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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以后，根据师司令部的指示，我们全团带出进行检阅。师长骑着一匹全身乌黑而腿是白色的马登上了小山岗，注意地观看团的演习。他那匹马性情暴烈，但是骑手用他有力的手和紧夹马肚的小腿使它乖乖地听从指挥。
对演习的指挥起初用口令，后来用马刀（所谓“无声演习”），再后来用号音。变换队形、行进、转弯、变换方向、立定、看齐等动作，部队做得比我估计的要准确得多。最后，全团展开成散兵线向敌人冲锋进行包围（这是哥萨克人沿用的一种冲击动作）。我在战斗队形的中央，率领全团向师长所在的高地冲去。到达高地后，全团向中央靠拢看齐，我走近师长，准备报告演习结束。还没有等我开始报告，师长高高举起双手并喊道：
“我投降，投降，投降！”然后他走近我，热情地说道，“谢谢，非常感谢！”
他走到队伍的中央，站在马蹬子上向战士们说道：
“我是一个老骑兵，很熟悉骑兵的战斗训练。今天你们的行动说明，你们认真地、竭尽全力地尽到了红军战士对祖国的职责。作为红军战士，正应该这样。具有优良的战斗训练，正确认识对人民的职责，这是我们英雄红军不可战胜的保证。谢谢你们，今天你们使我非常高兴。”
师长转向我，和我握手，微笑地对我说：
“演习的第二部分下次再看。让同志们休息吧，我和你去看看野营的设备。”
他在野营地转了两个多小时，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然后，和战士们座谈了很久。Г·Д·加伊谈了许多国内战争中的战斗故事，直到值班号兵吹了吃饭号，他才站起来和战士们告别。
我和团政委А·М·亚宁送走师长以后，立即商量，我们应做些什么，以防止由于获得成功和表扬而“头脑发胀”。
对部属应做充分的评价，师长的称赞鼓舞了大家，这从野营训练的结果可以明显地看出。而对于我们这些指挥员来说，师长对待普通红军战士的那种平易近人的同志式的态度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后来，Г·Д·加伊常到我们团里来，长时间地和战士及指挥员谈心，他始终不仅是一位首长，而且是一位可亲的老同志、共产党员。
我们结束了野营训练，获得良好成绩。9月末，我们萨马拉骑兵第7师开赴奥尔沙地域参加军区的演习。这次演习也象野营训练一样，是国内战争结束后的第一次。
演习的规模并不大，而且是各部队从野营返回时顺路实施的。但是我们师肩负了相当艰巨的任务，它必须强行军进入奥尔沙地域。师长指定我指挥的团担任师主力的前卫。—这就是说，我们团不仅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长距离行军，而且必须执行行军警戒的任务，经常做好准备，以便能迅速展开与“敌人”“战斗”，并应为师主力投入“战斗”创造最有利的条件。
师进行了30小时的行军。我们走了近100公里，休息两次，每次5小时。这也是对马匹耐力的严重考验。而骑兵战士在休息期间还需要喂马、饮马和整理鞍具、装具。尽管十分疲劳，大家的情绪都很高涨，因为大家都知道，演习以后，骑兵第7师将进驻明斯克。
拂晓时，派往前方的侦察向我报告，在莫斯科一奥尔沙铁路线那面，有“敌人”军队向奥尔沙车站方向运动。在奥尔沙接近路上，掩护铁路枢纽部接近路的部队已投入“战斗”。
象在演习中常见的那样，带白袖章的调理员从四面八方驰向我们团。调理员是帮助领导排练演习的指挥员。
“关于‘敌人’你了解什么情况？”
“你的决心是什么？”他们提出各种问题。
我回答说，我马上到前队去，亲自进行现地勘察，在那里定下决心。两腿一夹马刺，几分钟后，我就跑到前队。前队由积极主动的康斯坦丁·秋宾连长指挥。
秋宾向我报告，“敌人”近两个团的步兵已展开成临战队形，在铁路线一侧向前面高地方向运动。在高地一带我步兵已投入战斗。“敌人”步兵很显然还不知道我骑兵部队已进入这一地区，因为我们既没有碰到“敌人”的警戒，也没有碰到“敌人”的侦察。
前队指挥员还没有报告完，发现一群骑兵向我们跑来。其中一人骑着一匹全身乌黑而腿是白色的马，我们远远地就认出是师长Г·Д·加伊。我简短地重复了一下刚才了解到的情况后，向师长报告说，现在是向“敌人”发起突然冲击的最有利时机，我决定全团立即展开成战斗队形向敌人翼侧冲击，特别是地形对我们的冲击非常有利。
师长用望远镜观察了一下，然后说道：
“罕见的好机会，大胆行动吧！在攻击以前，用全部炮兵机枪火力进行射击。师的主力20—30分钟即可到达。他们将向‘敌人’集团的背后进行突击，以便彻底摧毁‘敌人’。”
一个钟头以后，整个“战场”烟雾弥漫，第7师的几个骑兵团展开成战斗队形，高喊“乌拉”向“敌人”冲去。整个景象真是动人壮观，战士的脸通红，眼睛紧紧盯着前方，象在真的战斗中一样。“战斗停止”的信号中断了“战斗”的进一步发展。到此整个演习结束。没有进行总讲评。
听说М·Н·图哈切夫斯基观看了“战斗”的全过程，对我们部队做了很好的评价。他还特别赞扬了骑兵第7师的强行军和勇猛的冲击。步兵部队则因在翼侧受骑兵第7师部队的攻击时能迅速展开而受到称赞。
我们因受到М·Н·图哈切夫斯基的赞扬而感到高兴，同时对我们的“敌人”因出色的机动而受到嘉奖也感到高兴。
休息几天后我们就进入我们师固定的驻地明斯克。
成千上万的明斯克人涌上街头，满街的“乌拉节和欢呼声迎向我们。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能象苏联军队这样受到人民如此的拥护和热爱。
现在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回想起，过去曾在本师的老战士，那些察里津、基兹利亚尔、阿斯特拉罕、普加切夫斯克、布祖卢克等地域著名交战的参加者是怎样欢迎我们的。正是他们为了保卫苏维埃政权不惜自己的生命同白卫军部队和反革命进行……我们师的许多战士本身就经历过国内战争前线的严峻考验，往日战事的回忆对他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容易理解，而且十分亲切的。
分配给我们团的营房还住着步兵第4师，他们还来不及搬往斯卢茨克。于是我们不得不暂时住在城郊居民的房舍里。每3—4个人住在一处，住的地方一般都不十分方便。
使情况变得更为困难的是开始了连绵秋雨，接踵而来的是难以通行的泥泞。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保护好马匹，建设马厩，修膳营房和仓库等设备并准备冬季训练用的设备和器材等。
我们召集党员开会，然后向全团讲清了当前的情况。
回忆起这一段遥远的艰难的岁月时，我想指出，当时人们为了美好的未来，宁愿作出任何牺牲，忍受任何艰苦。当然，也有个别人怨天尤人，但是很快就受到红军战士的舆论抵制。健康的红军战士的集体精神，这是一股多么巨大的力量啊！哪里有精力充沛的社会活动积极分子，那里就始终充满了集体团结友谊。这是在战斗准备中发挥创造精神和获得成功的保证。
到11月末下雪时，我们搬进了营房，马匹也进入马厩。当然修膳营房设备的工作还是大量的，但是主要的工作已经做了。
摆在我们面前的下一项任务是正确地组织新条件下的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
现在来看，这一切很简单，可是当时，我26岁当骑兵团长，有多少生活经验呢？在旧沙皇军队里我进过军士教导队；在红军进过红军骑兵指挥员训练班。这就是我全部的学历。尽管在国内战争以后，我曾加紧学习所有可能得到的军事书籍，特别是战术方面的书籍。
当时，我觉得自己在实际工作方面比在理论问题上强，因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就受过不错的训练。我很熟习军事训练的方法而且很喜欢这一套。而在理论方面，我知道，我落后于生活本身对我这个团长的要求。经过思考我得出结论：必须抓紧时间顽强学习。可是，团的工作呢？在团里事事都得管，一昼夜必须花上12个小时。出路只有一个：在每天的工作日程上再加上3—4个小时自学，至于睡觉和休息，那没有关系，可以在获得知识后再休息。
象这样想的不止我一个人。在国内战争期间，从普通红军战士、旧军队的士兵和过去的军士成长起来的大多数指挥员也都是这样想的。
到那个时候，军队的骨干核心大大地巩固了。然而，人员的流动性还未能克服，供应很差，军队的动员准备也很差。当时在托洛茨基管辖下的军事机构缺点严重。
1924年1月，俄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检查军事机构的工作，委托起初以В·В·古比雪夫、后来以С·И·古谢夫为首的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负责检查。М·В·伏龙芝，К·Е·伏罗希洛夫、А·С·布布诺夫、Г·К·奥尔忠尼启则、А·А·安德烈耶夫、И·С·温什利赫特、Н·М·什韦尔尼克和其他人参加了向中央全会报告军队状况的材料的准备工作。对于收集到的现实情况进行了分析，从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问题很尖锐。
很明显，巩固我国武装力量的任务要求我们进行彻底的军事改革。由俄共（布）中央批准的该委员会的建议成为这一军事改革的基础。
军事改革的最重要措施之一就是结合常备军制推行就地补充红军的原则。
就地补充原则适用于步兵师和骑兵师。这一原则的实质就在于，使尽可能多的劳动人民在尽量少脱离生产的条件下接受必要的军事训练。步兵师和骑兵师中，大约编制人员的16—20％为基干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红军战士；其他则为非基干人员，他们在五年期限内每年集训一个月（第一次三个月），其余时间战士从事工农业劳动。
当情况需要时，这种制度可以保证各师以原有基于力量为基础，迅速补充足够数量的受过充分训练的人员。再者，地区部队五年内训练一个战士的花费比常备部队两年内训练一个战士的花费要少得多。当然，全是常备军固然更好，但是在当时条件下，这是不现实的。
各项军事改革措施在1925年9月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兵役法中固定了下来。这是我国规定全体公民服义务兵役制的第一个全苏兵役法，它还规定了武装力量的组织编制。
还改组了中央和地方的军事指挥机关。以М·В·伏龙芝为首（М·Н·图哈切夫斯基和Е·М·沙波什尼科夫为副）的新的工农红军参谋部真正成了红军的主要组织中心。指挥层次简化了，而工作效能和责任心增强了。党自上层巩固了领导武装力量的新的组织系统。1925年1月，杰出的布尔什维克和统帅М·В·伏龙芝担任了陆海军人民委员及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一天，国内战争时期的传奇英雄В·К·布柳赫尔来到我们团。革命以前，他是梅提施车辆制造厂的工人，后来是沙皇军队的军士。В·К·布柳赫尔从1916年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党员。我听到过许多关于他的传说，但见到他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