让我给她修改，提意见。我改了一两句后，突然觉得这不对，这么一改，就带上了雕饰。
我是熟手，文字从我手中出来，排列组合都是熟手的架势。她的文字，也许不可能比我的精细圆熟，但一定比我的天然质朴，这多么可贵。
于是我坚决不再给她改作文，叫她鼓足自信，按自己的心意随便写。写完我只是看，不断给她表扬鼓励。事实上，她的文字真是温柔可爱。
小时候她教我写作文，也是这样，不肯给我改，要我每个字都发于内心。
在阳朔的日子里，我们像两个大女生，到处拍照，互拍自拍，自恋又搞怪。看看风景，吃吃喝喝，两个馋嘴猫整天都在寻觅美食，吃到了一碗好吃的米粉，玩回来再累也专门跑去再吃一碗。我们也吵架拌嘴，还冷战，你不理我，我不理你，气鼓鼓地在街上并肩走，走着走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和好了。西街上那些或靡靡或文艺的小咖啡馆，小酒吧，她也很习惯，自己拿一本书，整个午后消磨在咖啡香和露台下的流水声里。入夜我们一起在酒吧的迷离灯光下看红男绿女，听歌手弹唱。酒吧老板调了一杯鸡尾酒送给她，赞美她优雅。她端庄地道谢。
白天我们去乡间田垄，划船，徒步，骑单车。
乡间小路两边开满了橙花，香满了一路，单车轻盈掠过，远处炊烟袅袅。
她在前，我在后，我哼唱起《南海姑娘》，她笑眯眯回头说一句：唱跑调了。
就这样，我带她旅行，她什么也不用管，背着手跟着我走就行了。
就像小时候，不管多远的路途，我只管牵着她的手，背上自己漂亮的小背包，戴上小墨镜，蹦蹦跶跶，就随着她走过了那些名山大川。
五岁，七岁，九岁……一年年的暑假、寒假，都会跟着妈妈去旅行。
她带我，乘船沿长江三峡顺流而下，在繁星密布的夏夜天空下，站在船头，她轻盈的蓝色格纹裙子被风吹着，我仍记得，那时江水的滔滔，那时风里的芬芳，那时她光滑皮肤上的清凉。
我们一起想象夜色中掠过的山峰，像什么动物，有什么传说。
多年之后，那个牵着她温暖的手，依偎着她站在船头的小女孩，开始独自旅行，向着未知的远方，向着海洋，越走越远，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
在巴塞罗那的港口，在瑞士的雪山，在布拉格的大桥，在威尼斯的舞会，在柏林的歌剧院，在奥地利的城堡，在莱比锡的教堂烛光下，在维罗纳晚祷的钟声里……她翻看我拍的照片，听我讲异国他乡的故事。她总是一边牵挂，一边骄傲；一边唠叨，一边自豪。那些很好的时光，很好的地方，五光十色的美好，不同时空的不同人生，我看着，妈妈就觉得像她自己也看见了一样；我经历着，就像她也经历了一样。
当我远离故乡，远离父母，在自己的这条路上，独自为梦想前行的时候，似乎也离妈妈的生活越来越远。
我们过着两种生活，两种不同观念下的不同人生。
母女是最亲密的两个人，常常，也是斗争最激烈的两个人。
有多少母亲，总想在女儿身上实现自己的寄托，修复自己人生中的遗憾和不完美。
就会有多少女儿，总要去反抗被复制和修改，要去捍卫自我和独立。
于是这场战争无休无止。
母女之间的战争，贯穿了许多女孩子的青春，直到女孩变成女人，变成妻子和母亲，这种无奈的战争似乎才得到和解。
甚至有些人，终生无法和解。
我和妈妈之间，爱与被爱的对抗，从我十几岁开始酝酿，渐渐随着我的独立，这对抗也越发激烈，终于在我决意远赴欧洲时，到达对抗的巅峰。
我是野马一样桀骜的性子，头也不回，朝自己认定的路上飞奔。
妈妈却想做个好牧人，拼尽全力，在后面想勒住我的缰绳。
她害怕这匹烈马跑得太远太累，迷失回家的方向。
妈妈总是觉得她不知道我在外面过得怎么样，冷暖寒暑，阴晴圆缺，都经历了些什么。
即使你的生活，在所有人眼里都鲜花着锦，即使再多人艳羡，这世上有一个人，还是会觉得这都不够好，总是觉得你在受苦受累——这个人就是母亲。
小的时候，她教我坚强，不抱怨，不诉苦。
后来她常常近乎央求地要求我：“有什么事就跟妈妈说一说吧。”
在那个很冷的冬天，据说是欧洲一百年来最冷的冬天，我独自在欧洲。
那个时候我和妈妈的对抗，正在激烈时。
一天午后，我坐在落地窗后，对着外面白茫茫的雪景，突然很想告诉她，这里下大雪了，很漂亮。用skype打通她的电话，很多年没有煲过电话粥的我们，也或许从来没有过吧，我竟不记得了……那一天，却隔着两个大洲，煲了一个多小时。
那天她温柔平和极了，反常的，没有说一句责备劝诫的话。
这么多年来，或许那是我第一次向她求援，自己并没意识到，以为只想跟她说声，下雪了。
在那个疲惫到临界点的时刻，无意识地，我向她伸出了手，渴望得到她的温暖。
也是在那一天，她明白了，不是只有勒紧缰绳才能保护她的小马驹，而是只需这一句，“没关系，妈妈在这里”——就足以替孩子抵挡哪怕来自全世界的寒意。
持续将近十年的，母女间隐形不可见的战争，在那天结束了。
我们不再对抗。
当她拼命拉紧缰绳，我拼命挣扎，只想摆脱和远离。
当她放开手，我转身走向她，伸手牵住她，带着她一起自在奔跑。
次年的母亲节，我远在意大利，请朋友帮我订了花，送上门。
她收到花后，写了一封长长的邮件给我。
她说：女儿，你替我实现了梦想，你是我的骄傲。
我回答——
我才不要去替你实现梦想呢。
梦想要凭自己去实现才称得上是梦想。
我不想只是替你看世界，我想带你一起走，让你自己来看这世界的多姿多彩。
我鼓励她拿起笔，书写自己的文字，自己的故事，一步步走近她的愿望。
当我还是一个不知道海水是什么味道的小丫头时，她带回海水给我尝，带回远方和广阔，令我向往，令我有勇气去追寻，去将梦想一个个安置进真实的生活。
现在她六十岁了，在我眼里，她不是一个从此在家颐养天年，整日念叨着“常回家看看”的老太太。在我眼中，她依然是那个站在船头夜风中，裙袂与发梢一起飞扬的美丽女子。
我做了很多年她的女儿，现在我的年龄和她变成我妈妈的时候相近了。
我想我们终于可以做一对能彼此理解，能以心灵开放沟通的好朋友。
第七章 如花美眷
“米线，谁的三鲜米线……”
这一口软软糯糯的苍老话音，我到现在也没能忘记。
耳边响起这声音，眼前就又看到她，佝偻瘦小的身子，白发烫成小卷，两鬓用铁丝发夹蓬松夹上去。很小巧的一张脸，满是皱纹，皱得看不清五官，嘴巴也瘪了，眼睛眯得细长，因为她总是笑——颤巍巍双手端一碗米线走过来，对着你笑；收了钱，低头在围裙兜兜里找补，对着你笑；佝身慢悠悠扫地，扫到你面前，低声细语说，同学，请让一下，还是对着你笑。
她个子很小，两肩高低不齐，从背后看，一侧肩胛拱起，不知道是因疾病还是伤残。
那时，中午放了学，常去她的小铺子吃米线。尤其阴雨天，热乎乎捧着大汤碗，挑着细滑的米线，哪怕坐在四面透风，顶上偶尔还漏雨的篷子下，也满足极了。米线铺搭在校门口一条小巷子里，教职工宿舍楼下空地，搭了个简易狭小的厨房，外面塑料布篷子一拉，几张桌凳摆上，就是他们一家人的铺子。
儿子是厨师，一个戴眼镜的微胖中年人，好像在炉子前生了根似的，不停重复煮米线、挑米线的动作，大冬天也忙得满脸是汗。媳妇打下手，洗菜洗碗备调料，手脚麻利，人也和气；老婆婆端米线，收钱，收拾桌子，扫地……一家人分工协作，有条有理，每天生意都很好，学生们排队排老长。
大多数女生比较懂事，看到米线煮好，会自己去端，吃完了也自己把碗端回去，不忍心看老婆婆颤巍巍来做。每次老婆婆都连声说谢谢，笑眯眯望着我们走，说同学再见，明天早点来吃啊。
他们家的米线真是好吃。
老婆婆的口音，带云南腔调，问过她，好像是昆明人。
她家老爷子，偶尔也来米线铺坐坐，阳光好的时候，拄个拐杖，坐在门口，望着学生们来来去去。他年纪大了，也许有八十岁了，帮不上铺子里的忙，就坐在那里。偶尔老婆婆太忙，没听到有学生叫她收钱，老爷爷就帮忙喊一嗓子，嗓音洪亮。老婆婆走过来，笑眯眯埋怨他一句，听到了听到了，喊那么大声……
我特别喜欢这个老爷子，因为他和我的爷爷有种说不出的相似，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感觉，只是看见他坐在那里，就觉得满心亲切。他满头银发全部往后梳得整齐，戴金边眼镜，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坐在凳子上，任何时候都是同一个姿势：腰杆笔直，大腿与小腿成直角，两臂平伸身前拄着拐杖，坐得一丝不苟。
他不大说话，总是独自坐在一小片阳光里，眼睛望着远处出神，样子严肃。
每次我们吃完，走的时候，都要和老婆婆说声再见。老爷爷在铺子里的时候，我也到他面前，打声招呼，说一声，爷爷，我们走了。
他微笑点头，说，好好，同学慢走。
就这样在他们铺子里吃了很多次的米线之后，那天，我记得是夏天，下暴雨。
铺子里挤满了等位子的学生，我和同伴去得晚，只好打着伞站在外面等。
雨大风大，我们两人挤在一把伞下，一边哆哆嗦嗦，一边嘻嘻哈哈聊天，年纪小，吹风淋雨不当回事。老婆婆从铺子里瞧见了，着急的，招手叫我们进去躲雨，说要淋感冒的。我们不想挤在一堆大呼小叫的男生当中，宁可在外面等。过了一会儿，老婆婆撑把花伞，颤巍巍地从铺子里小碎步跑来，把我的袖子轻轻牵了，歉意地说，同学，对不起啊，今天人太多，我带你们到家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