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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余秋雨的历史散文，也不想吹毛求疵。放眼远眺余氏散文是个华丽的大草坪，但走近一看却藏着一堆堆的碎石子，心里实在不舒服。余秋雨两本文集才不过40多万字，差错倒有120多个，其差错率竟达到了万分之二以上。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类出版物中，即便不算破天荒，也是极为罕见的。 一本没人敢要的书
书写出来了，金先生也傻了眼，这本属于正常学术讨论的书居然没人敢要。曾参与《辞海》编纂，担任过《汉语大词典》编委，做过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总编辑，1996年退休后被聘为复旦大学出版社特约编审、《咬文嚼字》月刊编委的金先生，可以说与上海出版界的渊源颇深，竟在上海找不到一家出版社肯出这本书。原因不外乎余秋雨是名人，而且是上海出去的文化名人，上海不少出版社都靠着余秋雨吃饭，谁肯把自己吃饭的家什砸了？一耽搁，又是3个月。无奈之下，在上海生活了六十多年，无限热爱自己家乡的金先生，开始把眼光投向外地。
山西出版人拍板出书
上海没人敢要的书稿，在山西却受到了重视。山西书海出版社在得知有这么一本书后，立即与金先生联系，索要了一部分书稿。书海出版社总编辑在看过这部分书稿后当即拍板，并立刻将选题上报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半个月后选题就批下来了，只要求“不涉及人身攻击”。2003年春节刚过，这部书稿便正式开始运作。因为涉及名人，出版社与作者都十分认真和投入，如果不是非典，这本书早在半个月前就能出版。
嗜书如命
大概这世界上没有几个人像金先生那样嗜书如命的。读大学以前，他在一所小学工作，没有多少钱，就用两种办法获得需要的书籍，一是抄书，仅《尚书》，金先生就抄了三种版本；二是淘旧书，每逢周日，金先生经常带着作为午饭的大饼油条，早早地来到上海福州路旧书店门前等开门，一直到日落西山才依依不舍地离去。“文革”中，不能随心所欲地读书，于是金先生就在干校里抄书，花了3个月抄完了16万字的《左传》。
70年代进入上海辞书出版社后，金先生有了条件，几乎读遍了秦、汉以前的古籍。有好事者为他借的书做了一番统计，9年中共借阅了2000多册书。金先生说，这是我一生读书最多的时候，我就像海绵一样吸收着大量的知识，也奠定了今后治学的根底。
“文革”后，百废待兴，刚刚“上马”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手中有中国著名语言学家、北大教授王力的两部学术书稿《诗经韵读》和《楚辞韵读》，但一时找不到人审读。上海古籍社的老社长李俊民先生说：“让小金去审吧！”金先生拿到这两部书稿，经过三个多月的认真查核，纠正了不少抄写笔误，提出了近百处修正的建议，还提供了详尽的资料依据。王力先生基本上都加以采纳，并6次来信表示感谢。书如期出版了，金先生与王力教授从此成了忘年交。 20000册藏书赢得“上海十大藏书家”美誉。
1996年，上海首次举办十大藏书家评选活动，时任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年届花甲的金先生以20000多册藏书，博得了“上海十大藏书家之一”的美誉。20000多册藏书，要是换成古代的线装本，又何止汗牛充栋。
如今，经济并不很宽裕的金先生每月平均买书300多元，当然常常有例外，如上个月他又忍不住买了1500元的两套大型古籍索引工具书。家里的藏书猛增，现在已达25000余册。金先生自豪地说：“中国古代比较重要的典籍我基本上都有了，有些还不止一个版本。”
这就不难理解，为了工作之需，金先生常常不惜工本购买有关的参考书。譬如审读一本名为《玉》的精美画册，因为有几处不甚了了，金先生竟买下了定价1700元的《中国文物鉴赏大辞典》，而他所得到的审读费不过200元。这当然是因为金先生治学严谨，也与他酷爱图书有关。 三读余氏散文
以前因为有些书找不到，无法证实余氏散文中的一些似是而非之处。近来，金先生开始第三次阅读余氏散文，又找出了十余个错误，续写成了三篇文章，准备在《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修订时补上。金文明先生再次对余氏散文进行严密的考辨，仅仅为了给余秋雨提出善意的批评和忠告，给一代文化名家上一堂十分必要的课，同时也给百万余秋雨散文的读者，做出有益的提示。
6月10日，在《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已装订成册后，印刷厂有位年轻工人先睹为快，发现书中第198页上有一处差错，马上告诉责任编辑，并电告在上海的金先生。那处差错是将科幻小说《卫斯理系列》的作者“倪匡”错成了“任匡”，“卫斯理”也错成了“卫理斯”。由于各地催着要书，本版已无法改正，连印勘误表也来不及。金先生听了心情非常沉重，他说：“我过去从来不看当代科幻小说，因为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这是我知识上的一个盲点。但我应该请教一下身边年轻的编辑，他们肯定知道。这是我的粗疏。”
金先生特通过本报，敬告全体读者，并向倪匡先生深表歉意。书海出版社领导也表示将在再版时予以改正。 关于书名的由来 金文明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关于本书的取名，其实并无深意。原想就用现在的副题“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但朋友们说：这句话太直了，没有一点文采和诗味，还是从古人现成的诗词中借用一句来作正题，只要带有“秋雨”二字就行。我接受了这个建议，但感到不太好找。想来想去，就想到了唐人李贺《李凭箜篌引》中的“石破天惊逗秋雨”。石破天惊，原是形容箜篌的声音激越高亢，气冲霄汉，把天都给震破了，震得它涕泗横流，就像下了场秋雨一样……
余先生读了我这本小书，会有怎样的反应，我不得而知，也许他仍然一如既往，不予理会，那么就算我不自量力地“逗”了一下“秋雨”吧。逗，不言而喻，含有“外加”之意，或者借用余先生的说法：“是记忆性文化族群对创造性文化族群的一种强加。”（《霜冷长河·文化敏感带》，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页）不过这种强加，并非无理取闹，而是余先生的散文大量出错在先，已经对广大读者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我运用可靠的文献资料，对他的差错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考证和辩驳。这在学术的讨论和研究中，完全是应当允许的正常现象。于是我决定给本书取名为：石破天惊逗秋雨。 百万读者成了余氏散文的“受害者”
据不完全统计，《文化苦旅》的累计印数高达874000册，《山居笔记》为481600册。加上盗版的，大约有一百多万的读者读过余氏散文。这两本文集成了一些人学习的经典和写作的样板。因为热爱，他们在如饥似渴地吮吸玉液琼浆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把这些错误的文史知识当作补药吞食进去，平白无故地就成了错误知识的受害者。 （2003年6月22日———28日《上海新书报》）
2003年第25期《新民周刊》（6月23日发行）发表记者、作家胡展奋对我的专访报道《“逗咬”余秋雨———“拷掠者”金文明访谈》。本文长达五千余字，叙事翔实，词锋锐利，文采斐然，刊行以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反响。据学术界的朋友猜测，两天以后见报的余秋雨那篇《被“咬”者的回答》，可能就是由此文引发的。现将胡展奋的《“逗咬”余秋雨》和同期发表的《金文明其人》以及唐羽采写的《余秋雨很想看这本书》一并转录如下： “逗咬”余秋雨
———”拷掠者”金文明访谈胡展奋
虫臂鼠肝万千劫，文坛讼案几时休。
文坛焦点人物余秋雨最近又被人狠狠“关照”了一下———继余杰、孙光萱、古远清、周泽雄、王友琴等相继向余秋雨“发难”后，新近出版的《石破天惊逗秋雨》又以“硬伤一百三十余处”为虎贲，挥师直抵秋雨书城。
且看其搦战牌是如何对余秋雨挂出的：（在余秋雨的著作中）唐代的吕洞宾，坐享着道家始祖的至尊；元末明初的沈万三，还住在大清乾隆七年落成的“沈厅”里；终身未婚的林和靖先生，暗蓄着妻子和小孩，当然，金圣叹还在做他大明皇朝的忠臣，敦煌的三危山前，回响着舜伐三苗的号角声，而且，雨果既然可以荒唐到参加法国大革命，吴越王钱 ，当然也可以被他想当然地改为钱 常……骂余秋雨，真的“是当今文坛一大时髦”吗？余秋雨的作品也果真是“错误百出”吗？批评者自身的论据能站得住脚跟吗？况且，金文明又是何许人也？带着一连串的疑问，记者日前采访了《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的作者金文明。
生平最恶是拒谏
听说金文明先生是沪上十大藏书家之一，及至登堂入室，果见书城四拥，塞牖充栋，据说都为文史类，总计二万五千余册。金文明先生现年68岁，说起话来，中气很足。
记者对金文明说，平心而论，中国的文史典籍，秦汉以来浩如烟海，其伪讹衍脱、附会误读之处更是恒河沙数，传抄、坊刻或仅凭记忆的援引、误改，鲁鱼亥豕，在所难免，所谓才子信笔，注者穷首，注释校勘有时比创作还艰难乃是文史界常事，如王维的《相思》，原文是：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一般人不读《王右丞集》，都根据选本错“秋”为“春”，把季节弄错可不是儿戏，春天哪有红豆呢，可是不也一错到今吗？再比如一部《尚书》，忽然是“今文”，忽然是“古文”，又忽然“今文”、“古文”都被揩掉了，一部伪《孔传古文尚书》反倒自刘宋一传到大清，蒙骗学界一千三百多年……
金文明笑笑说，这，我都明白，世无阎若璩，至今奉圭臬。人脑不是电脑（电脑都要出错），远的不说，就拿章太炎、鲁迅、陈寅恪、钱钟书那样的大学问家来说，行文错讹之处也不是没有，问题是，从古到今，你能找到一个像余秋雨这样拒谏的吗？！
金文明说，知错不改，继续贻害后人，这，才是我最计较的。先说说我为什么要“咬”余秋雨吧。
第三部 初“战”上海第5节 那时我觉得余秋雨视野独特
上世纪90年代初，应该是我第一次接触余秋雨的散文，那时我觉得余秋雨视野独特，文笔优美，比较对自己的“胃口”，后来只要是他的文章，我都要找来细读。
如此虔诚的阅读维持了多年，直到有一天，我忽然发现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硬伤”———余秋雨在《山居笔记·十万进士》一文中写道：“大量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生最重要的现实遭遇和实践行为便是争取科举致仕……”
“我虽不才，却记得‘致仕’一词就是‘辞官退休’的意思，就是还禄位于君，也称‘归老’、‘乞骸骨’、‘乞身’，但是他居然用在此处，岂不是意思全反了？显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