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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豪威尔在回忆起这次进攻时说道：
“这是我们盼望已久的时刻。我们大家心里顿时觉得轻松了许多。特别是当得知苏军的进攻发展十分顺利时，我们的心情更是这样。我们相信，德国人现在再也无法加强其西战场了。”
遗憾的是，战后，特别是当残留下来的希特勒将领们和以往战争中我们的盟军的某些著名军事活动家，开始以他们的军事回，忆录充斥书市以后，象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件的这种客观的评论越来越少了，而对事实的歪曲和诽谤则越来越多了。过分活跃的人们甚至说什么，不是苏军以自己的积极行动促成了美国人在阿登交战中的胜利，而似乎是美国人以此拯救了苏军。
我们还谈到了按租借法案供应物资的问题。本来这个问题在当时是很清楚的。然而战后多年来，资产阶级的历史编纂学家们却一直说什么，似乎同盟国提供的武器、物资和粮食对于苏联战胜敌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毫无疑问，战争期间，苏联的确从同盟国那里得到了对国民经济相当重要的机器、设备、物资燃料和粮食。例如美英两国提供了40多万辆汽车，还有大量的火车头、通信器材等。但是难道这一切能对战争进程起决定性的影响吗？我在前面已谈到过苏联工业在战争年代里所达到的规模，大家都知道，它保障了前线和后方的一切需要。在这里，我没有必要再来重复。
关于武器方面，我还可指出，我们根据租借法案从美英两国得到了大约18，000架飞机、11，000多辆坦克这只相当于苏联人民在战争年代用以装备军队的武器总数的百分之四。因而，根本谈不上什么决定性作用。
至于英美政府提供的飞机，恕我直言，它们的战斗性能不高，特别是使用汽油的坦克，常常象火炬一样起火。
艾森豪威尔对列宁格勒、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柏林等各次会战很感兴趣。他曾问我在莫斯科会战期间担任方面军司令员时，在紧张的形势下，我感到体力上的负担有多大。
“莫斯科会战，”我回答说，“对于士兵和司令员来说，负担同样沉重。在11月16日至12月6日交战特别激烈的期间，我每昼夜睡眠不超过两个小时，就连这点时间也是硬挤出来的。为了维持体力和工作能力，只有经常在寒冷的空气里作短时间的体育锻炼，喝浓咖啡，有时还滑雪20分钟。”
“莫斯科会战的危急阶段一过去，我一下就死死地睡了过去，以致许久都没法把我唤醒。当时斯大林曾两次打电话找我。他得到的答复是：‘朱可夫在睡觉，我们没法叫醒他。’最高统帅说：‘别叫他，让他自己醒吧！’在我熟睡的时间里，我西方面军部队向前推进的距离不少于10—15公里。我苏醒过来以后，感到十分愉快……”
艾森豪威尔到达莫斯科后，斯大林命令总参谋长А·И·安东诺夫给他介绍了远东我军的全部行动计划。
斯大林曾就苏军和盟军对法西斯德国和日本作战的问题，同艾森豪威尔谈了许多。斯大林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所以发生，正是目光极其短浅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政治领导人，纵容希特勒分子放肆进行军事侵略的结果。
“参战各国的人民，特别是苏联人民，为战争付出了重大代价，”斯大林说，“我们必须竭尽全力，使类似的情况在将来不致再度发生。”
艾森豪威尔当时对此表示完全同意。
1955年，当美、英、法、苏四国政府首脑举行日内瓦会议时，我又一次见到了艾森豪威尔。他当时是美国总统。我们多次同他会晤并进行了交谈。我们不仅谈到了以往的战争年代和两国在对德管制委员会工作时的合作，还谈到了有关我们两国共处和巩固世界和平的一些最迫切的问题。艾森豪威尔现在已完全不象他1945年所说的那样，他顽强地表达并坚持了美帝国主义集团的政策。
艾森豪威尔五星上将作为重要人物和统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胜利地指挥过的盟国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本来是能够为缓和战后国际紧张局势，首先是停止对越南的侵略，作出许多贡献的。遗憾的是，他在这方面毫无作为，甚至还是侵略越南的支持者。
进步的人们在战后都希望，世界各主要国家将能吸取过去的教训，德国将在民主基础上获得改造，德国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将能根除。然而这一切只在德国东部，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得到了实现。
当苏联武装力量将东欧各国从法西斯占领下解放出来时，这些国家的人民把国家权力坚定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并在民主基础上改建自己的生活。东欧民主国家显然把苏联不仅看作是使自己得以摆脱法西斯主义的解放者，而且看作是将来能制止侵略势力对其命运的任何侵犯的可靠保障。
战后的局势，是对西方国家当权的政党及其领导人的严重考验，是对他们的政治远见的考验。问题在于：他们将把自己的国家引入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轨道呢，还是引进同其他国家相敌对的境地。
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遵循列宁的遗训，坚持同所有国家和平共处的方针，并竭尽全力以巩固和平与合作。
艾森豪威尔访问苏联后，В·М·莫洛托夫很快给柏林打电话找我。
“收到美国政府请你访问美国的邀请。斯大林同志认为这种访问是有意义的。你的意见如何？”
“我同意。”
在一次管制委员会的会议结束后，艾森豪威尔将军走到我跟前说：
“元帅先生，您将访问美国，我非常高兴。遗憾的是，情况不允许我现在同您一起飞往华盛顿。如果您不反对，将由我的儿子约翰·克莱将军和美军统帅部的其他官员陪同您前往。”
我表示同意。
“鉴于你们的飞行员不熟悉穿越大洋和美国的飞行条件，”艾森豪威尔继续说，“请您乘坐我的‘堡垒’式飞机。”
我对艾森豪威尔表示感谢，并将所有这些情况报告了И·В·斯大林。
И·В·斯大林说：
“好吧，你准备吧。”
遗憾的是，起飞前我病倒了，不得不再次给И·В·斯大林通电话。
“在这种状况下不能起飞。与美国大使史密斯联系，告诉他因身体状况不能飞行。”
返回柏林后，我又重新埋头于管制委员会的工作。
在解决与苏占区内民主改造有关的各种问题时，驻德苏联军事行政机构最高长官的政治顾问、现在担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的В·С·谢苗诺夫，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在管制委员会内，我们曾为实现关系到整个德国的各项波茨坦协议而一同工作。我们的工作是齐心协力的，卓有成效的。
苏联的军官和将军们，以及苏联政府派到В·Д·索科洛夫斯基将军领导下的苏联军事行政机构中执行任务的同志们，在管制委员会内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他们肩负的责任，不仅关系到管制委员会的活动，而且关系到如何组织德国东部人民的社会生活、生产活动和国家生活。
从1945年6月10日颁布第2号命令（该命令我前面已提到过）起，我们就开始了团结和活跃苏军占领区德国人民进步力量的工作。由于这个命令的意义重大，请允许我简要地叙述一下其内容：
“今年5月2日，苏军攻占了柏林，保卫柏林的希特勒军队投降了。几天后，德国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6月5日，以苏联政府、美国政府、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的名义发表了击败德国和上述四国政府接管德国最高权力的宣言。自苏军攻占柏林起，在德国苏军占领区内就规定了严格的秩序，组织了地方自治机构，为德国居民自由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有鉴于此，我们命令：
1．允许各个反法西斯政党在德国苏军占领区内从事教育和进行活动。这些政党的宗旨应当是，根除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残余，巩固德国的民主主义原则和公民自由，在这方面激发广大居民的创造精神和自主精神。
2．给予德国苏军占领区的劳动居民组织自由工会的权力，以便他们能够保卫自己的利益和权力，给予工会组织和联合会与企业主缔结集体条约的权力，以及组织保险银行和其他互助机关、文化启蒙及其他教育机关的权力……
3．本着上述精神，废除与反法西斯政党和自由工会的活动有关的，旨在反对民主自由、公民权力和德国人民利益的，法西斯的一切法律、决议、命令、号令、指令等等。
苏联驻德军事行政机构最高长官 苏联元帅 Г·朱可夫
苏联驻德军事行政机构参谋长 上将 В·库拉索夫
1945年6月10日于柏林”
我已经说过，德国共产党的组织在以民主原则为基础建立德国的和平生活方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德国东部的工人和进步人士迅速团结在共产党组织的周围。
苏联政府遵循人道主义的宗旨，在德国人民感到困难的这一时期，对德国居民，首先是对处境极为困苦的柏林市民，表现了巨大的关怀。
当苏军攻占柏林时，市民还不到一百万，一周后增加到二百多万，而到五月下半月更增到近三百万。由于德国其他地域的居民不断涌入柏林，市内人口还在继续增长。
德国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对消除柏林市内的战争后果，表现了很大的积极性。他们日夜坚守在自己负责的地段上，极其认真地完成所担负的任务。
由德国反法西斯战士组成的一些协助小组，给了苏联卫戍司令部和卫戍处不少帮助。它们参加了各种各样的工作：维持社会秩序、给居民分发购粮卡片、监督发放的粮食，以及警卫工厂、城市重要目标和物资等等。
6月11日，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纲领性的告德国人民书。这个文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阐述了建立反法西斯的民主德国的纲领。
德国人民获得了在民主基础上安排自己的生活的权力。
在战争结束后的头几个月，柏林及整个苏军占领区的民主自治机构在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苏军领导人的参加下，进行了一系列社会经济改革：实行了民主土地改革，给近100万德国劳动群众分配了土地；消除了庞大的资本主义垄断，解散了企业家联盟；把前纳粹分子从城市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各个方面的领导岗位上撤换下来；在工厂中规定了每天8小时工作制，实施了劳动群众统一的休假制度。
我清楚地记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十分关心这些最重要的工作，并具体了解德国劳动群众的生活条件。И·В·斯大林从国际工人运动的利益和巩固欧洲和平与安全的斗争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对于这一工作的各个主要方面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
在美、英、法三国军队和行政机构人员到达柏林西部之前，城市居民的生活已基本正常化，并具备了进一步改善的各种条件。
苏联军事行政机构最高长官于1945年7月27日发布的第17号命令，也足以说明我们采取的有助于苏军占领区经济发展的各种措施。从这个命令中可以看出，早在战后头几个月，就很重视国民经济、文化和卫生保健主要管理机构的工作。
命令中写道：“……到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