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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求恩！白求恩！”
在村边，人们高呼着这个名字，喜笑颜开地挥动着手。但是当栗红色的马到达村口，队伍进村的时候，欢呼声从他们的嘴边消失了。他们满脸不安地望着方——他身子向前骑在马上，低着头，眼睛里充满了痛苦和颓丧的神情。他们闪开让方过去，同时他们自己嘀咕起来。白求恩在哪儿？为什么队伍这样沉默地走进村子？为什么担架员走路时眼睛盯着地上？然后他们看着担架慢吞吞地进入村子，他们由于烦恼和惊愕都变得愁眉苦脸了。
董勒住马，队伍停了下来，担架员跪下去小心翼翼地把担架放到地上，低着头，仿佛他们感到把他这样抬回来是他们的过失似的。
村里的人慢慢聚集在担架周围。是的，是白求恩，外国人，白求恩。两星期以前，他刚刚像一阵旋风似的经过村子，昂着雪白的头，领着队伍向山中疾驰而去。两星期以前，他刚刚出发到前方去，而现在他躺在他们面前，头向后仰，眼睛闭着，胡子朝天。他们一言不发地看着，摸不着头脑。是的，是白求恩，但是这怎么可能呢——他竟会像死人一样躺在这儿？在所有解放了的地区，他曾经创造过许多奇迹。他的面貌照亮了山西的村庄。他穿越过中原，穿越过河北和陕西。甚至在沦陷区他还捉弄过侵略者。他的名字好像刺向敌人的一把剑。这可能吗？
他们朝董看看，想得到一个平安无事的表示，接着又回头瞧着白求恩。在他所创造的所有奇迹当中，他一定还给自己留下一个吧；过一会儿他一定就会站起来，笔直笔挺的，像一柱火一样威严有力；白发高耸，胳臂伸出来叫大家放心，绿色的眼睛像往常一样地微笑。但是就在他们望着的时候，他突然痛苦地扭动了一下，把毯子从身上扯开了，于是他们看到了绷带，和一条一直肿到肩膀上、颜色变得难看的、肿胀的肌肉。
他们啊呀一声向后退开，孩子们抱着大人的腿，担架员也畏缩地退了一步。
白求恩睁开了眼睛，仿佛从沉睡中醒来，他撑着一只胳臂肘抬起身来，四下里看看，找到了董。他用只有董听得懂的外国话讲了几句，又疲惫地倒了下去。
董下了马，面对着村里的人。“我们一定得在这儿停留，”他沉重地说，“我们从前方来，一天一夜没停过。他不能再走了。他一定得休息一番才能度过这场大病。”
一个年长的人走了出来，到担架前面按河北的传统规矩恭敬地鞠了一躬。“起先我们以为也许是敌人从山里出来，可把我们急坏了，”他说，“后来认出了栗红色马和担架员，我们就高兴极了。现在我们非常难过……就是敌人来啦，就是‘坚壁清野’，就是我们的家这会儿都烧得精光，我们的家人都分散在山里，也比您这样病着回来强得多。”
白求恩转过头来，迷迷糊糊地伸出了手。
“我们必须有一个合适的地方呆下来，”董说，“等到我们能够移动他的时候再走。”
那个老人直起身来。“到于地主家。他家的房子是全村最好的了。”
他们跟着担架到了于家院子里，在外面等着，同时孩子们瞅着大人，从父母脸上的表情，他们敏锐地感觉到现在笼罩着这山谷，笼罩着河北的丛山以及全中国辽阔国土的威胁，他们为这个远比曾在村子里投下阴影的敌人还可怕的不幸而感到惊愕……
傍晚，村里又惊动了一次。这次是一个通讯员从军区司令部翻山越岭赶到这儿来。前一天，司令部一收到前方拍去的无线电报，他就得到聂司令员本人的命令马上出发。这个消息使得大家极为震惊，并且立刻就转到延安给毛泽东了。聂司令员接到延安来的一封一封的急电，命令他随时向朱德和毛泽东报告病情，并且要不惜任何代价设法把白求恩送到军区司令部。通讯员虽然因为赶了路又累又饿，却没有心思吃东西。“白求恩病着，在五台山和延安，他们都在等着消息，”他说，“如果出了什么事，你们知道我们的人会说什么吗？而你们还让我吃饭？我马上要见他。”
方把聂的代表带进了房子里去，他想安慰白求恩一下，让他知道不但在这儿，在于家的炕旁边，不但在黄石村，不但在摩天岭，在战士们曾看着他抱病离开的那个地方，而且在整个晋察冀边区，所有的人都关注着他的病况。
村里的人等候着消息，可是好几个小时过去了，那两个人还没从房子里出来，他们就悄悄地走开了。男人们回到地里去干活，还常常回过身来，把手放在眼睛上面挡住阳光，心事重重地看着村子。妇女们从她们少得可怜的食物里拿出小鸡、小米煎饼、鸡蛋、蔬菜，用篮子盛着放在于家门口。孩子们在村里唯一的布满车辙的街上游戏时，互相警告不许吵闹。小鬼①蹑手蹑脚地走到白求恩的屋子门口，再也不肯走开，并且问所有进出的人：“明天他能好得离开这儿吗？我给他拿点儿吃的来好吗？我可以问问他想不想吃东西吗？”
①指白求恩的勤务员。——译注
方整夜呆在那个屋子里。清早他出来的时候，他的长脸上带着一副烦乱的神情，并且急急忙忙跑出了村子。董在村口外面找到了他，看见他坐在一块石头上，呆呆地盯着远方出神。董一声不响地在他旁边蹲下，用一根树枝在地上浮土里画来画去。太阳这时还隐藏在山背后。从村里隐隐约约传来日常活动开始的声音。
“他现在怎么样？”董没抬头，问了这个问题。
《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第一部分第一部 死与生（2）
方用手蒙着脸。“起先我因为能来护理我们的导师，心里非常高兴。现在我心里难过极了。他的病很重，可是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他抬起头来，“我们怎样去向聂司令员和毛主席报告呢？”
“他管我叫做他的‘化身’，”董说，“现在我仿佛也在死去。我们一定得回到他那儿去。我们决不能让他死。”
董在院子里找到一条粗板凳，放在白求恩的屋子窗户底下，继续守护。
夜晚来了。一个人影悄悄地走进院子。“白求恩是在这房子里躺着吗？”一个声音轻轻地问道。
“是的。”董掉过头来，看到一个穿着游击队蓝布棉制服的年轻人。
“我们是人民自卫队的队伍，”那战士说，“我们路过这儿上摩天岭去。在村子里我们听到了这沉痛的消息。为了白求恩。我们抱定自我牺牲的决心。我们全体保证：到前方以后，我们愿意接受任何任务，给别人树立榜样——决心自我牺牲到底……请你告诉白求恩好吗？”
“好，”董说，“我一定告诉他。”
这个战士敬了个礼，随即在黑夜中沉默地走开了。接着，方走过来在董旁边坐下问道：“他叫过人吗？”
“没有，”董说，“他安静地躺着哩。起来过一次，到桌子前面坐着写东西……”
“真奇怪，他还有气力爬起来，到桌子前面坐着。”方坐在那儿思索起来，望着殷红的炕火照耀着的屋子。“他现在会写什么呢？我纳闷他心里想些什么？”
“也许想他所记得的痛苦事情，”董说，“今天晚上星星很多，正像他往常喜欢的夜晚一样，而我曾听他讲过像星星一样多的无数往事。在山里，夜晚的天空看起来像寺院里涂金的天花板的时候，他往往对我说：‘我的化身，这些河北的夜晚就像我小时候在我本国所看到的夜晚一样……’口口声声不离他的化身……刚才有一个战士在这儿……从一个过路部队来的。为了白求恩，他们抱着自我牺牲的决心出发了。所以他们也是他的化身……”
“我——你——他们……咱们进去吧……我们决不能再离开他了……”
董默默地哭了起来，一点也不怕难为情。“我一会儿就进来……原谅我的软弱的眼泪。它们不久就会流干的。死对于他比对所有我见过的其他人更痛苦。如果他死去，他将是第二次死了。而他才四十九岁。你明白吗？每个人都要死的——许多我们自己人都死了——但是我们大家只有一个生命和一次死亡，而他曾有过许多个生命，这次将是他的第二次死。你知道吗？——这是他第二次死啦，全中国的眼泪也不够来哀悼他的第二次死的……”
方沉重地站了起来。“全中国的眼泪也不够，”他说，“不够，董同志，全世界的眼泪也不够的……”
二
美国，底特律——1926年……
他三十六岁，而从他的症状看来，他已离死不远了。
他躺在床上，细想一生是怎么开始的，而现在就要结束了。
他想历史上连他的名字都不会提起。他不知道，就在1926年，历史已经在部署伟大的国家和无名的人们从事战争、暴动、屠杀和英雄行为。他也不知道他还要再尝一次死亡的苦味；不知道有一天四分之一的人类会用“白求恩”这个名字来歌颂他；更不知道在一个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山野里，一个姓董的人会守护着他，会想起这一次，他的第一次“死”。
有那么一天他自己会写下：“并没有多少人有机会面对死亡，并在面对死亡中认识自己一生的真相——然后又活下去。”但是现在他只知道自己快死了，而他一生的岁月都付诸东流了。他对自己说他一点儿也不在乎。但是他问自己，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他窗下大街上的声音和灯火增加了底特律长夜的凄凉，他在床上翻来覆去，时梦时醒，痛苦不堪，他检查他杂乱无章的一生，咬紧牙关不许自哀自怜，他不断探索他失败的原因，并把这种探索当作自己唯一有意义的遗嘱。
他记起了许多面貌、城市、伤心的事，虚荣的事。他记起了家、大战、放浪形骸的生活、荒唐的游荡和过度的兴奋、工作、手摸着黏泥和人体时的快感、霉烂了的爱情、强烈的渴望、癫狂、绝望。在那叫做“生活”的旷野里，他是在什么地方迷了路？又是为什么迷了路？
三
牧师住宅，木板盖的教堂、他喜欢在里面游泳的那些湖泊、他追赶过蝴蝶的那些小山——这些都是他的出生地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和他的童年的一部分。
图片16 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赫斯特镇的一所楼房。
1890年3月3日，亨利·诺尔曼·白求恩诞生在这里。现经加拿大政府修复，开辟为白求恩纪念馆。
这一切他全记得，还有那些关于十六世纪中叶从法国北部移居到苏格兰的白求恩族的传说。他们是法国的胡格诺①教徒——早在三百年前他们就不是同流合污的俗人，他想起这件事来往往暗中得意。以后两个世纪中，他们给苏格兰提供了许多医生、教师和牧师，其中有几个做了斯开岛②爵主的世袭医生。后来，在十八世纪，他们迁移到加拿大去，在那儿白求恩族出了一个英国国教的主教，他是多少代长老会教徒以后的第一个国教徒。白求恩族的另外一个人做了麦吉尔大学校长。还有一个，就是诺尔曼的祖父，行起医来，成为多伦多杰出的外科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