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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到马德里以后就以更大的精力来推动输血队的工作。队中其他的人觉得他似乎比以前更紧张，更厌恶任何延误和官样文章，更需要实际行动。任何麻痹大意以及缺乏效率在他看来都是“卡巴赖罗主义”，可能引起马拉加式的后果。在输血处里，不管是西班牙人还是加拿大人，只要稍一疏忽，就足以惹起他那人所共知的盛怒。但是在前线他的工作却照旧冷静、熟练，而且有效率，与他一同工作的人没有不为此感到惊奇的。
当他不在前线工作的时候，他总在盘算着一件自从马拉加沦陷以来念念不忘的事情——战争造成的成千上万的孤儿需要援助。穷于应付的政府针对这种情况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白求恩认为另外需要有一个能得到外援的特殊计划。巴塞罗纳，北部的工业中心，当时离战场很远。他认为巴塞罗纳是个很理想的地方，可以在那里设立一系列的儿童村来照顾那些孤儿。他飞到巴塞罗纳，加泰隆的首府，呆了五天，与政府官员讨论他的建议。等他得到他们的批准以后，他就打电报请多伦多的援助西班牙委员会为这个计划筹款。委员会表示同意，后来在巴塞罗纳北面最先设立的两个儿童村就是民主西班牙的加拿大友人捐款举办的。
重新回到马德里以后，白求恩就扩大输血队的工作范围，把整个中部战线全包括在内。4月初，政府军在瓜达拉加拉战区猛攻的时候，输血队曾在布里惠加一连进行了三天输血工作，那是三万意军被击溃的战线的中心。
在瓜达拉加拉战役中，白求恩不顾索伦森等人反对，驾车穿过枪林弹雨。最后，他们只好下车爬到一个安全地方。当他们返回时，发现挡风玻璃有一个子弹洞，正好在白求恩喉咙位置的水平上。
瓜达拉加拉战役是政府军在攻击战方面的第一次决定性胜利。随着这个胜利一阵乐观情绪传遍了整个西班牙。胜利的滋味是美好的，白求恩因为心情比以前轻松，就开始想作些关于血液的新试验，并计划将输血队的工作进一步扩大到全国。但是这种乐观情绪只是昙花一现。
白求恩心情比以前轻松。
有一天下午，他忽然接到卡罗斯·康特雷拉斯的电话，请他立刻去商谈。在他的办公室里，康特雷拉斯很快就谈到正题。他有一个建议——请白求恩到北美洲去一次，把西班牙人民的困苦危急的处境直接告诉美国和加拿大的人民。
康特雷拉斯对他说明了局势严重到什么地步。他说，瓜达拉加拉战役表明共和国假若有作战的武器是能够战败法西斯的。可是它现在得不到武器。苏联离得太远，而且它的没有武装的商船太容易被意大利的潜水艇在地中海击沉。因此，单靠它的援助是不能战胜法西斯军在武装方面的优势的。而英国、法国和美国都拒绝取消禁运。相反的，德国和意大利却源源不断地把军队和军火运到西班牙。在这种情况下，美洲来的援助是能起决定性的作用的。同时，输血队的工作现在已进行得很顺利，因此他认为目前白求恩的最有价值的贡献是到北美人民的面前替西班牙说话。
白求恩一开始不愿接受这个建议。战争在继续进行，他却去从事巡回讲演，这使他想起来很不舒服。但是他实在无辞可对第五联队的首长摆在他眼前的那些残酷事实。
他和输血队的加拿大同事讨论了这件事，他们同意康特雷拉斯的看法，认为在最近的几个月内，白求恩帮助西班牙的最有效的办法是到北美去发动一个要求取消禁运的群众运动。白求恩拍电报给国内的委员会，等到委员会同意后，便从巴黎请来一个摄影师①拍了一部叫做《西班牙的心脏》的战争影片带回美洲。
①即格泽·卡帕提。——原注
现在他只剩下一件事没做了。几个星期前，他接到《新边疆》①——一家加拿大文学杂志——的信，请他写一篇关于西班牙的文章。他决定趁着还在马德里的时候来写这篇文章。
①现已停刊。——原注
白求恩在写作。
他把它叫做《久不写信的歉意》。这篇文章完全表现出他的独特的性格。他一开头说，他之所以迟迟未写信，是由于在战争中的西班牙，“我深深感到文字的陈腐空洞”。他可以描写一次轰炸，描写街头的屠杀，但那样做是不够的。只有艺术才能够表达他几个月来所体味的死亡与恐怖的经验，因为只有艺术才是“经验的合法而可辨认的产儿”。
《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第二部分第三部 敌人——法西斯主义（14）
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继续写道〕要尽情抒发自己的胸怀，他是自由自在的。他听从自己。他尊重自己。
他出现于日常的世界，有如大海中的巨鲸，打破一切习俗与传统的表面的平静。他是欢快的，严肃的，嬉笑自若的。他热爱生活。他热切地进入所有的人的生活里。他把所有的人融为一己。
艺术家的作用是去打破平静。他的责任是去唤醒那些酣睡的人们，摇撼那些安于现状的社会栋梁。他使世界记起过去的黑暗，为世界显示当前的现实，指示出它新生的道路。他既是他时代的产物，又是他的时代的先驱。他来到以后，我们就感到不安，对于我们平常太轻易地认为真实的那些事物怀疑起来。他使一切静止的和固定的东西都动摇不安。在一个害怕任何变革的世界里，他鼓吹革命——生命的本源。他是一个鼓动者，一个扰乱宁静的人——敏锐、急躁、果敢、坐立不定、令人不安。他是在人类灵魂里活动着的创造精神。
当输血队里的加拿大同事读这篇稿子的时候，他们并不奇怪他这个当医生的为什么要从西班牙战场上大谈其艺术家的作用。他本人是一个艺术家，正如他是一个医生一样。但是不仅如此，他们明白他不只是在说明艺术家的特性，而且是在描绘他自己生活的新轮廓。
1937年6月6日，他启程回国。在维尔格拉大道的输血处举行了一个简单的送别仪式，参加的人包括输血队的全体人员，新成立的军事卫生部的代表，以及政府官员。由于他在各条战线所采用的输血方法，伤员的死亡率已经大为降低，有些战区降低了百分之七十五之多。这一点是西班牙的各位发言人在送他去履行他的新使命时特别提出来颂扬的。
他在西班牙看见的、经历的和做过的一切记忆犹新，他现在要回国了，“去唤醒那些酣睡的人们……”
三十
6月18日早晨八点钟，白求恩到达蒙特利尔。
虽然时间很早，好几千人已经聚集在古老的幸运车站和附近的街道上来欢迎他。他一跨下从纽约来的火车，一大群人便涌进入口处，沿着很长的月台蜂拥着跑过去。
他还没来得及知道是怎么回事就给包围住了，热忱的手抢走了他的提箱，热烈欢呼着的人群把他高高地举在肩膀上。在照相机的灯泡的闪光中，新闻记者使劲往里挤。在一大堆喜笑颜开的陌生的脸当中，他瞥见了一些老朋友。“白求恩大夫万岁！”许多人高呼着。他被抬着经过了车站到街上去，前面的一条横幅上写着：民主西班牙万岁——欢迎白求恩大夫归来！
车站外面，一长列的汽车在等候着，挂满了彩绸和欢迎的旗子。在他还被抬着的时候他就用几句感谢的话回答了群众的响亮的欢呼，最后他说：“大家今天早上这样来欢迎我，我实在没法说出我心里是多么感激。我知道，我不单是对我个人的欢迎，而是大家对民主西班牙的支援的一种表示。”群众的欢呼声响彻了市中心区。然后，喇叭叫着，旗子飘着，白求恩坐在领先的敞车里，那汽车队就沿着温莎大街往前开，到了圣凯瑟琳大街，然后进入蒙特利尔商业区的中心。便道上，成千的人看到旗子时挥着手。在高大的工厂建筑物里，工人们从窗口伸出身子，撒下大把大把的五彩纸屑。
汽车队转弯抹角地慢慢通过了法族加拿大人的东区，回到市中心，然后来到商业区的一家旅馆。
从踏进旅馆房间的那一刻起，他就忙得应接不暇：电话啦，老朋友啦，医生的团体啦，采访的请求啦，从大陆各地来的致敬电函啦。从前只有医学刊物报道他的工作；现在他发现所有的报纸都报道他的工作，和那些改变着历史发展进程的事件交织在一起。
在最初兴奋忙乱的两天里，来看他的那些朋友们觉得他变了，那是一种微妙而难以捉摸的变化，表面上是不大看得出来的。他略微瘦了一点，也黑了一点，样子很困顿。然而与其说那是身体上的困顿，不如说是心事重重的神情。关于西班牙的最细微的问题也可以引起他的热烈的辩解。但是他往往一讲完就突然沉默起来，同时他的眼睛会溜来溜去捉摸着听他讲话的人的脸。有时，正在谈话中间，他会变得心不在焉，仿佛在倾听他自己的思想，或者仿佛周围的朋友们突然变成了他初次打量的陌生人。
弗朗西丝来看他的时候，重聚是亲切的，可是两人中间好像有什么话没说出来。“你知道吗，”在他谈了一阵他在西班牙的生活以后，她突然说，“你看上去跟你离开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不知为什么你感觉两样了。对吗？”
他笑了一笑。“我希望如此。我非常真心希望如此。”
他以在皇山竞技场所作的一篇讲演开始了他回美洲的使命。
从他电告多伦多他即将回加拿大的那一刻起，援助民主西班牙委员会就开始为他到全国各地去讲演作准备。在他到达两天以后，首先在蒙特利尔举行了一个盛大的集会。
关于民主西班牙和佛朗哥两方面的优劣，魁北克省的舆论争辩得非常激烈，而且官方曾数次采取措施禁止拥护民主方面的发言人使用公共讲坛，但是白求恩在西班牙的工作的性质缓和了许多敌对的政客，并使他获得了普遍的尊敬。当竞技场开门的时候，等着入场的人的行列一直排到街拐角又转了弯。等他随同当地援助西班牙委员会的人员来到会场的时候，那座宏大的建筑物已经挤得水泄不通，坐着的和在外面等着的加在一起，足足有一万五千人。
听众来自社会的各阶层，有着各种各样的政治信仰。有来自蒙特利尔的讲各种语言的各少数民族的人们，有教员、大学教授、工会工作者、医生，有和白求恩个人意见相同的人们，甚至还有一些激烈反对他的见解但钦佩他的为人和工作的人们。
在作了介绍和赞颂的讲话以后，白求恩在热烈的欢呼声中走到了麦克风前面。那是一种奇异的感觉——一个人单独站在一根光柱中，而在讲台四周的黑暗里大约有一万五千个男女忘掉了一切拘束，大声呼喊着，形成一片震耳欲聋的喧嚷。他冷静地等待着，点燃起一支必不可少的香烟抽了起来，等欢呼的声音平息下去，然后以一种从容的讲话的声调开始讲演。
主席，女士们和先生们，我当初去西班牙，因为那是一个荣誉的问题。我现在回来了，因为有一些话需要说，以便答复那些在西班牙之外的不讲荣誉的人们所讲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