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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情，不仅再次激起了金文明的怒火，甚至惹恼了文化圈子里一大批人，因为余秋雨的《霜冷长河》未上市就遭遇盗版，书名为《霜天话语》，令余秋雨非常生气，公开发表了《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书》，在这篇檄文中他写道：“一个人在大街上遇到抢劫，正要奋力追抓盗贼，突然横向里冲出来两个蒙面人，拦住被盗者说有重要的历史问题需要盘问。”这样的措辞在金文明看来，无异于将写批评文章的作者形容成了妨碍他打击盗版的绊脚石，犯了众怒，此事一时间成为文化圈里一件无人不晓的大事。金文明自然接受不了这样不恰当的比喻，虽然时至今日，他说到此事时仍然忍不住拔高声调，但是当时的金文明的确还没有立下出书的决心。 绝不能误导年轻人
对年轻人的爱护之情才是金文明出书“咬”余秋雨的最大动力。金文明并不想针对余秋雨本人，因此记录差错的小卡片一放就是五六年，也就是仅仅当自己的资料存着，但是一次朋友间的闲谈让金文明觉得，出书一举事不宜迟。
朋友告诉金文明，上海出过一本《余秋雨散文赏析》，其中选了《文化苦旅·道士塔》一文，该书在注解中将原文的甘肃学台“叶炽昌”改正为“叶昌炽”，但并未标明这是余秋雨的差错，一个中学语文老师买了此书给学生上课，当说到“叶昌炽”时，有学生拿着《文化苦旅》对老师加以“驳正”，老师只好尴尬地回答：“当然以余先生的原作为准。”这样一来，原本被纠正的错误再次走入了错误轨道。这让金文明好不心焦，他实在担心，很多文史知识会这样被以讹传讹。在朋友的鼓励下，他终于下决心将自己的小卡片公之于众。金文明特意将2003年1月新版的《文化苦旅》和2003年3月新版的《山居笔记》等全都买回家来，将一些曾经提请余秋雨注意的差错仔细比对，当时他想，只要余秋雨改正了，这本书也就没必要出了。结果令金文明非常失望，所有的错误依然故我。金文明不再迟疑，重新梳理自己五六年积累的小卡片，只花了3个多月时间，就完成了《石破天惊逗秋雨》的书稿。因此，金文明笑称，这本书实在是被“逼”出来的。
金按：本文最后原有附录《不完全差错考辨》，据《济南日报》所附《余秋雨文史差错选登》摘录了12道问答题。因内容重复，此处从略。
6月中旬，台湾远景出版社社长沈登恩先生来沪，通过《咬文嚼字》编辑部跟我通了电话，约请我去金茂大厦洽谈在台湾出版《石破天惊逗秋雨》繁体字版的问题。经商谈决定，此书台湾版将于7月底出版，并在香港书市上推出。
6月20日，《工人日报》发表作家毛志成的文章，对当前“万事通”式的名人和学者提出了批评和忠告，立论精辟，发人深省。
6月21日，《山西日报》用整版篇幅发表了记者唐前的报道《金文明挑错余秋雨》和书海出版社副总编王灵善《吹毛求疵又何妨》、省新闻出版局图书处陈玉龙《我们都有可能是受害者》两篇评论文章。现将王、陈二位的文评转录如下：
吹毛求疵又何妨
书海出版社副总编 王灵善
其实，学问的博与专，古来就是一对矛盾，正所谓博通者失于疏漏，专精者隅于寡识。余秋雨先生是一位大家，不仅靠书来传名，且四处讲学，又在人气颇旺的中央电视台歌手大奖赛上做文化知识测试的评断官，在一般人看来，其文史知识之广博，似乎海内无人能出其右。但学问广博的余先生，也难免时有“疏漏”的通病：把唐代的吕洞宾说成是道家的始祖；让明初的沈万山住进了后人建筑的沈厅；未曾结婚的林和靖有了妻子和孩子；无行文人金圣叹成了大明的忠臣。这些细微的错误虽然无关宏旨，但错误就是错误，作为大家的余秋雨也没有权利向读者传播错误的知识，哪怕是细微末节，金先生或许是一位专抠“知识细节”的学者，即使他写不出余秋雨那样气势恢弘的散文，但指出他人的知识错误，特别是纠正风传极广的余秋雨散文中的文史知识差错，正是一个学者的良心与责任所在。作为散文大家、著名学者的余秋雨先生没有权利不让别人批评自己文章中的知识细节错误，即使是吹毛求疵，也应认真对待；即便是自己文章中有细小的过错，也应该纠正。以个人的愚见，余先生的书再版，理应认真对待批评意见，对书中的知识细节错误，都应予以纠正，或做出合理的说明。这也是一个学者、一个作家的道义与本分。
读了金文明的这本考辨之书也不必因此就否定余秋雨先生的文史功底，特别是不能因此否认余秋雨散文的阅读价值。余秋雨的散文，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还会受读者青睐，一版再版的《文化苦旅》，在各地新华书店的销售排行榜上，仍然赫然在目，这是读者的选择；但余先生的书有错误，读者也应该有知情权。金文明的这本《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可视为读余秋雨散文的资粮，特别是在余先生不愿意或没有来得及据此对自己书中的知识细节错误予以订正或作出合理说明的情况下，读一读金书，相信读者会有收益。
我们都有可能是受害者 省新闻出版局图书处 陈玉龙
金文明先生在他的前言中记录了余先生在《敬告全国读者书》中的一段话：“他们（指批评者）的小聪明是专门找一些冷僻的史料‘差错’来纠缠，因为谁都能够判断，今天没有哪位读者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查证究竟是否真有‘差错’，于是这样的‘差错’每天可以编造一大堆，一切都反着说，能转移人们的视线就成。你说我拒绝你们的批评，这好像很没有风度，但我要坦诚地宣布：当然不能接受，因为如果接受了，我就再也搞不成任何像样的学术，写不成任何能读的文章，那如何能对得起广大读者！”金文明先生在分析个中原因时这样写道：一是他根本不知道有错；二是他虽然事后知道有错，但估计“非专业人士”未必看得出来，而看得出来的“专业人士”又不大会读他的书，即使读了也未必肯特地撰文指出，让他难堪。于是，他就干脆不去作丝毫改动了。
这就让我在感到脸上一阵紧似一阵地火烧的同时，又有了脊背上一阵紧似一阵地发冷的感觉。要知道，我正是金先生所归纳的“非专业人士”的那一类人，而如我一般的读者又何止成千上万，面对那上百例文史差错，我等还真就“未必看得出来”。手捧余先生的大作，我们当然不会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查证什么。我们首先是在承认了自己的无知的前提下才想从余先生的书中去学点什么，这是我等绝大多数读书人读书的真正目的。真要去考证史料的真伪、正误，那倒大可不必劳心费神地去读这样的文化散文，直接从史料中去考证史料不就得了。直等看了这一本《石破天惊逗秋雨》，我突然就有了一种从梦中惊醒的感觉，原来自己也是这样的无辜，平白地就成了错误知识的受害者，而此时，我还捧读着余先生的另一部大作———《千年一叹》。
金先生在他的《石破天惊逗秋雨》中除了点评余先生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以外，并没有额外地点评到这一本无论是地域还是史实都离我们更为遥远的《千年一叹》，以我的知识涉猎范围，也就更无从判断个中虚实了。在惊悸之余，为了心灵免遭涂炭，想了一想，在余先生的书没有作重大修订之前，还是放起来为好。
6月22日，《上海新书报》用整版篇幅，发表记者慕峰对我的采访专稿《金文明———给余秋雨“上课”》，对“金余之争”的缘起和我学术生涯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经历，作了客观的报道。照录如下： 金文明———给余秋雨“上课” 慕 峰
一百多处文史差错惹急了金文明
唐代的吕洞宾，成了道家始祖；明初的沈万三，住进了后人筑造的沈厅；未曾结婚的林和靖，有了妻子和小孩；感佩清帝的金圣叹，成了大明的忠臣……
著名散文大家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所收录的历史大散文中，竟出现一百多处文史知识差错，让文史功底深厚的专家、《咬文嚼字》资深编委金文明先生急了！火了！凭着中国书生特有的意气，决定给余秋雨上一课。2002年6月金先生开始动手写书。
其实早在四年前金先生就开始关注余氏历史大散文中的文史知识差错。他说，大约是在1999年初吧，我拜读了余先生的《山居笔记》中一篇近三万字的《十万进士》，其中有“争取科举致仕”的句子，把中国古代文献中历来表示“辞官”的“致仕”错误地理解成“获得官职”，于是撰一小文发表在1999年第4期的《咬文嚼字》上。从那以后，金先生每有发现，便用卡片记录下来。按照金先生最初的想法：把这些差错列成一份勘误表寄呈给余先生，希望他经过审阅以后，把其中能够接受的意见接受下来，在《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出修订版时加以改正。但不久后的一次交锋，让金先生打消了自作多情的想法。
与余氏的第一次交锋
1999年初，一篇名为《〈秋雨散文〉中的一处小疏忽》的来稿寄到《咬文嚼字》编辑部，作者是一位极其普通的读者徐如顾，徐认为，余秋雨在《西湖梦》（收入《秋雨散文》）中写到：“梅妻鹤子有点烦难，其实也很宽松，林和靖本人也是有妻子和小孩的”。这一提法与《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林和靖“少时多病，未婚娶”，与《辞海》（1989年新版）“终身不仕，也不婚娶”相左，对余秋雨散文中的常识性错误提出了婉转的意见。
第三部 初“战”上海第4节 编辑部为慎重起见
编辑部为慎重起见，刊发前特地先寄给余秋雨过目，不久余秋雨即寄来了《答徐如顾先生》，不仅对徐的意见全部予以驳回，还以长者的口吻教训起徐如顾这位“非专业的年轻人”来：“年轻人热爱文史知识并不错，但是大量非专业的年轻人没有必要过度地沉溺在浩如烟海又真伪难辨的古代文史细节间。因为这样做既是个人的不幸，也是中国文化的不幸。”余氏对批评者的傲慢和霸道暴露无遗。《咬文嚼字》决定将两篇文章一起刊发。不久，余秋雨助手致信编辑部，声称余不再从事文化工作，《咬文嚼字》不必再寄了。 126堆碎石子
花了3个多月的时间，引用了170种古籍资料和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做了大量细致而艰苦的考证，金文明写成一本22万字的《石破天惊逗秋雨》，发现并指正余氏散文中的126处差错，7个有待商榷之处。绝大多数指正都有史料依据，有些差错不仅仅是一般的细节问题，而且是余先生整篇文章立论的基础。金先生说：我也是秋雨散文的一个热心的读者，十分喜爱余秋雨的历史散文，也不想吹毛求疵。放眼远眺余氏散文是个华丽的大草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