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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察冀的各种群众运动都是根据广泛的统一战线政策组织起来的。因此，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在未进入一个地方以前，一定先请求当地政府及国民党和他们合作。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从1927年以来就被国民党放弃了，在晋察冀它却成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共同纲领的基础。“民权、民族、民生”三个主义现在真正实行起来了。封建制度正在被消灭。减低租税。扫除文盲。不没收任何人（除了给日军当傀儡的军阀和汉奸地主）的财产，也不废除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革命不是目前的口号，而是将来的口号。共产党主张必须首先击败敌人和消灭封建势力……
这时候日军决定了一个新的策略。他们成立了一个华北派遣军总司令部，以统一指挥分散在山西、河北和察哈尔三省的部队。由于他们的正面进攻，以及他们所抄袭的游击队战术都一一失败了，他们现在开始对八路军在晋察冀的主要根据地五台山区进行全面包围。
晋察冀边区现在是与中国其他的地方隔绝了。但是在这儿，坚决抗日的火焰却在人民的心中燃烧，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新的民主的共国的远景，终于从帝国主义和国内腐朽的反动势力的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新中国。这个地区就是未来中国的希望和雏形。
三十六
白求恩是6月初到晋察冀的，在他寄出的但永远没有到达外界的许多信件当中①，有一封这样写着：“现在我是在这个战争的中心的中心。现在我能真正体味这场惊天动地的斗争的奇异而崇高的精神了。”
①白求恩遗留的书信文件当中存有信件的副本。——原注
但是这种在日军防线之内，而同时又在解放区的新奇感觉不久就消失了。今天在前线与敌人发生接触，明天突袭一下又退到山里，从后方进行狙击，在敌人补给线附近像马蜂似的困扰，控制离开敌人前哨只有几英里的地区——这就是华北抗日战争的特色。这个特色使白求恩感到非常兴奋。他现在每天工作十八小时，来不及刮脸，因此他索性不刮脸了，留起胡子来。
在医疗队到达五台县以后的三个星期里，他把他的时间分配在河北村、河西村、松岩口的三个军区后方医院里。
他巡视了这几个后方医院，检查其中的工作人员、治疗方法、设备、药品器材。到晚上，一天的工作结束以后，他又制作医学图表，研究他的笔记，给聂司令员和延安写详细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汇集的调查材料使他得到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结论。按西方的标准来看，八路军和游击队并没有真正的医院设备。各“后方医院”总共有三百五十张病床，但是这些病床并不是真正的病床，这些医院也不是真正的医院。这儿的情况比他在贺家川所见到的要好一些，但是在这儿伤员也是睡在铺着草的土炕上面。因为没有病员服，他们仍然穿着自己的那套肮脏的制服。工作人员虽然尽到了他们的力量，但是他们当中并没有受过相当训练的人员。这儿没有麻醉药——除了他自己带来的那些，没有正规的手术室，也没有一件外科手术所需要的器械。纱布绷带是用过了又洗，晾干了再用。缝伤口用的线是自己做的。药品大部分是本地自制的丸散膏丹，功效不可靠。探针是用铁丝做的。铁片代替了钳子和镊子。这儿也没有任何训练医生和护士的设备。
归根到底，能够用来照顾晋察冀的伤员的只有他所带来的药品，他自己的器械，他本人的技术，布朗大夫，五个本地训练出来的医生，以及那些服务热心但是没有什么训练的义务工作者。到了7月中，布朗的假期又满了，他不得不离开这里。
白求恩（左），贺龙（中），布朗（右）。
分别的时候两个人都难过得说不出话来。他们曾在一起爬山越岭，在同一个炕上取暖，在设备简陋的手术室里并肩工作。布朗动身回汉口教会去以前，他保证一定竭尽全力在药品器材方面帮助白求恩。
布朗走了以后，聂司令员派来了一个曾在美国上过大学的中国县长，给白求恩当翻译。他的名字是董越千。他是一个矮胖的、好性情的年轻人，脸上常带笑容，天生有一个外交家的圆通。他的英语很别致，他对于中国历史和政治的知识非常渊博，不久他对于白求恩就非常钦佩了。还没到一个星期，白求恩就把他叫做“我的化身”。
布朗离开后的第二天，白求恩通过延安给纽约的国际援华委员会拍了一封求援的急电：
过去一个月在日军后方晋察冀军区和游击队一起工作。平均每天十次手术。迫切需要款项及药品器材。目前大城市中尚能买到医药器材。请即电汇毛泽东一千美元。
他写信给延安的马大夫——这是他现在与外界的主要联系，请他把他留在那里的爱克斯光设备送来，同时问他你想纽约方面收得到电报吗？你或许应该把这些电报转给孙夫人。她可能有点办法。我需要帮助。布朗走了，我要想念他的。他是个非常好的医生，和他谈话也非常有趣。
一个美联社的记者，名字叫赫尔多·汉森，刚从北平来到这里。他就要南下去采访朱德。我告诉他我们工作的情况，以及我们如何需要药品器材。我写了一篇很长的关于这整个地区的文章，已经交给汉森，托他到汉口后给我寄出。
聂给我派来了一个非常好的翻译，姓董，他的英语相当别致，我少不了他。我已经学会了一点汉语。我从来也没学会过一种外语，可是这次仿佛一见汉语就有缘似的！你能给我寄一本汉语字典和一些报章杂志吗？
三个月来从没有读过什么报章杂志（不论美国的还是英国的）。不知到过什么没有？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大事？西班牙战争有什么变化？你得到过什么消息？
我今天做了八次手术……我很累，可是心里非常痛快……看样子我必须在这儿开办一个卫生班，从最初的东西讲起。我必须在输血方面做点工作。为了把事情办好，我现在是哭、笑、嚷嚷一齐全来。
我需要一个助手！不多写了。我们是在一条血泪冲洗着道的路上前进。
白求恩写信要求英美援助。
几天以后，他到五台山里的蛟潭庄军区司令部去参加一个军区卫生工作会议。
他怀着热切的心情期待着这个会议。听说聂曾在法国学工程，孙中山先生联俄时期在苏联进过军事学校，还在黄埔军校当过教官，1927年蒋介石突然向共产党发动进攻以后，他就加入了红军。他现在才四十岁，但已经是抗日战争中的一个主要将领。到了蛟潭庄的军区司令部，白求恩很惊异地发现这位将军看起来像三十岁的人，脸光润、年轻，带着一种一分钟也不肯闲着的态度。
白求恩和聂荣臻在一起。左为董越干。
他非常热烈地欢迎了白求恩。“其他的人，”他说，“处于你现在的情况，恐怕早就不干了。”
他接着说，他有一个建议提供给白求恩，希望他予以慎重的考虑。看来与支持白求恩的国际援华委员会保持联系是件困难的事。而同时，正如白求恩在许多次汇报中再三指出的，抗日部队的医疗方面的需要却一天比一天迫切。军区方面同意白求恩的看法，认为必须采取非常措施。他因此提议，请白求恩为整个晋察冀地区的正规军和游击队建立一个医务系统。白求恩的美国友人汇来的款项当然都用来推进他的工作。如果他肯答应，他就不仅是以加美医疗队队长的身份，同时还是以晋察冀八路军的卫生工作领导人，以及晋察冀政府卫生顾问的身份来进行工作了。
董还没有把话译完，白求恩就答应了下来。他后来写信给马大夫说：“我感到无上的光荣。我现在的头衔是：诺尔曼·白求恩大夫，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
《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第二部分第四部 敌人——制造创伤的人们（9）
他就职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拟订计划把一个简陋的后方医院改建为一个模范医院。他认为军区所有的医院都不足以应付正规军和游击队的需要。他觉得以他带来的器材和眼前就有的一些简陋设备，建立一个有较好的病房、训练得较好的工作人员、照顾病人较为周到的医院，并不是不可能的。他进一步想，设立这样一个医院的最大好处，是它能以榜样来说明如何利用现有设备改善军队中的医务工作。
7月底，在聂司令员的热烈赞助之下，他召集了一个医务工作人员会议。这个会议是在河北村举行的，由军区卫生部长叶大夫主持。白求恩在会上概括地说明了他的计划，然后会议通过了他的计划并决定开展一个“五星期运动”，将这个模范医院建立起来。
三十七
他们骑着马从河北村出发，在路上慢慢走了好几个小时，到后来身子都僵了。他们的路程只有九十里（三十英里）。但是这条路是一条骡车道，才十英尺宽，路面上有很深的大车轨迹。路有时在两边山岩耸立的山沟里，有时则越过崎岖的高山。
村子的南北两面矗立着崇山峻岭。西面，在他们背后，巍峨的五台山脉高耸在山西与河北之间，山顶上有长城蜿蜒起伏。东面，山谷又通到另外一个高入云霄的山脉。
不久他们就到了村里。村里有一堆茅屋，住着二百来个农民，村边有一条碧清的小河。虽然村里的人已经看惯了这位留着长胡子长着白头发的外国人忽来忽去，他们照旧出来到那尘土飞扬的街上，很恭敬地站在一边，看着白求恩和董走过去。医院设在一座紧靠村边的山岩上的小庙里，周围长着些柳树和松树。当他们骑着马走近的时候，白求恩听见一个和尚在念经的凄凉的声音：“阿弥陀佛……”这座庙改作医院以后，和尚们照旧住在那儿。“虔诚而肥胖，”白求恩后来在日记里描写他们，“活像法朗士①在《企鹅岛》中所讽刺的僧侣。”
①法朗士（1844—1924），法国著名诗人、小说家。——译注
他们的肥胖的脸，圆滑的态度，以及那一副多余的卑躬屈节的样子，使我每次看了都有一种厌恶的感觉。
他们每天念三次经，一面念一面敲打着铃锣。我一嗅空气，闻到那种把花香压下去的熏人的气味，就知道他们是在烧香拜佛了。当我下马的时候，战士们忽然唱起一首爱国的歌曲来：
没有枪，
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
和尚在唱他们如何信佛，战士在唱他们如何信另外的神。我走进院子里，看见满院花卉盛开，心中感到极大的喜悦。大朵的粉红色荷花，有如那些被一顿丰盛的午餐撑得有点透不过气来的贵妇，大如足球的花盘，沉甸甸地低垂在青陶花盆的边沿。天竺葵、玫瑰花、蓝色的喇叭花和夹竹桃围绕着漆得很富丽的门洞。洗净的一小块一小块纱布挂在低矮的橘树上晾着，好像一朵一朵皱缩了的木兰花。小庙的台阶上坐着几个休养员，缠着绷带的胳臂和腿显得那么的不灵活。护士们跑来跑去，有时候跨过了睡在地上的狗或猪的身子。金光耀眼的长空中回荡着鸽子的唧唧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