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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对不发达国家经济进行投机操纵与金融掠夺的危害性。穷国人民“反全球化”的群众抗议运动，虽然看来是无效的徒劳，但它却标志着“西方文明普适性”的神话破产。其三，西方文明是不是完全优越而没有明显的弊端呢？这甚至从美国国内的情况来看，也只能得出否定的答案：吸毒人数之多，抢劫、凶杀、暴力犯罪率之高，性放荡与婚姻道德败坏造成离婚和家庭解体现象之普遍，以及个人主义教化导致人性向极端自私方向发展所带来的投机、欺诈、职业道德败坏等等，都表现为西方文明笼盖下的社会病征。尤其是现在美国向世界输出的文化产品，如影片、光盘等等，其内容几乎千篇一律地是性与暴力，要不就是机器人世界大战（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影片的艺术风格，几乎丧失殆尽了）。因而，在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的传统观念中，往往把西方文明看作是一种堕落的文明。他们承认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性（但科学技术是普世性的，无国界也无文明差异性的，因此，它并不是西方文明特有的东西），而对于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则都认为是可疑的，或只能参照吸取而难于完全接受的。
举一个例子可知。有些伊斯兰国家的妇女，没有人身自由，出门要带面纱，这在现代世界，显然要被认为是文明落后现象。可在伊斯兰世界的人看来，在西方文明影响下，许多不发达国家的妇女在有了“自由”以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离婚、性放荡、沦为娼妓之类的命运。相比之下，一个女人，是作一个男人的没有“自由”的妻子好呢，还是作一个有“自由”的多次离婚的弃妇，或可以“自由卖身”的社会大众的“性奴隶”好呢？西方文明的“自由”究竟是给妇女带来了好处还是带来了不幸呢？按照他们传统的看法，西方文明就显然是一种邪恶的文明。即使我们不能同意伊斯兰文明的观点，但我们也不能不认为，西方文明并不是没有弊端的。如果伊斯兰文明经过“改革”，实现了政教分离，解除了妇女不许参政、出门要带面纱等种种过于严格限制妇女自由的规定，那么，上述伊斯兰文明对西方文明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有社会实践之比较的文明道德的内涵的。由此可见，文明的优劣，虽然有现实的差异，但那不是绝对的。随着时间的进程，西方文明的优越地位，是可能被超越或被拉平的。
至于说到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文明的批评是否已经失效的问题，需要历史地、具体地分析。毋庸讳言，马克思主义的既成理论，形成于一百多年前，它不可能看到后期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马克思主义本身，也不可能是没有缺陷的永恒真理。苏联、东欧以及中国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有过的失误与失败，相当严重地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声誉，也说明马克思主义自身面临着理论更新和目标现实化的挑战。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文明的批评，至少并没有完全失效。例如，西方社会资本高度集中，雇佣劳动者（包括工人和技术人员）虽有失业救助，但仍然相对贫困，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至今还是普遍存在：大财团为了自身的利益，支配国家政策，操纵选举，使民主虚化；在“有钱使得鬼推磨”的社会生活中，人性被金钱异化，也都仍然是看得见的事实；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趋向于通过世界市场对外进行经济扩张与资源掠夺，酝酿着夺取市场与资源的战争。……凡此，都是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文明的批评并未完全失效的明证。当然，马克思主义在现代所遇到的挑战，也是非常严峻的。在核武器威胁人类生存与和平民主思潮广被世界的时代，如何更新过去的理论、观念与设想，以使马克思主义在为人类社会开辟新前景的进程中，继续发挥精神引导与社会批判的作用，这类问题，必须进行实事求是的认真改革，才能与时俱进。不然，存亡绝续之机，一有闪失，锅巴焦煳式的后悔，就没有意义了。
说到中国的儒家文明，是否会与西方文明发生严重冲突，以致成为战争因素的问题呢？在我看来，这可能是亨廷顿在虚拟“文明冲突论”时，思想上失于疏漏的地方。首先，儒家文明虽然在中国民间有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历史，但自五四以来，它早已失去了作为国家学说的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它一般并不是国家政治决策的依据。只不过，在民间，作为传统文化的深层积淀，它的精神作用仍然是无可取代的。它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上的民本主义精神；二是道德上的仁义尺度；三是对待外来文化的实用主义态度。在现时，中国人既不可能像义和团那样发动反洋教的战争，也不会盲目地反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儒家文明在中国民间惟一牢不可破的根底，是民本主义精神，即把人民利益看得高于国家和统治者（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精神。它是中国人的主人公意识与民族自尊心的立足点。所以，中国人不会为“文明冲突”而战，只有在为捍卫自己民族尊严和人民利益时，才会有拼死一战的决心和勇气。在这种情况下，儒家文明的道德规范“忠孝节义”倒确实能发挥出最大的功能与效用，能促使中国人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保持宁死不屈的气节，发挥舍生取义的勇气。那是中国民族几千年不被征服、亡国之后还能与敌人持续战斗直到复国的精神力量的根源。这一点常常是西方人认识不到的。其次，中国文明虽然是以儒家文明为主流，但是，千百年以来，中国文明就已经形成了“儒、释、道”多元文化并存的格局。中国文化之博大宽容，就由于这种多元文化格局习染已久，使中国人渐渐的不甚排斥外来文化。同时，中国没有经历过神教的宗教统治，本土的儒家、道家文化，基本上都是无神论的，所以中国人也没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那种排斥异教徒的宗教情感。中国人自汉唐以来，一直自信是世界文明的最高典范，不断向周边民族输出自己的文化影响；甚至在宋明两代亡国以后，还以自己的文化同化了征服者。近代，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发现了传统文化的根本缺陷，才开始向西方寻求强国富民之道，引进科学技术，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实用主义态度。后来，到孙中山发动民主革命时期，已经把世界上的几大思潮（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同时引入中国。因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饱受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武装侵略之苦，所以，革命的目标，把推翻封建专制和反对帝国主义放在第一位，但同时也全面引进西方文化。到五四时期，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就已经确认“民主与科学”是中国新文化发展的方向。不过，这仍然是为了“强国富民”的实用主义目的。这样，一直发展到共产党领导革命，对马克思主义常见的宣传话语是，一面说“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一面也仍然采取“要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态度。可见，“救中国”是目的，马克思主义是用来达到目的的精神武器。“中国的具体情况”是根本，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来解决问题，是实验。这基本上还是与儒家文化之民本主义、实用主义相承接的。民本主义是根底，实用主义是态度，有用就拿来，没用就随时都可以另行选择。如果西方人认识到了中国儒家文化之民本主义根底和对外来文化的实用主义态度，那就不用担心西方文明与儒家文明的“文明冲突”，而主要的是要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不伤害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不侵犯中国人民的利益，那就不会有什么“文明冲突”。中国人对西方文明是欢迎的，只要它对中国人民有用、有利、无害。中国人有对自己文明的自信心，可以把西方文明过滤后的精华，拿来为我所用，而不会被西方同化。中国人看重文明交往，尤其看重“道义”，往往把维护自己道义立场，看得比实际利益更重要。按照中国儒家文明的传统，是连战争也必须讲理讲道义的：“先礼后兵”，“不兴无名之师”，“不起不义之师”。中国人从来不轻易动武，要把“文明冲突”变成“武装冲突”，在中国人看来，那是不大可能的事。如果亨廷顿了解了儒家文明的这些特点，他尽可不必担心西方文明与儒家文明的“文明冲突”，倒是应该告诉西方，千万不要侵犯中国人民的利益，不要忽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
亨廷顿在虚拟“文明冲突论”时，也许没有考虑到，这种理论的作用是有二重性的：一方面，有把西方国家政治经济扩张所引发的冲突，装饰成“文明冲突”的掩护作用；但另一方面，又有把本来只是非常有限范围内的利益冲突，弄假成真地扩大为世界规模之“文明冲突”的危险性。这种二重性作用，在“9·11事件”发生后，已经暴露得很明显了。本来，“9·11”虽然是世所罕见的严重恐怖事件，但它原本只是一个亡命的恐怖集团所发动的无法无天的袭击，是很难获得广泛的同情与支持的，可是，一旦这事件被看成是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文明冲突”，这就有可能使得全世界所有的伊斯兰文明国家，都被划到了与西方文明相对立的一边，弄假成真地变成了拉登的同情者，岂不糟糕？从布什冲口而出的一句“十字军东征”，已可见到“文明冲突论”对美国政坛影响之深。从一向亲美的沙特政府发言人口中说出“要站在伊斯兰兄弟一边”这样的话，更可感受到“文明冲突论”在伊斯兰文明的各国政府和人民心理上的震撼是何等强烈！从拉登的宣言中喊出发动“伊斯兰圣战”来对付美国，岂不使人感到这事件按照“文明冲突论”的路子发展，正好是上了拉登的当吗？无怪乎亨廷顿这时要连忙否认这事件是“文明冲突”。他大概有些清醒了：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