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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编辑的水平可以有高下，但是，编辑的精神状态和工作态度则永远应该是第一流的。作为编辑，尽最大的努力去发现和消灭作者书稿中的差错，应该是自己最重要的职责。不管是名家的作品还是一般作者的作品，应该一视同仁。在名家面前，也许我们许多地方显得无知，水平很差，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或许能够在某一方面贡献一些有益的东西。所以说，编辑的水平差一点不要紧，问题在于是不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如果尽了最大的努力，即使未能全部发现和消灭差错，也可以问心无愧；反之，就有问题了。现在，我们有一些编辑对作者的书稿不能一视同仁，对一般的作者，能够而且敢于从严，对名家则不免束手束脚，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为无所作为。甚至可以说，有的编辑在名家书稿面前有点失去了自己的身份，放弃了自己的职责。他们在名家面前，精神上先是矮了三分，心里已经存了几分畏惧，几分迷信，对名家的书稿，比对待菩萨还要虔诚，根本就不曾和不敢想到其中会有什么问题，当然也就谈不上发现和改正这些问题了。像余秋雨书中的“硬伤”即知识性的错误，有些可能属于专业性太强难以发现，但也有不少是比较常识性的，譬如，像应该是退休的“致仕”被当作升官的意思来使用这样的“低级错误”，总应该是能够发现的。
第六部 幕后的动作，微妙的迹象第11节 名家的书稿难求
现在，名家的书稿难求，特别是一些畅销书名家的书稿，更是大家争夺的对象。因此，给予名家书稿一些比较特殊的待遇，也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有一些名家，架子也比较大，往往会对出版社提出比较苛刻的要求。我就碰到有的名家以“文责自负”为借口，不准出版社改动他的稿子。还有的名家公开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要求编辑不改稿子。但是这样的名家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名家都是虚怀若谷，乐于从编辑这里听到有益的意见，对于编辑指出并帮助他们改正书稿中的差错，是表示感谢的。如著名的大学问家郭沫若，当他上世纪30年代的名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1954年交人民出版社重排出版时，郭老自己重新阅读修改了一遍还不放心，特地嘱咐出版社编辑要认真审读，尽量提出问题，不要顾虑。出版社编辑果真提了大大小小一百多条，送请郭老复核。除了少数几条外，郭老基本上都同意照改，并且在新版引言中说：“感谢出版社的同志们，费了很大的功夫从事整理、核对引文、校勘全著，订正了不少文字上的错误。”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可见，真正的名家是不但不会拒绝而且非常欢迎编辑帮助他改正书稿中的错误的。因为他们知道，事实上，“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在这里，用来形容编辑和名家读者书稿方面的得失和作用，倒是十分确切的。正如王子野同志在中国编辑学会成立大会上所说的：“书刊没有编辑就出不了精品，只能出些错误百出的粗劣品。错误是人所难免的，任何一个高明的作者都不能保证自己的作品一点差错都没有。”金余之争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不妨设想一下，假如余秋雨的书稿都是由金文明来做责任编辑，事先就帮他改正了这一百多处差错，岂不是就没有现在这场“风波”了吗！
有的同志担心，发现和改正名家书稿中的差错会不会被名家认为是出他们的洋相。我想，在正常情况下，这应该不成为问题。因为，书稿中的问题是一种客观存在，编辑发现并加以纠正，不但是对读者负责，而且也恰恰是维护了名家的声誉。相反，如果听任名家书稿中的差错存在，不但是害了读者，也会损害作者的声誉。这样做，才是真正出名家的洋相。总之，编辑对待名家书稿，第一要尊重，第二要与其他作者的书稿一视同仁敢于发现和改正其中的差错。形象一点说，就是在精神上，要与作者处于平等的地位，坐着看名家的书稿，而不要自惭形秽，跪着看他们的书稿。对于极少数过于自信自负的名家，也不必害怕。可以通过自己严肃认真的工作赢得他们的谅解。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倘若还有人不能合作，那就可以学一学邹韬奋的榜样。韬奋说他对待书稿的态度是：“我取稿向采严格态度，虽对我所敬佩的师友亦然；取稿凭质不凭名，虽有大名鼎鼎的文稿赐下，倘拜读之后觉得太专门，太枯燥，或太冗长，不适于本刊之用者，也不客气的婉谢，或说明未拟刊布的理由以求曲恕。”“我对于选择文稿，不管是老前辈来的，或是幼后辈来的，不管是名人来的，或是‘无名英雄’来的，只须好的我都竭诚欢迎，不好的我也不顾一切地不用。在这方面，我只知道周刊的内容应该怎样有精彩，不知道什么叫做情面，不知道什么叫做恩怨，不知道其他的一切。”有了这样的精神状态，我们的编辑同志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呢？编辑工作态度是否严肃认真，不仅表现在对书稿的审查和加工方面，而且还表现在是否严格执行重印制度方面。金文明称，他用来捉错的余秋雨的著作并不是初版本，而都是一版再版印了几十次的，为什么差错仍然会原封不动地继续存在呢？除了迷信名家之外，没有严格执行重印制度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按照出版社的制度，图书重印前，编辑应该重新审读一遍，并且征求作者有无修改意见。如果是一个负责任的编辑，在每次重印前都能够重新认真审读一次，多少总可以发现一些书稿加工时未能发现的问题，另外，也应该能够从读者和媒体那儿收集到一些问题，从而主动加以改正或者商请作者加以改正。特别是那些比较明显的差错，总可以不断发现和改正一些。现在余秋雨书中的差错之所以印几十次仍依然故我，比较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它们的编辑根本就没有按制度规定认真做重印前的审读工作。这不能说不是出版社的失职。不过，这个问题与本文的关系不大，这里就不多说了。 案头功夫最考人 彭 匈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这样一句话，“编辑这碗饭，不是人人都能吃好的”。近来，看到了金文明从余秋雨《文化苦旅》等三本书中，挑出文史差错126处并加以分析的书，金、余双方的访谈录以及各界反应的文章我也都看了一些。说实话，我对各方说的一些过头话没有多大兴趣，出于本行的思维定势，我倒是在想，假设，当初余秋雨散文集由金文明来做责任编辑，情况如何呢？
我写过一篇题为《编辑眼花时》的文章，说当今编辑一般会在下列三种情况下出现眼花的毛病：一是面对名家大家的书稿；二是面对熟悉的信得过的作者的书稿；三是面对经济效益特别大的书稿。显然，这三种情况都不会使金文明犯眼花的毛病。假如他是责编的话，按惯例，第一他会在“初审意见”一栏中把他发现的余秋雨书稿中的那些文史差错一一列出；第二是将这些意见呈交复审、终审者判断裁夺；第三把其中一些重大问题同作者交换意见。最终把可能出现的舛讹消灭于襁褓之中，向广大读者奉献出一本本高质量的至少是没有硬伤的精神食粮。
让金先生来当余先生书稿的责任编辑，即便是假设，对于我们吃编辑这行饭的人来说，也应该是有启发的。就编辑的案头功夫而言，它涉及三个层次的问题。一是坚信名家大家也会出错，二是错在哪里能看得出，三是如何错法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名家大家会不会出错？答案是肯定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国学大师王国维，泰斗一级的人物了吧？他的《人间词话》，只要仔细阅读，便不难发现错讹。光是引文的谬误就不只一处，如，引严羽《沧浪诗话·诗辨》“意无穹”当系“意无穷”之误；引梅尧臣《苏幕遮》词，“落尽梨花春事了”应系“落尽梨花春又了”之误；“满地斜阳”应系“满地残阳”之误。另外，还把韦庄字“端己”误成“端已”，把梅尧臣字“圣俞”误成“舜俞”。在对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中说“后主则粗服乱头矣”的理解显然也是有误。周济本意是赞赏李后主的词如毛嫱西施，粗服乱头，不掩国色。王国维却表示了不满，等等。这说明责编越是在处理大家专著时，越是要特别留神。我原所在的出版社的一位资深编辑在处理一部专门研究太平天国的书稿时，就发现书稿中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仍以东王和西王的名义给一个外国公使复函。责编提出，西王萧朝贵在1852年8月从郴州攻长沙，9月在城南妙高峰就已中炮牺牲，怎么还会在天京仍复函外国公使呢？这要么是笔误，要么是天国采取秘不发丧者别的什么策略，如属后者，则需加以注释。后来专家接受了编辑的意见，加了注释。至于我们平时处理书稿时接触到的其他谬误更是不胜枚举，如孔子一生述而不作，有的作者却列了孔子的著作一大串；年羹尧早已被雍正干掉，有的作者还说他是咸丰朝重臣等等。倘若我们的编辑看稿一目十行或者被权威光环吓住，最终结果便是让一些名家的笔误悄悄溜到成品书上去。作为责任编辑，案头工作的最后一道工序是，把发现的问题跟作者沟通。可以争论，求得最后的统一。作者倘若大肚能容，最好。如1942年钱钟书完成《谈艺录》，周振甫担当责任编辑。钱先生的《谈艺录》，不光卷帙浩繁，而且旁征博引，涉及古今中外名著不知几许，引用诗文典故数以万计。然而，尽管钱氏乃学界奇才，博闻强识，远非常人可比，但俗话所言，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振甫先生在编辑过程中，高度认真，一丝不苟，不仅一一查找出处，核校原文，找出错处。此事令钱氏至为感佩。在送给周先生的一部《谈艺录》上题云：“校书者非如观世音之具千手千眼不可。此书蒙振甫道兄雠助，得免大舛错，拜赐多矣。”至此，二人结成莫逆之交。33年之后，钱氏大著《管锥编》五卷杀青，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周振甫。周一如既往，逐条核对原文，提出修补意见，为钱氏所吸纳。钱于序言中感言：“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良朋嘉惠，前志简端。”一时传为佳话。作者中也有不服的，得允许申辩，提倡争论，近年来，我们就连每年的图书质检，都采取“可以争论”的办法———把检出来的差错一一列表，然后发还各位责编，属硬伤的，自己认帐，有异议的，让他“辩诬”，但要拿得出可靠依据，最后由一个专门的小组进行仲裁，效果不错。
40年前，毛泽东对高二适与郭沫若关于《兰亭序》真伪的争论一事写信云：“笔墨官司，有比无好。”那时气候不好，争不起来，如今之世，可以争一争了。事实和真理总是要争一争才会明了的，对事不对人，何况，双方的目标又是一致的，没有什么不好商量的。
第七部 台海回响（2003年9月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