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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在换乘火车的时候买了几份加拿大报纸。我发现一条消息挤在后面几页当中，报道了在温哥华码头上举行的反对装运废铁到日本去的一次示威游行。好极了，任何正直的人都会那么想。但是有没有一位内阁大臣在那儿称赞他们，向他们保证加拿大的物资不会拿去制造武器用来杀害中国人呢？没有。只有警察在那儿冲散和殴打示威的群众。愚蠢！但是多么血腥而恶毒的愚蠢！而我仍然在空谈……
在这种“愚蠢”面前，他下了一个决心。在美国中西部某处的火车上，他给多伦多的援助西班牙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写了一封信。他指出，他已经花了半年的时间为民主西班牙作公开讲演。他担任了这项工作，因为他深信有它的必要。但是自从他回国以后，西班牙的军事形势已经变得更险恶了，同时，战争正在远东蔓延着，别处的政治形势也在恶化。在这些情况下，军事上的考虑在战胜反动势力的斗争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何况他已经走遍了北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因此他觉得他现在应该再去直接参加斗争。
作为他的旅行的结尾，他现在还要在加拿大的几个会议上演讲。他对麦吉尔大学的一个学生组织讲了话，又在多伦多的一个群众大会上讲了话。一个星期后，在西部的萨斯卡通城的一个大会上，听众中有人大声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你确实是共产党员吗？”他回答：“是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
全国的报纸登载了他承认是共产党员的消息。有些人看到这消息大吃一惊；另一些人认为那是一个姿态；但是在最接近他的朋友们看来，他的行动显示出了一种必然性。
在萨斯卡通的大会以后，有人表示他和共产党的关系可能会损害他为西班牙做的工作的效果，他激昂地反驳道：
不行，我可不能放过这种说法！是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那是我个人的信仰和个人所决定的问题。如果现在我说喝牛奶对儿童有好处的话，难道反共的人们因此就能说牛奶不好吗？如果我说人民需要面包的话，难道就仅仅因为说这话的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最公正、最崇高的政治和道德形式，而说他们不需要吗？
在另一次大会上，一个故意刁难的人说他是一个“莫斯科的雇佣”，他和蔼地回答说：
我的可怜的受骗的朋友……为什么是一个莫斯科的雇佣呢？为什么不是一个英国的雇佣呢？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俄国革命六十年以前在伦敦发表的。如果俄国明天从地球上消失，难道你以为那样就会铲除共产主义了吗？我相信，如果基督再出现在地球上，宣扬人类的博爱，他也不免会被扣上一顶“莫斯科的雇佣”的帽子。
现在旅行已经结束，他的未来计划也在他心中明确了。在多伦多，在当地一个基督教堂举行的一个援助西班牙会议上演讲以后，他和援助民主西班牙委员会讨论了他的新计划。他宣布，他一直希望作为一个外科医生回到西班牙去。但是一批新的美国医生刚刚启程去西班牙了，同时远东的事件正在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人民抵抗侵略的战争上。他从此以后也不想挂出私人行医的招牌了。西班牙确实需要援助，但也得到了一些援助。而中国对医生的需要比西班牙更加迫切。
他继续说，在纽约已经成立了一个国际援华委员会，配合着孙中山夫人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进行工作。援华委员会的计划是对在中国北部和日军作战的游击队给予医药援助 。他已经自动请求率领一个医疗队到中国北部去和游击队一同工作。他觉得，他在西班牙的经验拿到中国去一定有极大的价值。
几天以后，他动身到纽约去和国际援华委员会一起完成各项安排。1938年1月2日，他带着足够装备几个外科医疗队的设备和器材，乘“日本皇后号”海轮从温哥华启程去香港。
在准备启程的忙乱的几个星期里，他没有时间去推测未来可能带来什么。他在蒙特利尔会见了弗朗西丝，到汉密尔顿去看了家里人①，向几个亲近的朋友辞了行。但是在船上，他觉得需要给弗朗西丝写一封告别的信，那信是他在香港寄出的：
①他的母亲、姐姐和弟弟。父亲已在1930年去世。——原注
当我动身去温哥华以前在蒙特利尔看到你的时候，我想讲明白为什么我要到中国去。我不知道我讲明白没有……我去过西班牙这个事实并不能给我，也不能给任何其他人以现在静坐旁观的特权。西班牙是我心上的一个伤痕。你了解吗？这是一个永远不能愈合的伤痕。 这痛苦永远会留在我心里，使我记起我见过的事物。
白求恩给弗朗西丝的信。
我拒绝生活在一个制造屠杀和腐败的世界里而不奋起反抗。我拒绝以默认或忽视职责的方式来容忍那些贪得无厌的人向其他人发动的战争……西班牙和中国都是同一场战争中的一部分。我现在到中国去，因为我觉得那儿是需要最迫切的地方；那儿是我最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
祝你幸福……
白
《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第二部分第四部 敌人——制造创伤的人们（1）
三十二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孙中山先生遗嘱，1925年
1938年1月20日，白求恩到了香港。三天以后，他飞到汉口，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所在地。在汉口，他发觉自己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地球上最古老的国家的奇异、落后、辽阔的国土。
在这个城市里，难以想象的穷困围绕着撩人眼花的奢华，官僚集团顽强地抗拒着现代思潮；他在这儿会见了政府的低级官员，参观了简陋的军医院，随后就作了到北方去的准备。
初次接触中国使他感到惊愕。在战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半封建的反动势力、共产主义这些汹涌的浪潮之中，许多震撼亚洲的重要事件正在这儿展开。它们的起源只有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现代欧洲的兴起、列强的竞争、中国人民惊人的奋起当中才可以找到。
五千年前中国就有了文明。当欧洲还处在野蛮状态的时候，中国就已经进入了封建时代。中国对于欧洲的影响，虽然不是直接的，却很深远。印刷术和火药都是从中国传去的。中国是欧洲商旅向往的圣地，在西方的嫉羡的眼光里，这是一个传奇般的宝库。但是，早在中国的封建制度开始出现裂痕的三百年以前，工业革命就开始动摇西欧的封建制度。印刷的文字促进了对旧制度的挑战。资本主义一旦取得统治地位，它的新制度就到处去寻找市场和原料。它依仗着火药的力量在落后的亚洲和非洲进行掠夺。
当欧洲在亚洲之前突飞猛进的时候，中国正遭受着从陆上来的侵略、满洲人的专制统治以及国内驻扎外国军队的耻辱。但是，最难堪的却是西方帝国主义在十九世纪使中国蒙受的奇耻大辱。
那是个强取豪夺的世纪。英国霸占了香港，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并且在炮轰沿海口岸的威胁之下把鸦片输入中国。日本夺走了朝鲜和台湾，法国抢去了印度支那。德国在中国大陆上侵占了好几个城市。帝俄夺取了满洲的重要港口。美国因为正在开发自己的边疆，来晚了一步。它发觉自己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于是就施展了一套特殊的办法。它一面侵占菲律宾，一面要求在中国与其他列强享受“同等权利”。美国的政策具体表现为“门户开放”的要求，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一个“我也有份”的政策。
当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利用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大发其财的时候，中国人民却被普遍的贫穷、疾病、文盲和苛政压得透不过气来。只有一贯与历代帝王勾结的封建地主阶级，还是照旧地富有，照旧地腐朽。每次农民起义总是被本国的封建统治者与外国军队的联盟镇压下去。但是由于西方列强的不断侵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尤其是学生和知识分子，接触到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历史和进步思想。
在二十世纪最初的十年里，中国的民族独立运动找到了最伟大的代言人，孙中山先生。同时由于民族主义思想在清朝的汉人军队中的传播，当时国内形势就增加了一个新的因素。1911年，部分军队起义，推翻了清朝政府，于是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由孙中山出任总统。
起初这只是一种改头换面的变革。地主和官僚依然存在。广大的地区还是由各地的军阀统治着。他们反对孙中山，争先恐后地勾结列强与他对抗。孙中山当时仍然面临着以下的一些问题：驱逐帝国主义，统一全国，建立一个真正全国性的政府，打倒旧的封建集团，实施一些已经晚了千百年的改革。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速了这个变革的过程。
德国和奥匈因为战败退出了控制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集团。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新建立的苏维埃政府放弃了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并且公开宣布同情各殖民地国家要求完全独立的愿望。伴随着那些操纵中国的列强的削弱，中国国内出现了两个新的因素，加强了民族独立运动。在大战的特殊情况下，中国的民族工业有了初步的发展，产生了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和一个新的工人阶级。这些实业家苦于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列强的种种经济上的压迫，希望有一个能保护他们利益的强有力的政府。工人阶级虽然还弱小，却是一个团结一致的因素，它通过严密的组织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并受到俄国革命的巨大影响，产生了中国共产党。
在孙中山周围，现在形成了一个统一战线，以日益由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人和农民为主体，其次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统一战线的纲领具体表现为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1925年孙中山逝世的时候，结束“军阀割据”的条件已经成熟。由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共同努力，在广州建立了一支新式的军队。军队里的军官是从著名的黄埔军校（蒋介石任校长，共产党员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训练出来的。于是就开始了北伐，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革命军队对军阀的巢穴和外国势力的堡垒的进军。
北伐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到1927年，革命军已打到外国势力主要根据地上海的城下。从广州到上海，军阀都被推翻了。英法和美国派来了军队，但觉得还是不用为妙。在上海市内，工人们在化装潜入市内的周恩来领导下，举行了武装起义，在革命军还没进城以前就夺取了全市。
孙中山的遗嘱好像快要实现了。但是现在那些有势力的实业家，也就是昨天的封建地主，却恐慌起来。他们感到，在上海表现得如此惊心动魄的新兴人民力量，以及要求社会改革的热情，很可能推翻他们自己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治。在帝国主义代表的指使下，他们通过国民党右派暗中进行活动来压制群众的革命高潮，同时与封建势力和外国利益实行妥协，以保证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