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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斯河上拖轮的哀怨声。北面是圣凯瑟琳大街，那是城里最热闹的街道，再过去是高耸的皇山。他经常站在那儿，感受着周围的城市，现在他想把他的感触在画布上画下来。
他涂来涂去，因为对已经画好的不满意，于是换上一块新的画布。然后他在打字机面前坐了下来。他已经在心里盘算了很久，要把那些使他感到苦恼的种种怀疑和恐惧写下来。他想到进入他的病房的数以百计的人们，真不知道他们的表格上应该注明“肺结核”还是“贫穷”。在特鲁多的时候，他好像认清了外科疗法是解决肺结核的办法。现在好像什么也不清楚了，除了……对啦，至少有一件事好像是清楚的。
《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第一部分第二部 敌人——肺结核（6）
他写道，肺结核是人体对一定的环境的一定反应。可是，这话并不新鲜；必须说得更明确一些。特鲁多曾经说过：“富人有富人的肺结核，穷人有穷人的肺结核。”他想，那是现在需要再说一遍的话，而且必须大声疾呼。“富人有富人的肺结核，穷人有穷的肺结核。富人复原而穷人死亡。这很简明地说明了经济学和病理学的密切关系。”人体患肺结核的情况正在蔓延。“让他们继续在这种环境里待下去，那他们一定会死亡！”
每年都有许多男女老少死于肺结核。他无从帮助他们。作为一个外科医生，他从来连见也没见过他们，而且即使事实上能找到足够的医生来医治他们，以后还会有其他的人从同样的家庭、同样的街道、同样的城市产生出来。有发出一个警告的必要！
“今后五年中住满我国疗养院的不治的肺结核患者现在正带着早期而可治的肺结核在大街上行走，在案头上工作……肺结核患者因为缺少时间和钱而死的，比因为缺少对肺结核抵抗力而死的要来得多。穷人是因为活不起而死的。在这里，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压缩治疗专家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他以一种苦闷的心情，把已经写下来的重读了一遍。他懂什么经济学和社会学？他一生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当外科医生上；作为一个外科医生，他能医治的是人的身体，而不是那个叫做社会的乌七八糟的鬼东西。他继续写下去：“作为医生，我们不能改变使人易受感染和再感染的外界环境力量。贫穷、低劣的食物、不卫生的环境、和传染病灶的接触、过度的疲劳以及精神紧张，都是我们所不能控制的。如何在这些方面进行根本而又彻底的调整，那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问题。”①
① 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加拿大医学会学报》上。——原注
这篇文章他反复地读了许多遍。它说了什么新鲜而有价值的话吗？不然他是不是又在向一条死胡同里钻？
他对于刚写的文章，对于他自己，对于一切，都觉得不满。或许他只是在他不了解的事情上想得太多吧。他走回画架前面去。
他以惊人的速度一直画到深夜，原先沮丧的心情渐渐消失了。画完以后，他觉得很累，但是很轻松。他离开画架站着，满意地端详着他的作品。
画布中央是一个印象派的上帝，正义和公正的强有力的化身。在他前面站着一个外科医生，谦卑地、害怕地等待着最后的判决。他曾在世界上医治过的男男女女的幽灵围绕着他，指着他，控诉他，满怀痛苦和愤慨在向上帝呼号。
在画布的背面，他用铅笔写下了画名：《最后审判日的外科医生》。
十四
他已经成了一个成功的外科医生，社交界的红人，有结婚条件的单身汉，无休止的晚会上的贵宾。趋炎附势的人、玩世不恭的人以及社会名流都追逐他，可是一旦追到以后又觉得他不可理解了。
对于他的一些同事，人生的支柱是一个舒适的家、抵押借款的偿付、保险以及越来越多的存款。在他们看来，他浪费得惊人。他挣很多钱——花得干干净净。就连弗朗西丝，经过这么许多年以后，也还对他的一些礼物感到惊讶不止。只要他中意的东西他就买，不管价钱多少。他尤其照顾蒙特利尔的艰苦奋斗的青年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如果中他的意，他一见就买。对于那些因为他花钱太随便而觉得不安的人们，他有一个现成的回答：“钱嘛，无非是交换的媒介而已。”
在碰到一个专爱吹嘘他的职业的同行的时候，他喜欢说外科医生和铅管匠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他并不总像铅管匠那样地熟练。如果和一群使他厌烦的人在一起，他会毫不客气也不找托辞就离开。有一次，在他典型地突然光临又遽然离开以后，一个朋友无可奈何地说：“认识他这样一个人实在太累人。”
他在比弗楼山上的公寓房子布置得相当奢华——早先在伦敦的享乐主义时代的回声。家具是他自己设计的。画儿包括他自己的和许多加拿大青年美术家的作品。每个房间里都堆满了书。艺术品、地毯、窗帘都是从色彩、图案和质地的观点选择的。但是正像他的翻领毛衣是对他的一本正经的客人的晚礼服的讽刺一样，他独有的一种幽默的特质也使他家的华美的外观变得轻松一些。他的各种文凭——医生们常常精心地挂出来作为自我宣传用的东西——都挂在浴室的墙上。
在伦敦的时候，白求恩开始收藏艺术品。这是他在蒙特利尔的公寓，墙上挂满了他买来的画。在这里的艺术圈子中，他已十分有名。
只要是他喜欢的东西，他没有嫌贵的。然而朋友们都知道，所有他喜欢的东西，他没有不乐于和人共享的。他的可观的藏书每一本里有一张设计得很简单的贴头，上面写着：“这本书属于诺尔曼·白求恩和他的朋友们。”他对书如此，对家也一样。在盆困中苦干的无名艺术家，在当时加拿大艺术所处的状况下只能梦想筹足钱去纽约或是伦敦的演员，还没有享受过经济保障的聪明年轻人——都在欢迎之列，大家也都看得出，在招待他们的殷勤好客之下有着真正的情意。有时他们来到的时候他正在卧室里换衣服。于是他们看他的书，听他的唱片，然后他出来，愉快地说：“我现在出去看一个病人。冰箱里有吃的，浴室里有酒。我不在的时候你们好好玩吧。”
他用萧伯纳式的俏皮话抨击起所有权造成的自满情绪时甚至使他最亲近的朋友也吃惊。一天晚上，一个和他的朋友一起到他公寓里来的年轻小姐爱上了窗上的两幅鲜艳的窗帘。那是用血红色的平绒做的，又长又宽。
“你喜欢这窗帘吗？”他问。
“美极了！”
他拿起一把剪子，把其中一幅窗帘的一半剪了下来，然后扔到房间那一头给她。“我亲自选的，”他说。
“你这是干什么！”她喊道。
《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第一部分第二部 敌人——肺结核（7）
他瞟她一眼，心里暗自觉得好笑。“我给了你一点你所喜欢的东西。还有什么？”
爱讲闲话的人——以及和他不大接近的人——往往大惊小怪地谈论他跟女人耍的“怪花样”。在拘谨的人看来，他的态度太直率而且常常使人觉得太窘。他以欣赏的眼光来看所有在路上遇到的漂亮的脚踝。无论在大街上，在客厅里，还是在饭桌上，他讲话都一样地没顾忌。“多精采的大屁股！……”“这骨盆生小孩儿多棒！……”“这脊背做起胸廓成形术来多美！……”
作为艺术家、医生和人，他爱美貌。但是女人的精神比美貌更引起他的兴趣。他有一次问一个同行，吓了那人一跳：“你从来没有和一个女人在一起腻味得非跟她勾搭不可？”
当时有一个漂亮的好莱坞电影明星，芮奈·阿道勒。她患肺结核的时候①，白求恩为她设计了一个特殊的用于膈神经切断术的项圈②。她说，他们在动手术前后的谈话改变了她的一生。在她病愈后写给他的一首贴切的诗里，她说她现在把生活里一切有意义的东西都归功于他。
① 他是在亚利桑那州塔克森市给阿道勒小姐做的手术。——原注
② 这项圈是掩盖疤痕用的。——译注
关于女人的“特殊的精神”的理论使他生气。“女人被奴役得太久了，”他往往说，“我讨厌那些想要继续‘解释’女性精神的白痴。女性的精神是人的精神。在非人的状况之下，它一定受损害。关于所谓女性精神的种种鬼话是由那些想要继续奴役女人的人们流传的。”
两性间的虚伪像医界里的装腔作势一样使他气愤。他能以无情的讽刺来粉碎派头和“体面”，可是对于对他表示了一点点感情的人们，他的父亲般的慈爱使他们吃惊。
大多数企图给他下定义的人只能在所有流行的名词里翻筋斗。他发疯，有的人说；爱虚荣，迷人，不负责任，敏感，傲慢，忠实的朋友，伟大的外科医生，风头人物，天才，要求太多的孩子——总而言之，一个像一颗轨道曲折的彗星一样的人，一忽儿出现在许多人的生活里，一忽儿又消失了，使得有人倾心，有人不安，有人感恩，有人伤心，有人愤怒，有人欢欣，但是没有一个人无动于衷。
有少数几个人真正了解他——这少数几个人接近了这个传教士的儿子，这个一度在特鲁多疗养院沉思着死亡和人的命运的病人，这个佩特和觉陀一度的信徒。
其中有弗朗西丝，他仍然管她叫“我妻子”。有时候她觉得是她遗弃了他，以前如果她更爱他一点的话，一切都会顺利的。夜晚睡不着的时候，或是会见他接二连三带来让她鉴定的人们的时候，不论她怀着什么痛苦的思想，她知道……知道别人，那些认为他有意思，或者与众不同，或者有才气的人，所不知道的事。
弗朗西丝知道……他的讽刺、闹情绪、发脾气有时真叫人害怕；但是这个有时暴躁不堪的人也就是仁慈到虔敬的程度的医生。他用粗鲁的话嘲笑医生们自命不凡的态度。但是对弗朗西丝他会郁郁不乐地说：“我们应该像修道士一样，穿起布衣草鞋去工作。我们的目的是保护和救活人的身体。这应该是一种神圣的目的，我们的献身也应该像我们的目的一样神圣。”
在社会上他是谈笑风生的人，敏于保护自己的自尊心和虚荣心。在医院的病房里，他变成了始终如一的慈父，在自己身上感受到他的病人的一切痛苦和渴望。在社会上，没有两个人对他的看法一样；在病房里，他的病人都衷心热爱他，正像修女们热爱他一样，像所有了解这个人也了解这个医生的人们一样。
1934年的那个圣诞节，收到他的圣诞贺卡的人们都对它感觉到兴趣。贺片的一面是他的“压缩治疗者信条”。另一面画着一架气胸器械，下面写着：“祝你来一次快乐的人工气胸。”在贺卡下边他印上了惠特曼①的诗句：
① 惠特曼（1819—1892），美国大诗人，《草叶集》作者，曾于美国内战（1861—1865）期间担任伤员护士工作。——译注
“我不可怜受伤的人；我成了受伤的人。”
他可以为一点儿小错把一个修女痛骂一顿，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