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医学杂志和书籍，并从中找到一线生机：动手术解决肺结核病症。理论文章具有前沿性，固执的白求恩坚持用自己的生命赌博一下。他居然奇迹般康复了。作为一名医生，他的研究对象变得格外明晰：肺结核。他成了传奇式的人物。他再次向弗朗西丝求婚，弗朗西丝马上答应，他们再次结婚了。
二
这一次，相爱的人并不幸运，嫁给一个工作狂并不幸福，弗朗西丝提出离婚，传记中并没有详细地说明缘由。这是一个很深奥也很简单的问题，他们两人的性格并不适合：一个理想主义、饱含激情，另一个恬静、渴望平淡生活。很可能是他们没有孩子，白求恩很喜欢洋娃娃，最后他面对失败的婚姻说：多年的爱恋只剩下一个洋娃娃。没有细节表明白求恩受到多大影响，他只是愈加热衷于继续做画、做雕刻，照顾当地的无名艺术家，出钱买他们的作品，还建了一所儿童美术学校。这和当年在伦敦的放浪生涯不同，虽然他再次通过艺术来缓解自己的内心。1935年秋季他在蒙特利尔举办了个人画展。那些年他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全世界医学界都有人慕名到圣心来观摩他的工作。一个成功的外科医生、社交界的红人、有结婚条件的单身汉，然而他与这身外的一切格格不入。
他发觉了生活的气息不对，周遭的世界不妥。当他只是为穷人看病的时候，他一名不文，也没有地位。当他为有钱人卖力，然后他成了有钱人；他为有身份的人治病，然后他成了有身份的人。可是金钱、身份地位并不让他愉快，却让他觉得不对。他开始接近穷人，为穷人看病。一种道德的善，兴许可以让他遗忘生活的痛。他的平民出身，更让他意识到这个世界的斑驳，受苦的总是贫穷的人，而不是富人。1935年他去了苏联，作为加拿大医学界的代表到列宁格勒，参加那里召开的国际生理学大会，了解那里的“社会化的医疗制度”。终于他找到一种理想，那就是一种社会制度，一种人人都能够得到平等医疗机会的制度。
1935年的白求恩，1935年的罗曼•；罗兰。在罗曼·罗兰封存的《莫斯科日记》中他写到：“未经我的特别允许，在自1935年10月1日起的50年期满之前，不能发表这个笔记。”与罗曼·罗兰不同，白求恩的旅途只是一次学术会议的短暂停留，看到的一切令他十分兴奋。一个带着神性的双鱼座人，见到如此令他心折的人间天堂，难怪他在日后的岁月中会不断地演说，去描绘和实现那个伟大的“社会化的医疗制度”。二战爆发，他来到中国，并不仅是解救伤员，还要实现这个伟大梦想。而中国正需要他。他临行前给弗朗西丝写了一封信，告诉她说他要到中国去，背井离乡时心里想的还是她。
三
白求恩来到中国，第一次见识了古老文明的种种，这与他一直生活的西方世界的价值观有着强烈的冲突。他性格暴烈，很没有耐心，同事中常有人被他骂哭。理想和现实总是有一步之遥。在艰苦的环境中，他不断写信到国外寻求物资支援。也许物质的贫乏并不是最为难他的因素，毛泽东评价他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诚然；现实环境中缺乏交流和沟通，才是他最大痛苦。不过，他都一一克服了，甚至对同事表达歉意，与他们和谐相处。然而，这一个上帝放到凡间的精灵人物，最终因为缺乏药物而感染致死，死在中国，虽然他本来早就规划好了回国演讲并带回物资的旅程，终究因为现实中各种关系的耽搁，没有成行，过度的疲劳与药物的缺乏，他没有将顽强的生命进行下去，他死在中国，获得了最高领导人的赞誉，继而获得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国民全体的热爱和尊敬。
白求恩并不看重名利。从传记中可以看到他在中国生活的两年时间里的收获：在文化冲突之外获得了自身存在的价值。他建立的医院，成了新中国医院模式的雏形。在一个贫瘠的年代，我们的国家曾经存在过一种相对完美的医疗制度！当时中国条件十分艰苦，身处其中的白求恩自然也十分艰苦。在本书出版后，出版家丁景唐先生认为没有采纳沙飞的摄影作品，十分可惜。沙飞《铁色见证》里有一张照片，白求恩赤裸着游泳，神采飞扬，这说明他在古老的中国曾经绽放过天使般无拘无束的笑容。
此外，白求恩是一个相当英俊的人，事实如此，有照片为证。图书的封面上，他凝视前方，眼神丰富，令人难忘。弗朗西丝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供后人追访，她得到了白求恩最深沉的爱情——即便在白求恩弥留之际，他仍然在遗书中强调，无论如何请给他的离婚妻弗朗西丝一笔钱，表达对她的歉意。婚姻不幸而爱情可贵。
四
白求恩成了一个遥远的政治符号，实际上他只是一个真性情的人，一个生在乱世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人，一个情感丰富与同一个女人结了两次婚的人，一个痛恨战争厌恶创伤却不得不面对战争面对创伤的人。
秦玉兰 2006/1/31
《白求恩传》 题记一个真实的白求恩（1）
引子
没有接触《白求恩传》之前，我对白求恩的认识停留在“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阶段。正是这个相当政治化的盖棺定论式的词语，阻挡了很多人的眼睛，看不到一个真实的白求恩。由此，我深刻地体会到了政治对人的遮蔽，尤其是对人的性情的遮蔽。如果不是因为各种因缘的巧合，我做了这本书的责编，恐怕也很难接触到这个头罩光环的人物丰富而痛苦的内心。
在给译者巫宁坤先生的邮件中，我写道：“白求恩是一个真性情的人。”巫老表示赞同。巫老也是一个真性情的人，借助于同事、技术与网络，我在高安路的八楼之远，得以和这位西南联大仅存的硕果之一用文字沟通，我提到穆旦并把诗评发过去，巫老便立即答应，甚至连自己的另一本心血之作也交付与我。老社长、上海版协主席江曾培先生在崇明国家森林公园的大道上，说起阅读这本书时热泪盈眶，因此推荐郏宗培先生出版，以此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每想到如此重托，如同知己一般的信任，我就想，这一切因缘，都来自一个被神化实际上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白求恩，他的真性情是跨越时代的，而正是由于政治的遮蔽，这种真性情竟然很难描述和评说，因此很难扭转人们的常规认识。只有说，请读一下这本书吧，在这个不读书的时代，看完之后你就知道我想要表达什么。
一
白求恩是一个艺术家。他画画，他收集古董，他甚至靠倒卖古董发了财，并大方地资助需要钱财的艺术家，同时混迹于艺术圈与演艺圈。这些事情，我原先并不知道，所以很惊讶，尤其惊讶他那迷醉人生的放浪姿态。通过很多途径找到白求恩的图片，其中有一幅图片上，白求恩坐在椅子上抽烟，神态上充满了对人生的不屑，这正是那段时间的写照。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几年前，快要大学毕业的他一听到一战爆发，国家征兵，马上就响应了号召参军了。然而战场教会了他认识死亡，觉悟生命，还感到政治空虚，一切不过是寡头们的娱乐而已。
终于他还是回归到医生的职业生涯中。一个慷慨的女人埃丽诺•；德尔夫人用她的金钱成就了他，一个羞涩的女人弗朗西丝用她的爱情拯救了他。前者资助了他的事业，让他有机会无负担地在医学上不断精进，而后者成了他一生中不可磨灭的女人，这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贵女给了他内心的平静，婚后两人度过了一段神仙眷侣般的生活，然而生活总是要溢出轨道，白求恩发现自己得了肺结核，当时这个病症是绝症，白求恩不能让年轻的妻子看着自己死去，坚决地要求离婚。离婚之后，他孤身一人到特鲁多疗养院，等待死亡。
每次看到这本由加拿大人撰写的传记中轻描淡写地描述这段经历的时候，我都痛恨文字的冷静。这时的白求恩，内心彻底孤独，天覆地彻，孑然一身，爱人是他自己逼走的，弗朗西丝怎么哀求他都不同意，坚持离婚，坚持孤独地走完人生。我想到《丁庄梦》里那些得了艾滋病的人，我们这个时代的绝症患者，他们对待自己未患病的爱人的态度，与白求恩比较起来的确是判若云泥。这种机会不是每个人都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他面对的是身边战友的死亡，这一次他面对的是自己的死亡，这死亡还不紧不慢，存在却不马上兑现。他在病房里面画了很多壁画，与病友交谈，照常抽烟——有图片为证，明知道抽烟会对疾病不利，他仍然按照自己的心愿，与死亡接吻。他想念他的妻子，虽然他们已经离婚。婚姻并不是爱情的保证，但是没有了婚姻，他的孤独既合理又彻底，相反没有了恩怨，这种思念更加纯净了。
如果这次疾病夺走了白求恩的生命，造物主并不感到光荣，造物主给了他一次机会。白求恩在病房中依然阅读医学杂志和书籍（对于一个能读能写的人而言，摩挲书籍是最大的安慰），在这些书籍中，白求恩发现了一线生机：可以动手术来解决肺结核病症。理论文章都是有点前沿性质，固执的白求恩坚持用自己的生命赌博一下。真的，他居然奇迹般康复了。作为一名医生，他的研究对象变得格外明晰：肺结核。他成了传奇式的人物。他再次向弗朗西丝求婚，弗朗西丝马上答应了，他们再次结婚了。
二
这一次，相爱的人并不幸运，嫁给一个工作狂并不幸福，弗朗西丝提出了离婚，传记中并没有详细地说明缘由——两个人分手究竟是什么原因，这是一个很深奥也很简单的问题。他们两人的性格并不适合，一个理想主义、饱含激情；另一个恬静、渴望平淡生活。这一次婚姻的失败，我看得惊心。很可能是他们没有孩子，白求恩很喜欢洋娃娃，最后他面对失败的婚姻说：多年的爱恋只剩下一个洋娃娃。没有细节表明白求恩受到多大影响，他只是愈加热衷于继续做画、做雕刻，照顾当地的无名艺术家，出钱买他们的作品，还建了一所儿童美术学校。这和当年在伦敦的放浪生涯不同，虽然他再次通过艺术来缓解自己的内心。1935年秋季他在蒙特利尔举办了个人画展。那些年他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全世界医学界都有人慕名到圣心来观摩他的工作。一个成功的外科医生、社交界的红人、有结婚条件的单身汉，然而他与这身外的一切格格不入。
他发觉了生活的气息不对，周遭的世界不妥。当他只是为穷人看病的时候，他一名不文，也没有地位。当他为有钱人卖力，然后他成了有钱人；他为有身份的人治病，然后他成了有身份的人。可是金钱、身份地位并不让他愉快，却让他觉得不对。他开始接近穷人，为穷人看病。一种道德的善，兴许可以让他遗忘生活的痛。他的平民出身，更让他意识到这个世界的斑驳，受苦的总是贫穷的人，而不是富人。1935年他去了苏联，作为加拿大医学界的代表到列宁格勒，参加那里召开的国际生理学大会，了解那里的“社会化的医疗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