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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沼泽中扶上了和平的高地。”
虽然两个超级大国间竞争仍在继续，但他们都希望两国共同努力，预防核灾难。
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忆道：总部的面孔已经改变，美国终于开始把苏联作为平等对手
来对待。1974年8 月的“水门事件”丑闻和尼克松受弹劾而辞职，颇令人沮丧和怀
疑。1975年年初，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亚库什金成为克格勃在华盛顿间谍活动
的秘密负责人，那时他就确信：尼克松的下台不是由于社会公愤，而是因为他和对
手关于缓和的秘密会谈。犹太复国主义者已成为他们的主要敌人，这些人借助于自
己在国会中的欧洲院外活动集团、甚至美国军事工业综合体到处暗设圈套。正如亚
库什金所认为的那样，美国军事工业综合体千方百计要求扩大军费开支。
然而，对“水门事件”危机作如是解释，显然是由于克里姆林宫和克格勃根本
不了解美国的政治体系和生活方式，那些陈旧的思想糟粕束缚了他们的政治敏锐性。
习惯于集权制和指令性经济的克格勃军官们和苏联外交官难以想像，在国家调节无
足轻重的美国，却有高效的劳动生产率和高水平的技术，因此，苏联专家总是要用
各种阴谋理论来掩盖对美国的国家运行原则和运行机制的糊涂认识。苏联外交官、
联合国副秘书长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舍甫琴柯（1978年移居国外）这样描写
他的苏联同行们：“许多人都抱有同一种不可思议的观点：在美国的某个地方可能
有一个秘密指挥中心。”而实际上，正是他们自己习惯了由隐蔽在某个地方的工作
小组来暗中指挥整个系统。显然，多数苏联专家还在重复着列宁的主张：资本主义
国家的政府是垄断资本家的奴仆。“是的，或许是存在着一个秘密中心”，他们这
样设想。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美苏关系有所松动，这部分应归功于苏联外交官阿
纳托利·费奥多罗维奇·多勃雷宁异常精明的努力。多勃雷宁从1963年3 月到1986
年3 月是苏联驻美国大使，他和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后为
美国国务卿）定期进行秘密会谈，这成了莫斯科和华盛顿沟通的渠道，为缓和开辟
了道路。后来，基辛格曾称赞多勃雷宁为改善两国关系作出了“最伟大的贡献”，
并赞扬他深谙完美的外交艺术。但多勃雷宁无力去揭露风行莫斯科的阴谋，他的反
对者在中央委员会和外交部时不时地谣传他“被美国化”了。对于那些偏见，他只
是睁只眼闭只眼，借此以自慰。舍甫琴柯曾说，“多勃雷宁虽对美国国家指挥系统
了如指掌，但‘水门事件’时，他却末对美国立法机关和执法机关的分权提供确切
分析”。
缓和虽然只是停留在口头上， 但不管怎样， 尼克松下台后缓和仍在继续”。
1975年8 月，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在赫尔辛基举行，通过了重要决议。决议宣称，
全欧洲边界不可改变，呼吁东西方各国遵守国际关系文明准则，尊重人权。但是，
在苏联建立的赫尔辛基人权监察小组很快就被克格勃取缔，其多数成员遭逮捕或被
流放。
尼克松的继任者、前副总统福特在总部倍受蔑视。和安德罗波夫一起于1973年
成为政治局委员的安德烈·葛罗米柯曾宽容地写道，“时常有人占据显赫位置而只
被人们顺便提及，在总统位子上只坐了两年的贾拉尔德·福特就属此类”。
虽然莫斯科对福特的才能评价不高，却极力帮助他在1976年的总统竞选中获胜。
比起没有远见、毫不知名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吉米·卡特来说，莫斯科的首脑们，
更喜欢以平庸见长的福特，因为他们认为，由福特来执政，多勃雷宁和基辛格的联
系可能会继续下去。随着大选的日益迫近，莫斯科愈来愈紧逼在华盛顿的大使馆和
那里的克格勃负责人预测竞选结果。当时，多勃雷宁告诉舍甫琴柯说：几个月来，
总部的注意力全在华盛顿。似乎在这场选举前的游戏中，大使馆和克格勃国外负责
人都下了很大的赌注。
吉米·卡特可能是美国整个战后时期最有学识的总统，但在1977年却成了华盛
顿的“外来人”和外交上的“新手”。相对于福特，葛罗米柯对卡特更嗤之以鼻：
“卡特很勤恳。但是，一次在苏联发表讲话时，他竭力想说出苏联几个州和城市的
名字，却只吐出了几个含混不清的音节。更令人担心的是，我们很快就发现，他费
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明白美苏关系最主要的特点。”
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丑闻之后，卡特试图在高尚的道德原则和尊重人权方
面对国内政策进行改革。当选总统后不久，他收到安德烈·萨哈罗夫的一封来信。
萨哈罗夫是苏联一位持不同政见者、1975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他在信中要求卡
特支持他在苏联维护人权的活动。令克里姆林宫和克格勃恼火的是，卡特竟将萨哈
罗夫来信的主要内容公布于众，并给他回了信。不久，卡特在白宫又接待了另一位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总部和亚库什金都错误地估计了卡特
维护人权的行动。其实，卡特是试图借此以加强美国在新一轮谈判中的地位——这
是1977年10月的限制战略性武器条约期满后的又一轮关于战略性武器的谈判。
克格勃A 处（积极行动处）对卡特维护人权的行动矛以高度重视，作为回报，
它指责美国在国内违反人权。1977年，A 处给总统夫人罗扎琳·卡特邮去一批信件，
内称“反对美国违反人权”。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哥本哈根时，克格勃国外活动负责
人说服一自由党政治家把那批信件的其中一封寄给了卡特先生。这件事搞得那位负
责人很被动，因为很快就有一政治间谍向作者索要信件副本。可欣慰的是，克格勃
预先准备的材料和那封信的内容完全一致。
美国领导人针对苏联1978年对于人权斗士们所做的一切发表了一系列官方声明。
克格勃把一个反对美国政府的犹太人阿纳托利·夏兰斯基的活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
联系在一起，立即予以回击。夏兰斯基由于被指控向美国记者提供机密情报而被剥
夺人身自由10年。克格勃亲手捏造了这个事实，但他们自己也竟然相信，美国中央
情报局在白宫的协助下，以苏联人权状况为由搞出了一个特别阴谋报告。在这样开
放的时代，葛罗米柯竟还顽固地认为：这件事是美国在意识形态方面与苏联对抗的
不可分割的部分……卡特亲自参加了这次挑衅行动。
70年代的缓和一直像个柔弱的孩子。勃列日涅夫喜欢重申：间谍活动不应取消
阶级斗争原则。甚至在1972年一1974年间美国仍是苏联的主要敌人。第一总局一处
（负责美国和加拿大方向）一直是最大的地区性间谍组织，并且始终在扩展。在60
年代，一处只有一个副职，70年代又增加了两名，它是唯—一个由克格勃将军领导
的、在国外设两个间谍机构的处（70年代初为华盛顿机构和纽约机构），后来它又
在旧金山设立了第3 个间谍机构。在缓和鼎盛年代，克格勃在美国和在联合国纽约
代表团内活动的人数空前增多：从1970年的120名，猛增到1975年的220名。当时，
与伦敦的情报人员骤然削员的情况相比，在美国活动的人数却增加了一倍。
华盛顿成了政治间谍的活动中心。1975——1982年的克格勃国外间谍头目亚库
什金以自己是十二月党人的后代而引以为骄傲。1982年，《华盛顿邮报》称他是全
苏“最有威望的克格勃军官”，这使他非常得意。然而，他在华盛顿期间，因一个
大误会而变得阴沉起来。一天，有人在距白宫不远的苏联大使馆里偷偷放了一个纸
包，内有一些秘密文件及写信人的姓名、地址和要求合作的建议。亚库什金认为纸
包是一种挑衅，有人暗中离间，便下令把它交给了警察局。其实，文件内容是真实
的，而送件人却被逮捕了。
尽管出了这么个令人气恼的“漏洞”，1982年亚库什金回到莫斯科后还是荣升
为第一总局一处处长。在戈尔季耶夫斯基看来，亚库什金领导下的一处的气氛，比
总部其它任何处的都紧张得多，这主要是由于他有强烈的权力欲望——这与在华盛
顿鸡尾酒会上给他带来巨大声望的软弱外交作风毫不相称。亚库什金生气时，在亚
谢涅沃的电话中他叫得比谁都响。一处的气氛紧张还与该处的“威望”有关。许多
人都渴望到一处去，而到那里的工作人员又都竭力往上爬，因此，充斥这里的阴谋
家是其它处无法想像的。
坐上第一总局第一把交椅后，克留奇科夫进行了一系列组织变动，借此利用克
格勃间谍创造的一切机会与“最主要的敌人”作斗争。一处专门设置了“北方小组”
，以协调对美国分布于世界上其它地方军事目标的侦察工作。小组的第一任组长是
瓦季姆·克里比琴柯，他以前是克格勃驻开罗的负责人，曾策反了开罗情报机关负
责人纳赛尔·萨米·沙拉夫。驻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克格勃秘密领导者曾得到指
令，要他们建立对付“重要对手”小组以组织“战役”，打击美国布置在那里的军
事目标。这些小组通常由来自政治情报机构、国内反间谍组织、甚至于科技情报机
关的军官组成。“北方小组”的军官经常巡视驻外机构以检查“主要对手小组”的
工作情况。戈尔季耶夫斯基认为，官僚们之间的勾心斗角，大大降低了他们的工作
效率，损害了他们之间的相互配合。
随着与西方联系范围的日益扩大，克留奇科夫首先认识到，必须用新的对敌斗
争方法来训练他的人马。基于美国的大量国家机密已经公开，特别是“水门事件”
丑闻和耸人听闻的记者阴谋案败露后，克留奇科夫更加确信，传统的策反间谍的方
法已经过时，许多秘密已为人们所熟知。
克留奇科夫1974年就任第一总局局长后，令老肃反工作者大为惊诧的是他立即
要求驻外机构负责人集中力量建立大量的公开联络网，直接窃取他国国家机密，而
勿需通过繁琐的程序去和被策反的秘密间谍接头。在几次重大的失败后，他不得不
又马上放弃了这种实验，又重新集中精力开始在西方招募大批新的秘密间谍的活动。
70年代初的缓和繁荣时期，克格勃又试图起用早已被人遗忘的天才金·菲尔比。
此人1971年与鲁法结婚，对他所热衷的酒已有所忘怀了。米哈伊尔·彼德罗维奇·
柳比莫夫最先与菲尔比恢复接触。柳比莫夫是总部在英国的主要技术顾问，戈尔季
耶夫斯基认为他是当代克格勃最有才华、最惹人喜爱的军官之一。他精通英国文学，
深指威士忌酒的优劣。柳比莫夫在伦敦活动4 年，1964年被调走去招募密码译员，
是年31岁。
柳比莫夫回到莫斯科后的两年内，曾多次安排记者采访菲尔比。70年代初，他
开始撰写论文《不列颠民族的性格特征及其战役工作中的利用》，他和菲尔比详细
地商讨了这篇论文。1974年，论文以极大优势被安德罗波夫研究所审议通过。后来，
他把该论文的材料编写成有关英国情报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