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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开国谋士群-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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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老百姓“畏其威而从其化,怀其德而归其境,美其治而不敢违其政。”这跟傅斯年说的“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倒是遥相呼应异曲同工。
  冷眼旁观的陆贾目睹了秦始皇求仙的失败及其恶果,对风靡一时的寻仙问药长生不老一类迷信思想进行了尖锐批评。他反对谋虚逐妄,认为把时间、精力和财力用于社会建设,才是正理。他说:“夫播布革,乱毛发,登高山,食木实。视之无优游之容,听之无仁义之辞,忽忽若狂痴,……可谓避世,非谓怀道者也。”神仙家“动人以邪变,惊人以奇怪”,“论不验之语,学不然之事,图天地之形,说灾变之异”,实在是如饮狂药,言不及义。
  陆贾说:“尧舜不易日月而兴,桀纣不易星辰而亡。天道不改,人道异也。”认为自然界有自己的运动规律,不受人间事务变化的影响。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他又牵强附会地把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之间并无内在必然联系的孤立偶然事件连成一体,混为一谈:“恶政生恶气,恶气生灾异,螟虫之类,随气而生;虹霓之属,因政而见。治道生于下,则天文变于上;恶政流于民,则螟虫生于野。”也许他的本意只不过是警诫当局从善去恶勤政爱民,但客观上陷入神秘主义,为后来董仲舒建立完整的天人感应学说开了端绪,其负面作用是毋庸讳言的。
  陆贾特别强调仁义的作用,认为仁义的普及对达成治世至关重要,言之再四。他说:“天气所生,神灵所治,幽闲清静,与神浮沉,莫之效力为用,尽情为器,故曰圣人成之。所以能统物通变,治性情,显仁义也。”又说:“阳气以仁生,阴节以义降,鹿鸣以仁求其群,关雎以义鸣其雄。《春秋》以仁义贬绝,《诗》以仁义存亡,乾坤以仁和合,《八卦》以义相承。《书》以仁叙九族,君臣以义制忠。《礼》以仁尽节,《乐》以礼升降。仁者道之纪,义者圣之学。学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陆贾转引《春秋。谷梁传》的句子作为结论:“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但他并不因此否定刑罚的作用,而是认为二者各有所长,不可偏废。
  重视教化、教育和道德,承认社会阶层的存在天经地义,是《新语》的另一特点。陆贾写道:“赏善罚恶而润色之,兴辟雍庠序而教诲之,然后贤愚异义,廉鄙异科,长幼异节,上下有差,强弱相扶,小大相怀,尊卑相承,雁行相随,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岂恃坚甲利兵、深刑刻法、朝夕切切而后行哉!”
  陆贾对存在社会阶层的认可,与尼采的相关见解,似乎不谋而合。尼采认为,“人与人不一样,也不可能一样”。他说:“人们如果达到了某种程度的独立,就有进一步的要求;按照有力的程度开始分散,个人不再无条件地把自己与同类平等看待,而是去追求同类,……气味相投的人互相勾结,合成一股势力进行活动;在这些势力中心之间进行着对立力量的摩擦、战斗和认识、和解、接近,规定彼此互相支持;最后出现了一种等级制度。”也就是说,等级制度是合理的,有益于产生天才和激励旺盛进取心,符合社会发展规律。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社会角色的自由转换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如何和谐共生。陆贾对此也提出了他自己的主张。他倡导克己多赢,认为舍此就必然会造成隔阂对立,形成无法调和的矛盾,乱麻一堆死水一潭的结果只能是火山爆发玉石俱焚,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什么才是陆贾理想中的政府呢?“权行于海内,化流于诸夏”,“举一事而天下从,出一政而诸侯靡”,“执一政以绳百姓,持一概以等万民”。也就是说,政府应该健全、理性而强有力,政令在全国范围内通行无碍,令行禁止,如手使臂,标准一致。这跟老子的小国寡民和庄子的无君论思想已经有非常明显的差别。
  “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何以言之?昔舜治天下也,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天下之心,然而天下大治。”又说:“故无为者,乃有为者也。”这是说,不要汲汲于有为,不要做面子工程表面文章,无为方能有为,无治才能大治。他同时大力主张节俭,坚决反对“骄奢靡丽”的不良风气。
  陆贾的理想国是:“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鸡不夜鸣,耆老甘味于堂,丁男耕耘于野,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据一位移居北欧的朋友说,那厢推行社会资本主义,与陆生描述的这幅模样倒真颇有几分相似之处。钱钟书所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此之谓欤?这又让梁某想起傅斯年的名言:“我平生的理想国,是社会主义与自由并发达的国土,有社会主义而无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无社会主义,我也不要住。”
  陆生的思想有若干成分非常超前。比如他说:“制事者因其则,服药者因其良。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也就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对一切泥古不化、偶像崇拜和因循保守。时隔两千余年,仍然不能不说这是极为高明通达的见解。
  陆贾说:“《传》曰: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焉。”又说:“故在天者可见,在地者可量,在物者可纪,在人这可相。”又说:“张日月,列星辰,序四时,调阴阳,布气治性,次置五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阳生雷电,阴成雪霜。”这像是韵文,不惟文字精奥,而且音节铿锵。
  《新语》兼具史论和政论,是秦汉之际惟一的名著。《汉书。艺文志》将陆贾的3篇赋作为汉赋的开山之作。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中对之赞叹不已:“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续。”他又说:“汉室陆贾,首发其采,赋《孟春》而进《新语》,其辨之富矣。”可惜陆贾的其他著作早已失传。
  王充在《论衡》中也对陆贾和他的《新语》推崇备至:“《新语》,陆贾所造,盖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鸿知所言,参贰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陆生之言,未见遗阕。”
  陆贾是太史公佩服而喜爱的人物,自不待言。刘知几也在《史通》中感慨万千地说:“刘氏初兴,书唯陆贾而已。”
  能得到中国历代史学和文学顶级大师们的交口称赞,大汉开国重要谋士陆贾和他的代表作《新语》的成色,也就可想而知。陆贾生荣死哀流芳千古,不能不说是实至名归理所当然的事情。
  
  主要参引书目: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5年;岳麓书社,2001年。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75年;岳麓书社,1993年。
  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76年;岳麓书社,1990年。
  张荫麟:《中国史纲》,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
  温功义:《三案始末》,重庆出版社,1984年。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6年;增订纪念本,2007年。
  李耳著,朱谦之校释:《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
  孙武著,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1999年。
  陆贾等著:《新语。潜夫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萧统主编:《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洪迈:《容斋随笔》,岳麓书社,1994年。
  王应麟:《困学纪闻》,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王夫之:《读通鉴论》,中华书局,1998年。
  顾炎武:《日知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赵翼:《陔余丛考》,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2005年。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
  何焯:《义门读书记》,中华书局,2006年。
  梁玉绳:《史记志疑》,中华书局,1981年。
  朱东润:《史记考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北京卫戍区某部六连《史记》选译小组:《史记选译》,中华书局,1976年。
  王伯祥:《史记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韩兆琦:《史记选注集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韩兆琦:《史记通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鲁迅:《汉文化史纲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
  陈垣:《通鉴胡注表微》,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
  余嘉锡:《余嘉锡文史论集》,岳麓书社,1997年。
  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郭沫若:《十批判书》,科学出版社,1962年。
  顾颉刚:《秦汉的方士和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
  李长之:《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三联书店,1984年。
  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87年。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
  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新星出版社,2005年。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
  徐兴业:《中国古代史话》,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
  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潘国基:《秦汉史话》,北京出版社,1992年。
  安作璋、孟祥才:《汉高帝大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书局,2004年。
  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同心,2007年。
  李震:《历代战争方略研究》,石家庄高级陆军学校训练部翻印,1985年。
  钮先钟:《中国古代战略思想新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
  汤因比著,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威廉。夏伊勒著,董乐山等译:《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
  伏尔泰著,吴模信等译:《路易十四时代》,商务印书馆,1997年。
  克劳塞维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战争论》,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
  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著,刘李胜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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