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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干活很卖劲，听到大人们的夸奖就更高兴了。大概是用力过猛，两个手掌很快都起了血泡。我怕说出来丢脸，就一直坚持干下去。最后，血泡破了，我不能再耙了。
父亲对我说：“没关系，会好的。”他用破布把我两手包扎好。
好几天我都不能用耙子，只能帮姐姐抱草和垛草。孩子们都笑我。但过不了几天以后，我又参加了割草的行列，而且干得不比他们差。
割麦季节到了。妈妈对我说：
“孩子，你要学学割麦子。我在城里给你买了一把新镰刀。明天早晨我们就去割黑麦。”
割麦开头进展得不坏，但很快我又倒霉了。为了想眩耀一下自己，我抢着往前赶，结果镰刀割破了左手的小拇指。妈妈吓坏了，我也很害怕。我们的邻居普拉斯柯维娅大婶当时正在旁边，她摘了一片车前草的叶子贴在我手指上，并用一条破布紧紧地包扎好。
这件事过去多少年了，但左手小拇指上至今还留下一块伤疤，使我想起在农业战线上的出师不利。……
很快，一个紧张的夏季过去了。我已经学会做一些农活，身体也锻炼得结实了。
1903年的秋季来临了，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我同年的孩子们都在准备上学，我也在准备。我借姐姐的书学认字。这年秋季，我们村还有五个孩子该上学，其中包括我的最好的朋友列什卡·科洛特尔内。“科洛特尔内”是他的外号，他的真姓是朱可夫。我们村共有五家姓朱可夫的。为了便于区别，人们就加上母亲的名字来叫：把我们叫做乌斯季妮娅家朱可夫，把另一家叫做阿夫多季娅家末可夫，把第三家叫做塔季扬娜家朱可夫……
我们要进的是一所教会小学，位于维利奇科沃村，距离我们村一公里半。附近四个村——雷科沃村、维利奇科沃村、斯特烈耳科夫卡村和奥古勃村——的孩子都在那里学习。
有些孩子洋洋得意地背着父母替他们买的背囊式书包。我和列什卡背的不是那样的书包，而是用粗麻布缝的布袋。我对妈妈说，讨饭的才背这种袋子，我不背它上学。
“等我和爸爸挣到钱时，一定给你买个背包，现在你还是背着它上学去。”
第一天，是姐姐玛莎领我去上学的。她当时已经上二年级了。我们班一共十五个男生，十三个女生。
老师和我们认识一下以后，就给我们安排座位。女生坐在左边一行，男生坐在右边一行。我很想同列什卡坐在一起。但老师说不行，因为列什卡一个字母还不识，而且他长得又矮。结果，他坐在第一排，我则坐在最后一排。列什卡对我说，他将努力很快学会所有的字母，这样我们两人就一定能坐在一起。但是，他却一直做不到这一点。列什卡经常是学得较差的一个。他常常因为功课不好，放学以后还要留下来补课。但列什卡是个很少见的老实孩子，他从不抱怨老师。
我们的老师叫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列米佐夫，他教书很有经验，为人又好。他从不无缘无故惩罚人，从不提高嗓门训学生同学们很尊重他，听他的话。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的父亲是个安详而善良的老人。他是个牧师，在我们学校里教《神学》。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和他的兄弟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医生都是无神论者，他们上教堂仅仅是为了礼貌。他们哥俩都参加了教堂合唱团。我和列什卡的嗓子好，我们两人也都被吸收到学校的合唱队。
我们村的孩子们升二年级时，成绩都很好，只有列什卡一人留级，虽然我们大家都帮助过他，但他的《神学》课还是考了两分。
我姐姐学习也不好，在二年级留级一年。父亲和母亲决定不再让她上学了，要她留在家里做家务事。玛莎伤心大哭，申辩说她没有过错：她之所以留级，是因为妈妈外出拉脚，让她留在家里照看阿列克谢而缺课太多的缘故。我也帮着姐姐说，人家父母也干活，也外出拉脚，但谁也没有让自己的孩子不上学，而且姐姐的友们都继续上学。最后，妈妈终于同意姐姐继续上学。玛莎满意了，我也为她高兴。
我们很可怜妈妈。我和姐姐幼小的心灵已能理解到妈妈很苦。父亲当时在莫斯科做工，但寄钱回来的次数很少，每次寄的钱数也很少。以前，他每个月能给母亲寄两、三个卢布，而后来一次只能寄一个卢布，有时甚至还要少。邻居们说，不只我父亲是这样，别的在莫斯科做工的人挣钱也都少了。
记得，1904年底，父亲回家了。我和姐姐高兴极了，满心盼着他能从莫斯科给我们带些好吃的回来。
但是，父亲说，这次他什么东西也没法带。他是直接从医院回来的，他在那里割了阑尾，手术后又住了二十天医院，钱都花光了，连回家的车票还是向人借钱买的。
村里人都很尊敬我父亲，都爱听他的意见。通常，村里大小集会上，最后的结论都是由他来做。我很爱我的父亲，他也很喜欢我。但是，父亲有时也会因为某一过错而严厉地惩罚我，甚至用皮带（他做鞋活时用的皮带）打我，要我求饶。可是，我很固执，任他怎么打，也不求饶。
有一次，他又抽打我，我就从家里逃跑了，在一个邻居的大麻地里躲了三天三夜。除姐姐外，谁也不知道我躲在那儿。我和她讲好了，让她不要告诉人，并给我送饭。人们到处找我，但我隐藏得很好。后来，那位邻居无意中发现了我，就把我领回家。父亲还特意对我说，他以后不打我了，原谅我了。
记得那天父亲情绪很好，领着我上茶馆。茶馆在邻近的奥古勃村。茶馆老板叫尼基福尔·库拉金，是个土财主，他卖各种食品杂货。农夫们和青年们都爱到茶馆里喝茶，因为可以在那里谈谈新闻，赌赌“罗托”，打打扑克，有事没事喝上两杯。
我很喜欢去茶馆喝茶，坐在成年人中间，听听他们谈论莫斯科和彼得堡的种种有趣的掌故。我对父亲说，以后我经常跟他来听听人们的各种谈论。
我的教母的一个亲兄弟，叫普罗霍尔，在这家茶馆里当跑堂的，他有一条腿不怎么好，人们就叫他瘸子普罗什卡。普罗霍尔虽然腿瘸，却非常喜爱打猎。夏天，他打野鸭；冬天就打野兔。那时，我们那里野鸭、野兔特别多。
普罗霍尔常带我去打猎。打猎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乐趣。每当他打着我赶出来的兔子时，我特别高兴。打野鸭都是到奥古勃梁卡河或者湖区去。一般说来，普罗霍尔总是百发百中。我的任务就是下水拾鸭子。
我至今还非常喜爱打猎。这可能与普罗霍尔在我童年时就培养我打猎的兴趣有关。
父亲很快又动身去莫斯科了。临行前，他告诉母亲，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工人经常举行罢工，因为失业和残酷的剥削叫人活不下去。
母亲说：“孩子他爹，你不要多管闲事。不然，宪兵会把你流放到连放牛都没人肯去的地方。”
“我们是工人。大家到哪里，我们也到哪里。”
父亲走后，我们很久听不到他的消息，全家人都感到不安。
很快我们就听说，1905年1月9日彼得堡工人举行和平游行，向沙皇请愿，要求改善生活条件，却遭到沙皇军队和警察的枪杀。
就在1905年春天，村子里越来越经常地出现一些不认识的人。他们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号召人们起来同地主、同沙皇的专制独裁制度作斗争。
我们村的形势没有发展到农民起义那种地步，但是引起的震动是很大的。农民们都知道莫斯科发生过许多次政治罢工、街垒战斗和十二月武装起义。他们也知道，莫斯科和俄国其它城市的工人起义遭到了沙皇政府的残酷镇压；许多站在工人阶级前列的革命者有的遭到野蛮杀害，有的被关进监狱，有的被流放服苦役。农民们还听说过列宁，知道他是工人农民利益的代表者，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而布尔什维克党是为了要把劳动人民从沙皇、地主、资本家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所有这些消息，都是从我们在莫斯科、彼得堡和俄国其它城市工作的乡亲们那儿传来的。
1906年，父亲回乡来了。他说，以后再也不去莫斯科了，警察当局禁止他住在城里，只准他回本乡。我很高兴，父亲不再离开我们了。
就在这一年，我在三年制的教会小学毕业了。我每年成绩都是优秀，最后得到一张奖状。全家对我的学习成绩都很满意，我自己也很高兴。为祝贺我小学毕业，母亲送给我一件新衬衫，父亲为我亲手制作了一双皮靴。
父亲说：“现在你是有文化的人了，可以带你到莫斯科去学手艺了。”
母亲说：“让他在乡下再住一年，长大一点再进城找工作……”
1907年秋天，我满十二岁了。我知道，这是我住在自己家的最后一个秋天。过了冬天，我就要外出谋生了。我承担了许多家务劳动，很劳累。母亲时常出去帮人运货；父亲一天到晚做皮匠活。父亲挣到的钱极少，乡亲们都很穷，大多付不起钱。妈妈常常骂父亲，说他工钱要的太少了。
每当父亲多挣得几个钱的时候，他就到乌戈德厂去喝酒，然后带着醉意回家。我和姐姐便跑到大路上去接他，而他也总爱给我们带点好吃的东西，什么小面包圈或糖果之类。
冬天，没有什么家务事的时候，我常去捉鱼，穿上自制的冰鞋到奥古勃梁卡河上溜冰，或去米哈列夫山滑雪。
1908年夏天到了。每当我想到我就要离开家、离开亲人和朋友们去莫斯科的时候，就感到心情紧张。我知道，我的童年实际上就此结束了。过去这些年只能将就说成是我的童年，可是我又能奢望些什么呢！
记得有一天晚上，好几位邻居围拢在我家门口的土台子上谈论送孩子去莫斯科的事。有的准备最近几天就送走自己的孩子，有的想再等一、两年。我们这里每年“三一节”后一个星期举行一次集市。母亲说，等集市后再送我走。列什卡已经进木工作坊学徒了，他的老板是我们村的富翁穆拉什金。
父亲问我想学什么手艺。我回答说，想学印刷工。父亲说，我们没有熟人可以介绍我进印刷厂。所以，母亲决定去找她的兄弟米哈伊尔收我进他的毛皮作坊。父亲也同意，因为毛皮匠挣钱多。我是什么工作都愿意干，只要对家里有益就行。
1908年7月，我舅舅米哈伊尔·阿尔捷米耶维奇·皮利欣回到邻村——黑泥庄来了。关于他，有必要说上几句。
米哈伊尔·皮利欣，和我妈妈一样，小时很苦。他十一岁时被送进毛皮作坊学徒。四年半后，他成了师傅。米哈伊尔非常省吃俭用，几年内积攒了一笔钱，
自己开了一个小作坊。他成了一个出色的毛皮匠兼皮货商人。他招揽生意，高价出售，谋取暴利。
皮利欣逐渐地扩大他的作坊，除雇用八名毛皮匠以外，还经常保持四名徒工。他残酷地剥削工人，积攒起五万卢布的资本。
母亲就是请求她这位兄弟收我当学徒。她到他避暑的黑泥庄去找了他；回来告诉我们说，她兄弟要看看我本人。父亲问道。皮利欣提出了什么条件。
“按老规矩，学四年半的徒，然后当工人，”
“有什么法子呢，领叶戈尔卡去见见米哈伊尔吧。”
两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