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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画家们即便在处理宗教题材时，也尽量地淡化或减弱宗教的意义，把一些宗教事件和宗教人物当作现实生活中的情节和个性鲜活的普通人来刻画，充分肯定人性的真善美和崇高。拉斐尔笔下的圣母不仅形象美丽，而且充满了母性的关爱。可以这样认为，文艺复兴时代的美术在人物形象的高度个性化与心理状态的深刻描绘以及表现日常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上远远超过了古希腊、罗马的美术。无论是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笔下的基督和拉斐尔笔下的圣母，还是乔尔乔纳（Giorgione da Castefranco，1478～1510）笔下的女神和提香（Titian，1488/90～1576）笔下的天使，都充满了人性的光辉，是对人的生命、身体和智慧的歌颂。
文艺复兴美术的人文主义精神不仅体现在宗教、神话题材的表现中，同时也体现在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热情上。由此，以更具现实性题材为内容的肖像画、风俗画、历史画和装饰画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到了文艺复兴晚期，作为独立的风景画和静物画也开始出现。随着绘画题材的日益丰富，绘画的种类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蛋彩画在湿壁画的基础上技术日臻完善，15、16世纪产生发展起来的油画技术使架上绘画得以迅速的发展。同时，随着美术服务对象逐渐由封建教会与王公贵族向新兴资产阶级及市民阶层转移，使美术“消费者”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从而导致了北欧诸国的版画艺术空前繁荣并取得极高的成就。
意大利文艺复兴美术作为西方近代美术的源头，它的基本风格和表现技法也就构成了西方近代美术的主要传统，其影响极其深远，即便在现代风格的艺术甚嚣尘上的今天，这种传统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影响甚至主导着人们的审美判断。文艺复兴美术以人体解剖和透视理论为艺术创作的两大支点，把写实传神作为艺术表现的首要任务，这在当时是一种标准，也是一种时尚。这种探索和追求使得西方的艺术溶进了科学和理性的精神。尤其在绘画领域中，许多艺术家孜孜不倦地把绘画技法和科学研究结合起来，达？芬奇、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 Buonarroti，1475～1564）等画家都作过尸体解剖，热衷于人体结构与比例的研究；兼画家和建筑师于一身的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 1377～1446）则发明了透视法，使二维平面表现三维空间成为可能，实现了古希腊人追求的那种幻觉效果，从而引起了造型艺术的革命。威尼斯的提香潜心于色彩与笔法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油画的表现技巧。这种科学与艺术的联系，还不只是简单地停留在为改进表现技巧而运用科学实验原理和手段的层面上，更主要的是体现出艺术家自觉将艺术创作与科学研究密切联系的世界观。也正因为如此，当时许多杰出的艺术家同时也是知识渊博的伟大学者和科学家。更值一提的是这些大师们在锲而不舍地从事艺术创作和科学研究的同时还勤于著书立说，学术理论思潮的蓬勃发展也成为文艺复兴美术高度繁荣的标志之一。布鲁内莱斯基等建筑师留下了大量的建筑理论著作，达？芬奇等画家则从美学、绘画原理和绘画技法等方面深入地探讨绘画的奥秘；米开朗基罗也留下了许多有关雕塑艺术的文章，还为自己的作品写了不少优美的诗歌，而瓦萨利的《艺苑名人传》则成为最早的艺术史著作。这些杰出的艺术大师们以自己的智慧、才能以及人格的力量赢得了社会广泛的尊重，当年查理五世为提香拾起掉在地上的画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不仅是提香的胜利，也是艺术的胜利。
一、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美术
早在13世纪，意大利的一些画家就开始着手实验一种新的绘画风格了，他们试图在绘画的领域里能够更真实地描写自然，并创造出像哥特式雕刻那样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最早进行这种新风格实验的画家是佛罗伦萨的契马布埃（Cimabue，1272～1302）和锡耶纳的杜乔（Duccio，1225～1318）。契马布埃受拜占庭艺术中希腊因素的影响，在作品《宝座上的圣母》中已经表现出了古典艺术的特征——天使和圣母的头部带有明暗，衣纹则显得较为柔和，画面底部的四位先知的形象采用了雕刻的手法赋以高度的明暗对比。无论是人物面部的表情，还是作品透出的气息都要比拜占庭的艺术更具有世俗性。杜乔是锡耶纳画派的创始人，他于1308～1311年为锡耶纳大教堂创作的大型祭坛画《荣耀圣母》（图68）体现出了更多的新因素。画家运用混合明暗的熟练技巧，把圣母的长袍画得像真实的布料一样，显得更加柔和舒展；同时也生动地表现出了衣服下面的人体形态。画中的圣母不是漂浮在宝座前面而是切实地坐在宝座上，四周的天使依然是对称地排列围绕着圣母，但姿态更加自然。这种在平面上营造出的一种三维空间的错觉是自古典时期以后欧洲绘画中极为罕见的。杜乔对在平面上表现出三维空间的兴趣在他的另一幅作品《基督进入耶路撒冷》中表现得更为充分。尽管画中的人物和建筑的透视变化还不完全正确，没有统一到一个完整的空间中来，但他在这方面已经走得够远的了。这幅作品也表现出了在透视法最终确立以前画家们所进行的实验轨迹。
对这种新风格起决定性影响的画家要数被称为“文艺复兴绘画之父”的佛罗伦萨的乔托（Giotto di Bondone，1266～1337），据说他是契马布埃的学生，在绘画中继承了老师的作品所表现出的一种重量感。乔托之所以被视为近代西方绘画的开创性大师，是因为他在将哥特式雕刻的写实风格和拜占庭绘画中的明暗造型法结合起来的实验中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他在绘画中通过将富有体积感的人物置于秩序井然的构图之中，使画面具有了一种自然的空间感。同时他还把优美的叙事与忠实的观察结合起来，注重人物表情和心理因素的刻画，使绘画不再是文字简单的图解，具有了独立的意义。在意大利北部帕多瓦的斯克罗维尼小教堂留下的壁画可以说是乔托最成功的作品，如《哀悼基督》（图69）。在这幅作品中，乔托不像杜乔那样利用建筑来构造空间，而是利用人体的体积感和真实感以及他们有序的排列组合。画中的人物与真人一样大小，最前面的两个人物背向观众，和其他正面侧面的人物之间似乎保持着一段距离，从而使画面产生一种深度感。这种深度感就是通过塑造结实的人体在一个简约的风景中的纵向叠加得以实现的，画家这种匠心独运的构图成功地制造出了一种空间假象。乔托作品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他注意到了观众与绘画之间的一种空间关系——观众与画中的人物同处一个水平面上，他可能是艺术史上第一位建立这种关系的画家。面对乔托的作品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这不仅是因为观众受到画中人物情绪和场景氛围的影响，更重要的在空间上他们也是浑然一体的。乔托的成就很快使他成为佛罗伦萨人的骄傲。从他生活的时代起，画家们也开始在自己的作品上留下姓名。从此，美术史不仅是作品的历史，也是美术家的历史。
15世纪初，佛罗伦萨出现了三位艺术大师，他们是建筑家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1377～1446）、雕塑家多纳太罗（Donatello，1386～1466）和画家马萨乔（Masaccio，1401～1428），他们的出现标志着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的开始。
布鲁内莱斯基最初从事雕塑创作，后与多纳太罗同赴罗马研究古代艺术，最后在建筑艺术上取得杰出成就。约在1420年，布鲁内莱斯基受雇从事佛罗伦萨大教堂的设计工作。这是一个哥特式大教堂，佛罗伦萨人希望有自己的冠以巨大圆屋顶的大教堂，但直到布鲁内莱斯基完成这项任务之前，没有一个艺术家能够做到。当布鲁内莱斯基被召唤设计新的教堂时，他决心全部放弃传统式样，而采用了渴望恢复古罗马的壮观的那些人的计划。布鲁内莱斯基游历了罗马，测量神殿和宫殿的废墟，并画出了这些建筑形式的草图。但他的意图决不是原样不动地模仿这些古代建筑，因为这样做，已经不能适应15世纪佛罗伦萨的需要。他意图创造出一种新的建筑方法，这种方法就是灵活地运用古典建筑的形式，来创造一种新的和谐美丽的形式。这一成果，既非古典的，也非哥特式的，它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设计。布鲁内莱斯基使自己的计划取得了成功，佛罗伦萨大教堂被誉为佛罗伦萨共和政体的纪念碑。大教堂穹顶呈八角形，跨度42。2米，总高度107米，整座建筑非常雄伟。
布鲁内莱斯基不仅是文艺复兴建筑的首创者，在透视学和数学领域里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远近透视法”的发现应该归功于他，布鲁内莱斯基赋予了解决远近透视法的数学手段。
布鲁内莱斯基在建筑方面取得的成就，使得欧洲和美洲的建筑家们在此后将近五百年的时间里，都追随他的足迹。
佛罗伦萨雕塑家多纳太罗是早期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雕塑家。他与同时代的建筑家布鲁内莱斯基持一样的观点，即摆脱哥特式的痕迹，复兴希腊罗马的古典样式。1425年，他给锡耶纳洗礼堂制作青铜浮雕《希律王的宴会》，为把平面变成那种同绘画效果相似的三度空间的错觉，多纳太罗利用了布鲁内莱斯基的透视理论。故事取自《圣经》中的新约全书，浮雕画面充满紧张的戏剧性，在前景和背景的关系上，层次分明。正是因为运用了透视原理，在有限的构图中，造成了丰富的空间感。与多纳太罗几乎同一时代的还有另一名著名的雕塑家吉贝尔蒂（Lorenzo Ghiberti，约1381～1455），吉贝尔蒂出生于首饰工匠家庭，掌握熟练的青铜制造技巧。从1403年起，他花了21年的时间完成了佛罗伦萨洗礼堂第二道门的制作。从1425年起，他又花了27年的时间完成第三道门的制作。在第三道门上，他用线性透视统一每一个构图，增加了画面的空间景深。米开朗基罗对此钦佩万分，称之为“天堂之门”（图70 ）。
如果说雕塑家多纳太罗和吉贝尔蒂利用画家的技巧获得了浮雕中的空间感的话，那么，画家马萨乔就是汲取了建筑和雕塑里的营养来创造了绘画中的空间景深。马萨乔继承和发展了乔托的艺术传统，他以科学的探究精神，将解剖学、透视学的知识运用于绘画中。他无疑是一位卓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