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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孔子施教的教材不外乎《诗》、《书》、《礼》、《乐》、《易》、《春秋》等，不过，这用来教诲学生的“六艺”——前面已经说过——是经过孔子“删正”的。“删正”涉及校勘、编次甚至笔削，孔子通过这种方式赋予了“六艺”一个合于他的一以贯之之“道”的诠释方向。子贡所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 的“文章”和《论语》所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的“文”，可能指的就是这些被孔子“删正”后重新加以解释的古代文献。孔子的“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等说法，大体也可以证实这一点。但孔子为弟子们指点“六艺”之“文”是关联着学“文”的人的生命践履的，因此生命化了的“文”——而不是仅仅流于一种知识的“文”——往往与德行修养、人格品操的提高紧密结合着。他要求他的学生“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实际上，这要求中包含了“文、行、忠、信”四教，而且，很明显，“学文”是为了“行”，“行”即是孝弟（悌）、谨信、泛爱、亲仁，而这“行”正可以说是行“忠”、“信”或“忠”、“信”之行。孔子的教育是对人的真切生命的成全，是要受教育者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成为“可杀身成仁”的“志士”、“仁人”。这种“君子”或“志士”、“仁人”是“知言”、“知礼”、“知命”、“知道”之人，孔子为他所期待的学生们做了这样的人的最好的范本。颜渊称叹夫子之道说：“仰视夫子之道，这道愈益高不可及；钻研夫子之道，这道愈益坚不可入；恭敬地瞻视它，像是就在前方，忽然回头时，它仿佛又在后面。夫子诲人有方，循循善诱，使我博学于六艺之文，使我约束于人伦之礼，跟着他的指点走下去，即使想停下来也已经不可能了。竭尽了我的才力，趋向夫子卓然有所立之境，然而，即使自己一心想求达这样的境地，终究也还是做不到。” 子贡也这样赞誉他的老师：“夫子的不可企及，就像天那样不可借着阶梯攀升。夫子给予天下国家的，可以这样说，依他的指点去做，以礼立人人便无不立，以道引导人人便无不行，以仁政安抚人人便无不归附，以乐感动人人便无不和穆。这样的人，生，有其尊荣；死，会引起人们的哀痛。他怎么能是一般人所可企及的呢？” 从颜渊、子贡的这些话和《论语》中的诸多记载看，孔子施教于学固然多有言传，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不言中的身教。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所施行的教育也可以称作是富于生命化的范本教育。
第四讲 墨 子墨子与《墨子》（一）
孔子身后，儒学遇到了它的第一个强有力的对手墨子。墨子由倡导“兼相爱，交相利” ——以不分亲疏的互爱求取利人利我的互利——创立了墨家学派，这个学派很快就取得了与儒学一样的“显学”地位。早期杂家人物尸佼有过“墨子贵兼，孔子贵公”而二者“实一” （实际上是一回事）的说法，此后，《淮南子》又有另一种评说：“墨子学儒者之业， 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 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其实，就墨子常常援引《诗》、《书》 并盛称“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 而言，他的学说未必全然与“周道”相背，但就他主张“节用”、“节葬”、“非乐”以至于鄙弃“礼”、“乐”而言，墨家的学说的确可寻缘到质朴、节俭的“夏政”。“兼”与“公”的相通和“夏政”与“周道”在礼乐上的歧异构成一种微妙的张力，只是在这种张力下，墨家相对于儒家才更深刻地显露出它的个性。当然，墨家学说的个性见之于《墨子》一书，也在相当程度上直观地呈现于墨子本人的生命践履。因此，对于墨家我首先要讲的就是：
墨子与《墨子》
墨子名翟，《史记》中关于他的记述只有寥寥数语：墨翟，宋国大夫，善于设防御敌，主张俭朴节用；有人说他与孔子是同时代人，也有人说他生活的年代在孔子之后。 从先秦典籍所能提供的史料看，墨翟的先祖很可能是宋国人，他本人生于战国初年的鲁国。他做过宋国的大夫，游历过齐、卫、楚、越等国。《墨子》一书的《耕柱》、《贵义》、《公孟》等篇记有他的若干故事，从这些故事可大略窥见他的生命情调和人格操守。
有一次，墨子到齐国游览，顺便拜访一位老朋友。这位朋友见墨子风尘仆仆的样子就说：老朋友啊，当今天下已经没有人把“义”当作一回事了，唯独你还在那里为了“义”苦苦奔波，我看你还是算了吧。墨子回答说：你说的这种情形，就像是有十个人要吃饭，九个人闲着不干活，只有一个人在那里耕作，吃饭的人多，干活的人少，想想看，那个干活的人难道不应该更勤苦地干吗？他要是也不干了，这么多人到哪里去找饭吃呢？当今天下没有什么人为“义”操心了，你应该鼓励我为了“义”继续干下去才对，怎么反倒劝阻我呢？
墨子让自己的弟子公尚过到越国去做官。公尚过用墨子的那些道理劝说越王，越王很高兴，就对公尚过说：你如果能让墨子到越国来为我出谋划策，我愿意把灭亡了的吴国的土地划出方圆五百里大的一块封给他。公尚过以为这对于越国和墨子来说都是件好事，就一口答应下来。于是，越王就派公尚过带了五十辆车到鲁国接墨子。公尚过对墨子说：我把您讲的那些治理国家的道理说给越王听了，越王很高兴，他说您如果能到越国去为他出谋划策，他愿意把原来吴国的土地划出方圆五百里的一块封给您。墨子问公尚过：你看越王的志向如何？要是越王真能听进去我的这些话，愿意采用我提出的治国之道，那我就去，不过，一个人应该按自己的饭量吃饭，依照自己的身材穿衣，我把自己同越国的众多臣子比了比，觉得还是不宜接受那么大的封赏。况且，越王也许最终听不进我的那些话，不采用我的主张，如果是这样，我去了越国那不就等于出卖“义”而换取自己的富贵吗？要是“义”可以像物件一样称斤论两地出卖，我在鲁国早就那么做了，何必舍近求远到越国去呢？
这两个故事告诉人们，身处乱世的墨子对世人淡忘已久的“义”是多么地看重。在一个嗜欲放纵、弱肉强食的时代，他留下的是一种唯“义”是求的人生风范。当然他所说的“义”最终是落在“兼相爱，交相利”上的，不过在他这里，由“兼爱”而求互利并不掺杂个人的考虑或一己的私欲。孟子曾严词斥责墨子的“兼爱”主张无视父母的亲情（所谓“无父”），但他还是对这位墨学创始人“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的做法给予了相应的评价。同样，墨子所行之“义”也完全不同于老庄的自然之“道”，而庄子依然由衷地赞叹：墨子真是天下难得的好人啊，即使已经形容枯槁他也不放弃自己的努力，实在称得上是一位才德之士了。
墨子的坚忍不拔、清苦自守使墨家学说经由他的生命践履成为一种人生的教化，这种教化引导人们在有生之年勤勉节俭、摈绝歌舞和音乐，一朝过世只需粗衣薄棺、不求厚葬久丧。把这样的教化推向社会是很难被一般人所接受的，但它毕竟在当时造就了一个极有宗教精神的团体。据说，在墨子周围，“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追随墨子的这些人是不主张侵扰、进犯别人的，但他们的确善于运用作战器械，精通防御战术。有一次，势力强大的楚国打算进攻同它相邻的宋国，墨子听说这件事后，连忙让禽滑厘等三百墨家弟子去宋国布防，而他只身从鲁国匆匆赶到了楚国。他用道理劝说楚王放弃攻打宋国的计划，楚王说，你讲的道理都对，只是公输般为我打造了攻城用的云梯，要是不用，那就太可惜了。于是，墨子请求在楚王面前由他和公输般作一次进攻和防守的演示。他解下自己的腰带，围成一座城的样子，顺手捡起一根小棍当作武器，让公输般用他的攻城器械来进攻。结果，公输般连用多种攻城器械都被墨子打败了。这时，公输般所设计的攻城器械都用完了，可墨子还有许多守御的方法没有使用呢。公输般有点沮丧，不过他说：“我知道该怎么对付你，我还是不说吧。”墨子接过他的话说：“我知道你想用什么法子对付我，我也还是不说吧！”楚王忍不住了，就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墨子回答他说：“公输般的意思，不过是想让你杀了我，杀了我，宋国的城就守不住了，你们就可以进攻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经按我的吩咐，拿着守城的武器在宋国设了防，现在正等着楚寇的进犯呢。你即使杀了我，也夺不走我教给弟子的那些守城的办法。”楚王听了这一番话，叹了口气说：“算了算了，我看还是不要攻宋了吧！”这个故事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属于历史事件，一下子不好确定，但没有问题的是，它告诉我们，墨子可能是工匠出身，他的手艺和设计上的创意至少不在公输般——被后世的工匠尊为“祖师”而称作鲁班的人——之下。
第四讲 墨 子墨子与《墨子》（二）
另外，墨子显然是一个擅长言辩的人。一次，他到北方的齐国去，途中遇到一位由观测天象变化而预断人事吉凶的人，那时人们把这种人称为“日者”。日者对他说，今天是壬癸日，是天帝杀黑龙于北方的日子，你的脸色发黑，不宜北去。墨子没有听他的话，继续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