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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纳粹分子在莱比锡法庭溃败一事大加渲染，同时，他们把第一版中最有说服力的
地方，又进行了修改，从而再次引起了读者们的浮想。
同“无辜者俱乐部”一样，明岑贝格就国会纵火案掀起的这场运动，是与共产
国际和苏联情报机构的初衷相吻合、目的是一致的，并且这场运动也成了获得舆论
胜利的法宝。对于明岑贝格来讲，主要任务是赢得社会舆论，但他同时还打算把英
国的知识分子也吸引过来，使他们在共产国际领导下同法西斯主义进行秘密战争。
招募年轻的英国“无辜”知识分子的准备工作。实际上是与“法庭调查”工作同时
进行的。剑桥大学是明岑贝格的注意目标之一。伯爵小姐卡伦作为明岑贝格的特使，
曾被派往剑桥大学搜集听证调查材料和为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的辩护搜集材料。她
回想起了剑桥那些共产党员们表现出来的幼稚热情：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次剑桥之行，在轰隆作响的汽车里，一名年轻的高年级党
员沿途不无悲伤地告诉我说，只要无产阶级专政宣布成立，像牛津和剑桥这样古老
而美丽的楼台就要从地球上消失，虽然这会令人十分遗憾。他说这些建筑几世纪以
来一直是资产阶级特权的象征。当我对拆楼的必传要性表示怀疑时，他倒怀疑起我
的革命精神的真诚性了。我们来到一个学院，那里穿着白色法兰绒海军衫的高年级
学生正在精心修剪过的绿色草坪上打网球。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当这些出身富
贵、讲一口纯正英语的名牌大学的娇子们谈论起苏联时，他们就像在描绘一块理想
的乐土，这令我惊诧不已。”
莫里斯·多布陪同卡伦公爵小姐周游了大学、多布曾在彭布罗克郡学院当过经
济学教师，他从不隐瞒自己的共产主义观点。1920年，当英国共产党成立之时，他
作为学术界的第一位代表加入了共产党。并经常在剑桥发表演说，称颂苏联所取得
的成就。甚至连国王乔治五世在1925年也对此感到纳闷，为什么允许这样一个以共
产主义观点著称的人去鼓动青年。虽然多布也引起了英国安全部门的注意，但这不
是因为怀疑他与苏联情报机构有联系，而是由于他公开宣传共产主义，并且在一些
名不符实的组织中（比如像明岑贝格的“反帝斗争联盟”）从事积极活动。
1931年，多布与年轻的彭布罗克郡学院现代语教师罗伊·帕斯卡尔。在大学的
“红房子”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不过，多布有十分积极的一面，也有十分幼稚的
一面、在支持共产党、共产国际反对国际法西斯主义行动中，他显然没有意识到自
己实际上充当了为苏联情报机构提罗间谍的角色。为了组织无产阶级对纳粹主义的
反攻，明岑贝格仿效德国以前搞的秘密“五人组”的样子也在剑桥的“无辜者”和
其他年轻英国知识分子中间建立了“五人组”：共同为苏联间谍机构效力。人们后
来曾把“五人组”一词与“五杰”和其他克格勃所指的二战和二战后最优秀的剑桥
间谍混为一谈。所谓“五人组”，它们是指沙俄时期的地下组织。第一个“五人组”
是1869年由革命的大学生谢尔盖·涅恰耶夫创建，陀斯妥耶夫斯基还以他为原形，
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了彼得·韦尔霍温斯基这个人物。尽管陀斯妥耶夫斯基把自己
的主人公当成一个心理变态者，可“民意党”的阴谋家及其追随者还是把恰耶夫看
作有先见之明的革命者。
在希特勒上台前， 魏玛共和国最后风雨飘摇的几年中， 德国共产党又重新使
“五人组”这种形式活跃起来。1932年夏，德共开始把半公开的党支部都变为秘密
“五人组”，其中成员有10－30人不等（“五人组”此时只是一种形式名称，并非
所有“五人组”都由五人组成）。只有领导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和其他成员的地
址，只有领导才有权与下一级党组织联系。
如凯斯特勒所说，德国共产党在来自希特勒的危险面前，表现得如同“被阉割
的巨人”。纳粹分子上台前，共产党员不是向德国纳粹党开火，而是向自己的左翼
敌人——社会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发难。纳粹分子上台之后，许多共产党员
转向支持希特勒。在“第三帝国”时期遭受迫害的共产党员，主要的倒不是那些地
下党党员，而是由希特勒劳动大军中低薪建筑工人组成的松散的反对派党员。共产
国际隐瞒了德国共产党这一可能的失败，声称德共已转人地下，“五人组”正在为
“推翻希特勒政府、建立新的革命的德国而斗争……”。
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地下”人员、明岑贝格的助手谢苗·尼古拉耶雄奇
·罗斯托夫斯基，是“五人组”的主要宣传分子。他曾以厄恩斯特·杰里的化名在
伦敦居住（后来他曾几次易名），并以记者身份进行活动。1933年8 月和10月；他
以“纳粹德国的革命运动”为核心标题，撰写了三篇文章投往激进的英国左派周刊
《新政治家》。作者在文章中首次公开承认“五人组”的存在，并坚持说他们不仅
在活动，而且干得相当出色。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出现了秘密革命运动，而且能够建立如此庞大的组织机构，
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威慑力，这的确是史无前例……‘五人组’实际上已打入德国
的所有工业领域，他们活动在所有工厂和大部分大型企业中。”
“情况表明，在‘五人组’里还加入进来许多以前的社会党人、共和党人、自
由党人和天主教徒。他们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捐弃前嫌，只奉行一条共同的政
策——反法西斯政策。”
除出版地下刊物、宣传书籍、组织游行和收集“希特勒恐怖活动”的材料外，
“五人组”还成功地渗透到纳粹的工人运动中。“五人组”的成员们准备从内部来
瘫痪、摧毁其系统。“五人组”以此方式表明了渗透与刺探法西斯情报的必要性。
杰里坚持认为，纳粹分子的秘密网具有强大的力量，而且活动范围广阔，甚至形成
了一个隐蔽的“法西斯共产国际”。尽管这是不可信的夸张，但杰里关于“五人组”
和反法西斯侵略的无产阶级十字军远征的传奇叙述却深深触动了《新政治家》刊物，
和它的许多读者。他们甚至改变了先前对这种信念的不信任看法。出版社编辑坚持
说，杰里所述“事实”“确凿无疑”。
1934年3 月，杰里在《希特勒征服全欧洲》一书中，更详细地论证了自己的观
点。此书在后来几个月中又再版两次。按《泰晤士报》的形容，“民主人士读了此
书感到如芒在背”。因为在这本书和后来的几版书中，杰里竭力暗示读者，在他们
面前是简单和明显的选择：柏林或是莫斯科。例如，他写道，“在当今时代，世界
分立为两大对抗力量，并处于根本转折的边缘，没有也不可能有政治和社会的不偏
不倚。”依照他的观点，寻找中间道路就意味着走上一条人人皆知的、自由主义的、
逃避现实之路。在与同情者的私人谈话中，杰里将这思想说得更加鲜明。“你们英
国人，”——他说，“——简直就是自由主义思想的崇拜者。”显然，自由民主的
精粹在这里就被表述为仅仅是对妥协的尝试。杰里的话中之意非常清楚，那就是一
一英国知识分子如果不打算把自己的反法西斯追求局限于言辞上，就应该与被压迫
的德国工人“团结”起来（团结一词也是明岑贝格在与那些尚未形成好感的知识分
子们的谈话中经常使用的一个重要词），投身于他们的反法西斯秘密战斗中。对剑
桥的年轻共产党员伯吉斯来说，上述思想观点就是一种无可辩驳的真理，据他的一
个熟人讲，伯吉斯本人也着手组织了自己的“五人组”。
1934年4 月，伯吉斯的一位密友布雷恩·霍华德在《新政治家》上发表了一篇
对《希特勒征服欧洲》一书的评论。他与伯吉斯一样都被认为是来自伊顿（英国城
市，在泰晤士河畔，伊顿学院在此——译注）的马克思主义同性恋者。霍华德把杰
里的书捧上了天，说什么“这也许就是用英文出版的关于第三帝国最好的一本书…
…每一个渴望弄清希特勒主义真相的人都应尽快阅读……这本书首次披露了纳粹运
动的进程”。霍华德还赞同对“著名的革命五人组”的分析，并以政治鼓动者的口
吻号召英国反法西斯者立即联合起来。
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开始充当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地下人员”，到安德罗波
夫时期在克格勃第五局担任工作人员，杰里的间谍生涯持续了半个世纪。
1933年，在他的帮助下招募了伯吉斯。而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之后。他又
得到了监视伯吉斯的命令。这段时间是伯吉斯1963年死前流放莫斯科终日酗酒的最
后年月。杰里从不在公开场合详谈自己的间谍生涯，这一点也不足为奇。但在1988
年，他终于向西方的一名作家承认，他曾在三十年代从剑桥为克格勃招募过许多才
华横溢的间谍，并一直与伯吉斯和多布保持着联系。
伯吉斯与杰里结识时，后者还不到三十岁。这是个身材匀称，个子不高的年轻
人，蓄着厚密的胡子，已经开始谢顶。与明岑贝格和卡茨一样，他性格外向，魅力
十足，从不以民族为界限来局限自己的交际范围。他与那些靠死读书逐级爬上内务
人民委员部重要部门要职的斯大林主义者绝不相同。当杰里在伦敦当“新闻委员会”
编辑时，在他手下干了十年的埃迪特·科贝特发现他是个“十分有魅力的人”，因
为与他共事总是很愉快。“我觉得，我和他一起工作的时候笑的次数比一生中其他
任何时期都要多。”相比之下，杰里更喜欢像毕加索和马蒂斯（法国画家、版画家，
装饰艺术大师，“野兽派”主要代表人物之———译注）这样的艺术家。而不是公
众极力推崇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代表。他总穿着十分讲究的英国衣服，兴致
勃勃地看西部片。他也很善于对人表示不敬，这在苏联是想都不敢想的。有一次杰
里看完一摞子单调的斯大林讲话后，对埃迪特·科贝特说：“要是有人讲点什么新
东西就好了，比方说，“斯大林见你的鬼吧！”但杰里是个共产主义者，同时还是
个热爱俄罗斯的爱国者。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以苏联的成就和“五年计划”所带
来的经济变化为自豪，在漫长的记者和苏联间谍生涯中，杰里一直强调“千万不要
对革命情绪和青年力量估计不足”：“在近两百年的进程中，资本主义社会只惧怕
工人阶级。现在它意识到，还有一支需要担心的力量，这就是时至今日它还想让沉
默不语、言听计从的青年。”1982年，杰里撰写文章批评“左的和右的极端主义者”，
因为他们在玩弄“大学生们逆来顺受”的感情。可就在这之前的半个世纪，他自己
也玩弄了学生们的感情而且干得还相当出色。1988年他承认，他在剑桥的招募活动
居然未使他锒裆入狱，实在让人惊奇。
虽然“五杰”中有四人，还有其他一些不太著名的间谍都是在剑桥当大学生时
候被间谍机构招募的，但在这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