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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学术品格，也是广大读者希望从中获得正确的文史教育的合理要求。
文史散文的创作过程中，当然需要运用形象思维和积极修辞，也就是驰骋想象，追求超脱寻常文法乃至寻常逻辑的新的话语组合和新的形式建构，造成动人的魅力。否则，就会缺乏散文应有的艺术性，也就没有了吸引力。当然这种想象思维和积极修辞的运用不应该也不会妨碍对人物、事件叙述的历史真实性；而历史叙述的真实性本身也决不会妨碍形象思维和积极修辞的展开。诚如欧阳修所说：“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修辞学专家） 张冠李戴会让作家“很狼狈” 赵丽宏
我写了几十年散文，出版了数十本散文集，涉及的题材很广泛，其中也有一部分谈到历史典故和传说。这些文章大多谈不上严谨，只是面对历史发一些感慨，对熟悉的人物和事件，也会有一点叙述性的描绘，对不太熟悉的散文中的历史真实的事情，只能抒发一点感想，作一点猜测和联想，如此而已，决不敢斩钉截铁地下什么结论。我想，不管作者是什么身份，如果文章客观地提及曾经发生过的事件，那当然要探知究竟，尽量弄清楚来龙去脉，然后再落笔写。要在文章中引经据典，必须准确，如果发生张冠李戴的现象，对作家来说肯定会很狼狈。
我也有过这样的狼狈。譬如，我曾在一篇散文中写到古人的瓷枕，小而硬的瓷枕，作为枕头极不舒服，这引发出我的很多联想。我以为今人见到的那些瓷枕，其实多为墓葬物，是给死人枕头的，所以无所谓舒服不舒服，活人不会喜欢这样的枕头。文章发表后，有一个读者来信，对瓷枕发表了长篇大论，彻底否定了我的用联想得出的结论。那读者确实有学问，信中引用了很多古人用瓷枕的典故。读这样的信，令我汗颜，觉得自己的知识欠缺。想象的艺术真实和历史的真实，两者当然不是一回事。抒情的散文和学术文章，两者也不是一回事。
写抒情的散文，和写历史考据的文章情况不一样，作者的准备和心态是不同的，前者可以天马行空，可以自由想象，作家的主观意志可以主导一切。
譬如罗伯特·莱希曼的《生者与死者的对话》，作者在他的文章中以访谈的形式和莎士比亚、马克·吐温、伦勃郎和瓦格纳交流，一个现代人，绝无可能访问过去的逝者，所以这样的访谈自由不羁，海阔天空，怎么谈都可以。没有人会计较被访问的那几位大师说的话是否真实。毫无疑问，作者对他的“访谈”对象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了解得非常深刻，这是他发挥想象的基础。
前不久读迟子建的一篇散文，文中写她梦见周瑜，有奇妙而荒诞的交流。这样的散文，涉及历史人物，其实和历史无关，只是表达作家的一种向往和心境，读者不会在意文章中出现的周瑜是否真实。如果是后者，即学者专家的介绍议论历史文章，必须非常严谨，文章中提及的一切都得有明确出处，都得经过考证。即便是修正前人观点和结论，也应在科学考证的基础上，完全凭推断和想象是不行的。记得很多年前读翦伯赞的《内蒙考古》，很为他那种严谨认真的风格感慨，虽不是学术论文，但不愧是一个历史学家的文章。余秋雨的散文，在这两者之间，既不是一般的抒情散文，也不是学者研究历史的学术论文。读者喜欢他的散文，在阅读中产生遐想和共鸣，是因为他对历史和人生的思考，是因为他独特的叙述议论方式，还有他的文采。他的散文的成就和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余秋雨这些年来一直成为关注的中心和热点，这是他的幸运，也是他的不幸。再完美的事物，不断地在聚光灯下被无数人用放大镜谛察，总能挑出疵点来的。如果因为文章中一些小的疏漏而否定余秋雨的创作成就，那当然很可笑。
我没有读过《石破天惊逗秋雨》这本书。能把从余秋雨的散文中发现的问题写成一本书，我很佩服作者。书中的评论，是严肃的学术考证，是平心静气的探讨，还是吹毛求疵的夸张，是牵强附会的批评，没有读过此书我无法判断。不过，我想余秋雨应该欢迎这本书，不管作者出于何种目的和心态，能够花这么大的功夫研读自己的作品，而且居然能发现这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那应该是一件好事。如果是我，我会找来认真读一读，对书中的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如是善意批评，我会由衷感谢作者；如是沽名钓誉、恶意挑刺，那也不必生气，一笑置之吧。
（作者为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散文家）
第三部 初“战”上海第16节 常识性的文史差错
7月中旬，山西太原李广洁先生寄来一篇批评余秋雨拒谏饰非的文章，同时指出其散文中多处常识性的文史差错。理据充分，措辞恳切，对余先生显然有药石之效。特转录如下： 历史与面团
———余秋雨笔下的历史李广洁
当代作家中，以散文而不是以小说奠定自己在文坛上的地位，并且能够让自己的作品畅行十几年不衰的，恐怕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余秋雨先生。其散文集《文化苦旅》的印数近90万册。近两年，《文化苦旅》被许多中学教师指定为学生的必读图书，甚至有些出版社还专门出版了《余秋雨〈文化苦旅〉导读》一书。按照我的理解，能够列为学生的必读图书，并且还有必要出版一部专门为之“导读”的图书，应该是经典之作。既然是经典之作，就应当经得起推敲，最起码不应该有知识性的差错。不过，话又说回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不能按照古代散文大家的水平来要求余秋雨先生，要求他的作品中没有丝毫的错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尤其是处在当今普遍浮躁的社会，能坐下来认真搞学问的人不多，写作之中的失误更是难免。发现有错误，改正就是了，你的形象在读者心目中只会更加高大。当年鲁迅先生写杂文，也曾经因为误记《颜氏家训》而冤枉了颜之推，但鲁迅先生不久就专门在报纸上承认了自己的误记，以正视听，体现了鲁迅先生的大家风度。
对于余秋雨的散文，因为专业和兴趣的关系，我原来只看过他写的《抱愧山西》，觉得他的文笔不错，也有一些独到的见解。近年来文坛上有关余秋雨散文的一些争论，偶尔听朋友说说，没有去关注。我原以为，作为一位声誉日隆的散文作家，余秋雨先生对自己作品中的个别失误，也会像鲁迅先生一样痛快认错更正，这是一个学者、作家的本分嘛。前两天，我的一位好朋友送我一本《石破天惊逗秋雨》，作者是上海的老编辑金文明先生，书中考辨了余秋雨散文中的一百多处文史差错。看了《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我确实感到吃惊，余秋雨散文中的文史差错确实不少。出于职业习惯，我又借来了《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两书，大致浏览了一遍，发现余秋雨散文中的文史差错比金文明先生指出的还要多。《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书中的文史差错，在金文明先生推出《石破天惊逗秋雨》之前，已有不少学者陆续指出过，但都没有像金文明先生这样系统、严谨。对于读者们的批评，余秋雨先生是什么样的态度呢？看了余秋雨的一些回应文章，我感到万分吃惊。他在《山居笔记·自序》中说：“我曾对学生戏言：‘我把想清楚了的问题交给课堂，把能够想清楚的问题交给研究，把想不清楚的问题交给散文’……以我的经验，拿过于明白、清晰的事情来写散文，是末流之举。”“经常也会遇到记忆不确的时候，但我不能放下笔去查证，因为文思一断往往再也接不上了。有时也会自己告诫在写完之后核对一遍，但正如古人所说，这种事如扫落叶，扫来扫去总有遗漏。因此凡有读者指出我记忆不确之处，我总是十分开心……总之，专心致志写灵感，耳聪目明扫落叶，两者都是乐事。”在《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一文中，还有更惊人的语句呢！他说：“他们的小聪明是专门找一些冷僻的史料‘差错’来纠缠，因为谁都能够判断，今天没有哪位读者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查证究竟是否真有‘差错’，于是这样的‘差错’每天都可以编造一大堆，一切都反着说，能转移人们的视线就成……你说我拒绝你们的批评，这好像很没有风度，但我要坦诚地宣布：当然不能接受，因为如果接受了，我就再也搞不成任何像样的学术，写不成任何能读的文章，那如何对得起广大读者！”
呜呼！世间竟有这样的奇文字！这样的文字竟出自余秋雨这样的名家之口，简直不可思议！我真怀疑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冒余秋雨先生之名来发表这些言论的，但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可能余秋雨先生最初写散文的时候，是想写给那些大学者们看的，让学者们回答他想不清楚的问题。所以他“把想不清楚的问题交给散文”。没想到他的读者以青年居多，尤以中学生为最，一些问题只会把中学生们搞糊涂！你这是在写散文，可不是像屈原一样在写《天问》！至于“拿过于明白、清晰的事情来写散文是末流之举”的说法，恐怕是余秋雨先生的发明。唐宋八大家的文章、鲁迅的文章，所说的都是很明白、清晰的事情，难道都成了末流之举？散文的高下好像不是以模糊、糊涂为标准来判定的，莫非余秋雨先生要改写中国的散文写作史？还有，你写文章，遇到记忆不确的时候，是马上去查证，还是写完之后再去核实，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为读者负责的作者都会认真对待此事的。我孤陋寡闻，没有听说过哪位古代的先哲说过这种事像扫落叶一样，可以不去认真核对。拿“文思一断往往再也接不上”、“扫来扫去总有遗漏”这样的理由为自己的失误开脱，恐怕不太高明。按照余秋雨的说法，有些人的小聪明是专门找一些冷僻的史料差错来纠缠。但他也承认会“遇到记忆不确的时候”。是不是真像他所说的那样，别人从他的鸡蛋里挑出的骨头都是属于“冷僻的史料差错”和“记忆不确”的失误呢？我看不是，大多数差错是属于文史常识类的错误。
一场子虚乌有的战争：三危山前的大战
《文化苦旅·莫高窟》的开头一段：“莫高窟对面，是三危山。可见它是华夏文明的早期屏障，早得与神话分不清界线。那场战斗怎么个打法，现在已很难想像，当时整个地球还人迹稀少。”这段文字中有三处常识性错误，金文明先生在《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中已经指出其中的两处，但引用史料过多，因为余秋雨先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查证。我试用最简单的办法来说明这几处差错。根据余秋雨的提示，我查阅了《山海经》一书中关于三危山的记载，《山海经·西山经》：（符惕之山）“又西二百二十里，曰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是山也，广员百里，其上有兽焉，其状如牛。”根本没有“舜逐三苗于三危”的记载。看来余秋雨说“舜逐三苗于三危”这句话源于《山海经》是记错了。《山海经》的内容极富神话色彩，虽然也有一些实在的地理内容，但论及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