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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斯大林的办公室之前需要先通过А·Н·波斯克列贝舍夫工作的外间和最高统帅私人卫士长的一间小房。办公室后面是一间不大的休息室。在电话间里备有同各方面军司令员和最高统帅部代表通话的电话机。
总参的工作人员和最高统帅部代表常常就是把地图摊在那张大桌上，站着向最高统帅汇报各方面军的情况，偶尔看看笔记。斯大林通常是一面听着，一面迈着大步在办公室里缓慢地来回走着。他不时地走近那张大桌子，弯下身子，凝视着打开的地图。有时，他回到自己的办公桌边，拿起“黑塞哥维那弗洛尔”牌的烟盒，抽出几支烟卷，捏得粉碎，并把烟丝慢慢地装进烟斗。
斯大林的工作作风一般都是实事求是的，不感情用事，准许大家把自己的意见全都讲出来。最高统帅对谁都一样严格而又非常严肃。他善于听取那些有真知灼见的报告。他自己讲话不多，也不爱别人多讲，他经常用“讲短点！”、“讲清楚点！”一类插话打断对方的发言。他主持开会时，从不讲开场白一类的话。他的发言，声音轻，口齿好，能抓住问题实质，言简意赅，表达思想清晰。
根据在战争时期的长期观察，我深信斯大林完全不是那种不允许别人提出尖锐问题，不允许别人同他争论以至坚持己见的人。如果有谁得出相反的结论，我就要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他的结论是错误的。
斯大林要求每天向他报告各方面军的情况。在去向最高统帅汇报之前，必须很好进行准备。如果说，带去的地图上留有某些“空白点”，汇报的都是些笼统。甚至夸大的情况，那是通不过的。他不允许想当然的回答，他要求详尽而又明确。
最高统帅对报告和文件中的弱点特别敏感，他很快就能发现这些弱点，并严厉批评当事人。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对讲过的东西记得很牢，他不放过机会严厉申斥那些丢三落四的人。因此，我们在拟制司令部文书时总是根据战时条件尽可能作得认真仔细些。
正当前线形势极其严重（特别是战争初期），战时条件下的生活秩序尚未最后建立的时候，感谢总参的领导成员，他们很快便在整个总参谋部里建立了一种实事求是和富有创造性的气氛，尽管当时的工作紧张到了极点。
整个战争期间，我既没有失去过同总参谋部的个人联系，也没有失去同它的工作联系，它对我在前线准备和实施各次战役有过很大帮助。总参谋部通常总是熟练而迅速地起草最高统帅部的各种训令，严格注视着最高统帅部指示的执行情况，它还领导着各军兵种司令部的工作，说理充分地向最高统帅部报告重大问题。
斯大林在重要问题上的意见，很大程度是根据派往部队的最高统帅部代表的报告得出的，是根据总参谋部的结沦、各方面军司令员的意见、建议和专门报告得出的。
我同斯大林的直接接触开始于1941年2月，当时我刚担任总参谋长的职务。关于斯大林的外表，人们已经描写过不止一次了。斯大林身材不高，外貌平常，但谈起话来却给人以深刻印象。他从不装腔作势，而是使交谈者感到平易近人。斯大林那种无拘无束的谈吐，明确表达思想的能力，善于分析的头脑，渊博的学识和罕见的记忆力，使得甚至一些有经验的知名的人物同他谈起话来也要集中精力，全神贯注。
斯大林不喜欢坐着，谈话时他总是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并不时停下来，走近交谈者，直视着对方的眼睛。他的目光明亮而锐利。他说话声音很低，一句一顿分得非常清楚，几乎不借助手势。手里经常捏着烟斗，甚至捏着已经熄灭的烟斗，并喜欢以烟斗压理短须。他讲话时格鲁吉亚口音很重，但他精通俄语，并喜欢运用各种生动的对比、文学典故和隐喻。
斯大林不常发笑，而笑起来也很轻，几乎听不见声音。可是，他说话幽默，爱开玩笑、说笑话。他的视力很好，在任何时间看东西从不戴眼镜。写东西常常亲自动手。他书读得很多，知识十分渊博。他有惊人的工作能力和迅速抓住要领的本事，所以能在一天中阅读和掌握大量各方面的材料，而这是平常人做不到的。
很难说出他具有哪一种性格特征。斯大林是一个有着多方面的才能和天赋的人，但他不够平稳。他具有坚强的意志，性情深沉而又容易冲动。他在一般情况下是冷静而理智的，但有时就激动起来。出现那种情况时，他就会丧失客观态度，眼看着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脸色更加苍白，目光也变得迟钝而严峻。能够经受得住斯大林的怒斥并给予回敬的大胆人物我是知道得不多的。
斯大林的作息时间是有些与众不同的。他主要是在晚上和夜间工作。他起床的时间不早于中午12点：为了适应斯大林的作息时间，党中央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各人民委员部和各主要国家机关及计划部门都要工作到深夜。这就大大增加了人们的疲劳。
在战前时期，我很难对斯大林在军事科学领域、在战略和战役学方面掌握知识的深度和能力做出评价。我已经说过，当时我到政治局或斯大林个人那里去，主要是研究一些关于组织方面、动员方面和物质技术保障方面的问题。
我只能重复一点，即使在战前，斯大林也曾十分关心武器装备和技术兵器的问题。他经常把飞机、火炮和坦克总设计师请去，详细询问他们国内外有关上述各种技术兵器的构造情况。应该承认，他在各类主要武器装备的质量上懂得不少。
斯大林要求总设计师和军工厂厂长（他认识其中许多人）在规定期限内生产出各式飞机、坦克、火炮和其他重要技术装备，并且在质量上不仅要达到，而且要超过外国的水平。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没有斯大林的批准同意，任何型号的武器装备都不可能列入部队装备或从部队装备中取消。这种做法，一方面束缚了国防人民委员及主管红军武器装备的副国防人民委员的主动性，但另一方面应当承认，这种做法在许多情况下却促进了新设计的各种技术兵器的尽快投产。
经常有人问我，斯大林究竟是不是军队建设方面的杰出的军事思想家和通晓战略战役问题的军事家？
我可以肯定地说，斯大林通晓组织方面军和方面军群战役的基本原则，并且熟练地指挥了这类战役，他精通重大的战略问题。最高统帅斯大林的这方面的才能，从斯大林格勒会战开始表现尤为突出。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最高统帅是凭地球仪来研究情况和定下决心的，这与事实不符。当然，他不去研究战术要图，而且这对他也无必要，但他对战役情况图却是很熟悉的。
斯大林在领导整个武装斗争方面得力于他的天赋的智慧、政治领导经验、巨大的洞察力和渊博的知识。他善于从战略情况中找出主要环节，并抓住这个环节，采取对策，组织相应的进攻战役。毫无疑问，他是当之无愧的最高统帅。
当然，斯大林不去研究那些需要由部队和各级首长在周密准备集团军、方面军或方面军群战役时必须仔细研究的全部问题，这对最高统帅来说，也不一定就有必要。遇到这种情况，他自然要同最高统帅部成员、总参谋部以及炮兵、坦克兵、空军、海军、后勤供应问题专家商量。
有人把军事科学方面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制订，包括炮兵进攻的方法、夺取制空权的方法、合围敌人的方法、分割被围敌军集团并加以各个歼灭的方法，都归功于斯大林个人。
事情不是这样，所有这些最重要的问题，都是同敌人作战过程中，部队广大军事指挥员深思熟虑和总结经验的成果。
斯大林的功绩就在于他迅速而正确地采纳军事专家的意见，加以充实和提高，然后以概括的形式——守则、指令、教令——立即推广到部队中去，指导实践。
此外，在战役保障方面、在建立战略预备队方面、在组织技术兵器生产方面，总之在为前线提供一切必需品方面，我坦率地说，最高统帅表现出是一位杰出的组织家。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点，那是不正确的。
当然，我们首先应当衷心感谢苏联人民，他们为了完成党所提出的战胜敌人的任务，什么也可以放弃，他们废寝忘食，尽了自己的一切努力。
结合叙述自己经历的各次战局和战役，我还将多次地在本书谈到最高统帅部及其各工作机关的活动情况。这里我认为有必要再指出一点，即：每一具体战役都有其本身的特点。这些特点与作战目的、部队任务和敌人的特征（它的意图、编成、战斗力、兵力兵器配置、机动性以及突袭我军的能力）有关。
各次战役都有其本身的规模，如进攻战役中军队行动地带的宽度、突击的纵深和进攻的速度等，因而各不相同。
我们的每一次战局或战役都要求作到深思熟虑，这包括周密地制定战役企图，准确地规定参战部队的总目标和各阶段目标、他们的任务以及与目标及任务相适应的战役布势和战斗队形。
在组织战役时，最高统帅部特别重视搞好各方面军和集团军之间以及各军兵种之间的密切协同动作。一切有关协同动作的规定事项，包括兵力兵器数量，首先均标示在总参谋部和各参战方面军的地图上。但这还不够。
在最重要的时刻，最高统帅部代表亲临作战地域，不仅在图上，而且还到现地去就各项任务、具体时间和地区、兵力兵器以及各军兵种的行动方法进行协调，以便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做到万无一失。最高统帅部根据其代表每天关于执行任务情况的报告可以准确地判断战役准备的程度。
需要进行全面分析研究的主要问题还有：夺取制空权的方法，组织各种侦察，准备情况资料。
军队的指挥受到丫重视。显然，斯大林已认识到战争初期在这一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他在派我和А·М·华西列夫斯基去前线充当最高统帅部代表时，不止一次地要我们细心观察各司令员指挥军队的情况。
应当说，我军务方面军和集团军司令员有一点是值得赞扬的：他们经常牢记自己对祖国、对党应尽的天职，不断顽强地学习复杂的统帅艺术，并逐渐成为精通这门艺术的专家。
我从来没有见到最高统帅部召开过全会。甚至在讨论有三四个方面军参加的极重要的战役和战局时，参加最高统帅部工作的也只有最高统帅约请过的那几名委员或某些在当前战役中负有特殊任务的人。
最高统帅对待最高统帅部的各个委员远不是—…样的。例如，他对苏联元帅鲍利斯·米哈伊洛维奇·沙波什尼科夫就十分尊重：他称呼沙波什尼科夫只用其名字和父名（这是尊敬对方的一种称呼方式。——译者注），而且在跟沙谈话时从不提高嗓门，即使不同意沙所做的汇报，也是这样。Б·М·沙波什尼科夫是斯大林准许在他的办公室里抽烟的唯一的一个人。
这样对待沙波什尼科夫是完全应该的。鲍利斯·米哈伊洛维奇是我国军事学识最渊博的学者之一，他既有军事科学的理论知识，又在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