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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为孔子的由“诗”而“礼”、由“礼”而“乐”和由“知”而“好”、由“好”而“乐”的点化被儒家立以为教。
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可以说，他终其一生都在做闻道、修德的事。他曾把自己闻道、修德的过程简略地陈述为：“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距。”这自述显然是在他年过七十之后，也就是说，是在他反复强调“不学礼，无以立” 、“不知礼，无以立” 之后，没有太大疑问的是，“不学礼，无以立”或“不知礼，无以立”应是“立于礼”的另一种表述，而“立于礼”的“立”与“三十而立”的“立”也应该是同义语。如果是这样，我们正可以用孔子自身闻道、修德的经历印证他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为儒门所立的教化。他“十有五而志于学”，从根本上说是志于闻道之学，但这闻道之学的端始可能就是由“诗”而“兴”的。孔子曾引《诗•；豳风•；鸱鸮》中的句子——“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汝下民，或敢侮予”（趁着天还没有阴，雨还没有落，剥下那桑树的根来，精心修好我的门户，补好我的窝；如今一切都就绪了，看你们这些向上窥视的人们，还有哪个敢来欺侮我），感叹地说：“为此诗者，其知道乎？” ，又引《诗•；大雅•；烝民》中的句子——“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上天生下这众多的百姓，世间的每件事都有一定的准则；依人们秉承的常性，没有人不喜好这种美德），也感叹地说：“为此诗者，其知道乎？” 足见孔子“学诗”不仅在于所谓“不学诗，无以言” ，也不仅在于“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而且更多地在于从诗的“兴”、“观”、“群”、“怨”中悟识他所探求的“道”。如果说“十有五而志于学”所指主要在于由“兴于诗”开始进入对“道”的探求，那末，孔子所谓“三十而立”说的就是由“立于礼”而立于道。鲁国贵族孟僖子临终时安排他的两个儿子跟从孔子“学礼”以“定其位” （确定其人生格位），那时孔子三十四岁，可见“三十而立”——年届三十而“立于礼”——不只是孔子的自我评说，它也被当时鲁国有教养的上流社会所公认。至于“四十而不惑”，从孔子所说“知（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看，它表明，孔子年届四十时已经对他所体悟的“道”了然于心，有了对“道”作贯通理解的智慧（知），这智慧足以使他的情志不被任何外部的压力或诱惑所摇夺。从“四十而不惑”到“五十而知天命”，是孔子闻道、修德的生命从“立于礼”到“成于乐”的过渡，他所感知和领受到的“天命”，可以从他所谓“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天若是要丧这礼乐之文，像我这样后死于文王的人是不能为这礼乐之文的复兴做点什么的；如今我既然已经参与了这礼乐之文，那就意味着天并不要它丧亡。要是这样，匡人又能把我怎样呢）得到切近的理解，也可以从他所谓“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道如果行得通，除开人为的努力外，那一定是我们难以完全控制的形势——“命”——的因素起了作用；同样，道如果废而不行，也一定是除开人为的努力外，那种我们难以完全控制的形势——“命”——的因素起了作用。公伯寮能把这人不能完全控制而被人称作“命”的东西怎么样呢）得到切近的理解。而“六十而耳顺”，以至于“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孔子闻道、修德的生命真正“成于乐”的阶段：“耳顺”，意味着无论听到什么都可以被闻道、修德之“乐”所包容、所化解。有人嘲讽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 ，他并不反感，有人甚至说他“累累若丧家之狗”，他也欣然接受，笑着说“然哉！然哉！” “从心所欲不逾矩”比起“耳顺”来境界又高了一层，它是说孔子到七十岁时，一举一动都不再是有意为之，却又都能与“道”相合。这境界有似于老子说的“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不过，孔子这时所践行的“德”得之于“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之“道”，这“道”不同于一味“法自然”的老子之“道”。
孔子之“道”植根于人的内在之“仁”，而“我欲仁，斯仁至矣”的那个“我”既可用来指称任何一个“仁”心达到自觉的个人，又首先指称孔子这个最早体会到“为仁由己”的个人。与在孔子那里“一以贯之”的“仁”道相应，“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孔子之“教”既对于每个愿意闻道的人有其可践履的普遍性，又首先被孔子本人的生命践履所验证。孔子是以生命投入他的学说的，这学说讲出的道理无不先行体现于孔子的情趣盎然的人生。
下面接着讲第四个问题——孔子论“儒”：
“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第三讲 孔 子“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一）
孔子告诫他的学生子夏：“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这是孔子对子夏的督促勉励，也是对所有依“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途径闻道、修德的儒门弟子的训示。“儒”或“儒人”的名称在殷商时代就有了，被称作“儒”的人从事祈雨、祭祀等宗教性活动，与巫、史、祝、卜等属于同一类人。许慎《说文解字》解“儒”说：“儒，柔也。术士之称。”作为“术士”的“儒”处在另一种背景下，是指“王官之学失坠”后那些流落民间供人们咨询古代典籍和礼仪规范的人。孔子“依于仁”而确立儒家之道和儒家教化后，“儒”的名称开始同一批遵行儒家教化以修身致道的人关联在一起。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诗》、《书》、《礼》、《乐》、《易》和作为记事文献的《春秋》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春秋时期，那些被视为“术士”的儒者除了职业性的服丧相礼活动外，可能还对上述“六艺”中的若干文献作章句上的解释。孔子“删正”《诗》、《书》、《礼》《乐》、《易》，犹如“作《春秋》”，只是借着对古籍的笔削、编纂，赋予了“六艺”一个新的诠释方向，使“六艺”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格局中成为儒家的“六经”。同是与古代典籍的诠释和礼仪规范的指点有关，孔子立教之前的“儒”只是修习一专之能的“术”，孔子立教之后的“儒”重在涵养“仁”心而“学以致其道”。孔子所谓“君子儒”、“小人儒”的说法是一种劝勉，这样说是要那些愿意以他为师的人在儒家之教的意义上做一个真正的儒者。
“君子”、“小人”起初是就人的社会地位而言的；“君子”是指那些贵族出身的男子，“小人”是指那些身份低下的庶民。孔子以儒立教后，“君子”、“小人”更多地用来指德行、人格的高低；“君子”指那些德行相对纯正、人格相对高尚的人，“小人”用来与“君子”对举，指那些德行低劣、人格不端的人。孔子也在前一种意义上说“君子”、“小人”，例如他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 、“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身居上位的君子和处于下层的一般人都不能不学道，前者学道会懂得以仁爱待人，后者学道会易于被发动起来去做有益的事）、“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等。但他更多地还是在后一种意义上——即德行、人格意义上——评说“君子”和“小人”，如所谓：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以仁爱之心对待所有的人而不偏狭，小人心存偏私而不能秉公待人。）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君子念念不忘的是自身的德行，小人念念不忘的是处境的安逸；君子时常对公法怀敬畏之心，小人总是对私利不能忘怀。）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君子胸怀坦荡，不以一己的利害得失为念，小人患得患失，常常忧虑不安。）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君子成全人的美好愿望，不怂恿别人去做不善的事情，小人却与此相反。）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所求在于和谐相处而各存己见，小人所求在于人与我同而排斥异己。）
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君子总是严于要求自己，小人总是苛于责备别人。）
……
如果把“君子”、“小人”的所有区别归结到一点，可以用得上孔子的另一句评判“君子”和“小人”的话，这就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要是一个人事事从“义”或公义出发，他就一定能做到以仁爱之心对待所有的人而不会陷于偏狭，即所谓“周而不比”，一定能做到处处以自身的德行为念，即所谓“君子怀德”，一定能做到心胸坦荡而不斤斤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即所谓“君子坦荡荡”，一定能做到成全别人的美好愿望而不怂恿别人去做不善的事情，即所谓“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一定能做到与人和谐相处而不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即所谓“和而不同”，也就一定能做到严于要求自己、反省自己，即所谓“求诸己”而不“求诸人”。这样的人就是“君子”。相反，要是一个人事事从“利”或私欲出发，他就势必心存偏私而难以秉公待人，即所谓“比而不周”，势必念念不忘自己处境的安逸，即所谓“小人怀土”，势必患得患失而常常忧虑不安，即所谓“小人长戚戚”，势必怂恿、诱惑别人去做人所厌恶的事情而不会想着如何去成全他人美好的愿望，即所谓“成人之恶”而不“成人之美”，势必排斥异己而一味要求别人认同自己的私念，即所谓“同而不和”，也势必遇事苛责于人而不自作反省，即所谓“求诸人”而不“求诸己”。这样的人就是“小人”。因此，“君子”、“小人”之辨，说到底却不过是“义”、“利”之辨。
孔子并不一般地鄙视“利”，他只是以为“利”的价值在笃守“义”的价值的前提下才能被认可。他说过：“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这意思是说，如果一个邦国有道，它给了你以正当方式谋取富贵的机会，你却又贫又贱，那说明你太懒惰，没有去努力，这是很可耻的；如果一个邦国无道，没有公正可言，你居然还能又富又贵，那说明你一定用了什么不正当或不“义”的手段，这也是很可耻的。他还说过：“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这是在说，富贵是人人都想得到的，但如果不能以正当手段得到它，那宁可不要这富贵；贫贱是人人都厌弃的，但如果不能以正当手段改变它，那也宁可甘于贫贱。求取富贵或去除贫贱是一种“利”，不过“利”的求得首先要考虑到“义”，如果谋“利”使人陷于不“义”，那就应当信守公义而放弃私利。所以孔子也这样说：“不义而富且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