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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至少是在金与胡佛开始结怨时才有了这种报告。1962年秋，金根据南方地区理事会所提出的虚假指控，指责联邦调查局在民权案件方面故意敷衍了事，并以讹传讹地将事情抹得更黑。“我们在南方面对联邦调查局的一个主要问题，”金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在于那些特工都是受社会传统习惯影响的白种南方人。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他们不得不支持那些提倡种族隔离的当地警察和民众。”
这明显不符合事实，因为我知道这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在南方办事处工作的大多数特工都是北方人。而且，联邦调查局的队伍在向其他任何个人打开的同时，也是向有资质的黑人敞开大门的，不论他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联邦调查局积极从少数族群中吸纳特工求职者就是防止出现这种批评。联邦调查局黑人特工的人数一直较少，这是因为具备必要资质的黑人选择了薪水更多或更体面的工作。博比·肯尼迪曾向胡佛施压，要后者接收不具备资质的黑人，但局长不为所动。他不想为了取悦肯尼迪政府而降低录用标准。
对联邦调查局所受批评一向敏感的胡佛，对金的指责做出了强烈反应。在他的指示下，德克·德洛克和亚特兰大分局主管曾致电金告诉他真相。在这两次通话中，都是一位秘书接听电话并答应牧师会电话回复。而他从来没回话过，这让联邦调查局的官员相信金并不想知道真相。
盯住马丁·路德·金（2）
联邦调查局关于顾问A（拉维森）和顾问B（奥戴尔）的备忘录让博比·肯尼迪深感震惊，他让负责司法部民权司的助理司法部长伯克·马歇尔找到金，向他说明其交往所造成的问题。金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要其停止与其密友兼顾问的A（拉维森）进行交往的要求。但他向马歇尔保证，他将会停止与顾问B（奥戴尔）接触，因为他与美国共产党有牵连。
金向马歇尔的承诺是想安抚年轻的司法部长，而在1962年6月，联邦调查局截获到金与其顾问A（拉维森）之间的一次电话交谈。他们在这次谈话中商量出一个小小骗局。金将继续聘用顾问B（奥戴尔）为非正式助手，但不会与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有任何正式的联系。“不管他是什么人，”金说，“如果他现在能站直腰板，说他没有被联系过，那么在我看来，他是适合为我工作的。”
联邦调查局后来给司法部长肯尼迪送去了一系列备忘录，报告了金与其嫌疑助手之间的后续联系，包括顾问B（奥戴尔）。在联邦调查局递交的一份关于金、顾问A（拉维森）和顾问B（奥戴尔）秘密会晤的备忘录上，肯尼迪给马歇尔做出批示：伯克，情况难见好转。马歇尔又一次被派到亚特兰大督促金断绝那种令人不安的联系。此举收效甚微，而在1963年6月，胡佛给联邦调查局高层官员下发了一份备忘录，里面提到与罗伯特·肯尼迪谈话细节：
司法部长来电告知，他打算让助理司法部长伯克·马歇尔找马丁·路德·金谈话，让金博士务必摆脱（拉维森和奥戴尔），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都不得和他们有任何接触。
我指出，如果金博士继续进行这种交往，他将损害自己的事业，因为越来越多的共产主义者在设法利用民权运动，而南方那些反对取消种族隔离的顽固分子正开始指控金博士与共产主义者有染。
马歇尔再一次找金谈话，并在一份交给胡佛的备忘录中总结了这次晤谈的内容。
6月22日上午，也就是在金博士与总统预约会面之前，我在自己办公室里非常明确地就此事提请金博士注意。这是在司法部长和总统分别指示下做出的。（我）强烈催促金博士，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与（奥戴尔）之间不得再有瓜葛。金博士声称这种联系将会结束。
这些谈话明显取得了效果，这位民权领袖给顾问B（奥戴尔）写了一封信，称联邦调查局已宣告其无罪，但还是得辞去在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中的职务，因为“国家形势如此……任何左倾的表示都会带来一种情绪反应，像是说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和南方自由运动都是共产主义者所鼓动的”。这让司法部长得以就国会领导人询问金的交往一事做出明确答复，称曾有过要渗透到民权运动中的企图，但金抵制了这些企图。
但司法部长肯尼迪对金此前切断与顾问B（奥戴尔）联系的做法并不完全满意。有一次，他暗示联邦调查局让金接受“技术监视”的控制，意思是使用窃听器或麦克风了解其一举一动。胡佛同意了，但坚持这种请求要以书面形式写下来。肯尼迪就打消了这种想法。
在司法部内部，关于金的问题的争论还在继续。司法部长与联邦调查局之间的联络人考特尼·埃文斯写道，尽管民权司不感到担心，但“司法部长的行政助理安德鲁·奥赫曼曾忠告他（司法部长），以他的判断这里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金与奥戴尔的联系还在继续，而马丁·路德·金正在竭力掩饰这种联系。”
肯尼迪再一次提出了电子监视的问题。胡佛警告他如果这种事情被媒体曝光会造成什么样的政治后果，同时还对其可行性提出了质疑，因为金在全国各地游走不定。对金的家庭和办公室进行电话窃听需要得到司法部长的授权，肯尼迪便在1963年10月签署了这项命令。
但采取的措施超出了电话窃听的范围。三个月后，麦克风开始设置在金下榻的各种饭店和汽车旅馆的房间中。谁授权使用和谁知道这些麦克风情况的论题至今仍然争论不休。我们无法取得确凿证据，证明肯尼迪知道这些麦克风的事，但我确信他是知道的。联邦调查局档案清楚地表明，尼古拉斯·卡岑巴赫，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的继任者，和林登·约翰逊总统都知道这些情况。后来的一些麦克风是由威廉·沙利文授权的，他事前并没有与胡佛或任何其他领导商量。在沙利文的一份注明设置这些麦克风的备忘录上，助理局长克莱德·托尔森批示：“立即移除这种监听设备。”而胡佛写道：“同意托尔森的意见。”托尔森进一步批示：“没人同意这种做法。我再次告诉沙利文，非经局长同意不得进行麦克风监听。”胡佛批复：“没错！”
盯住马丁·路德·金（3）
对金和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的麦克风监听和电话窃听最终表明，与其承诺的相反，这位民权领袖与共产主义者仍保持着联系，并且力图避开司法部长的视线。窃听笔录暴露了金博士在紧闭的饭店客房门后所进行的勾当。当清教徒似的局长读到这些笔录时，他被其放浪形骸的性行为，包括与多人行苟且之事的性变态行为所激怒。胡佛厌恶地将这些插曲称为“那些性的玩意儿”。
录音带一一记录了金的风流韵事。在其周游全国各地宣扬民权的旅途中，他将无数女子接到自己的旅馆房间，他所有的一切都被录音，包括他那高潮时的嚎叫声。其间也夹杂着许多男性访客的声音。
我并不是在评判金的道德如何，事实上有些人可能会羡慕他的性战绩。问题是他的这种个人行为激怒了胡佛，这比他对联邦调查局的攻击和他与共产党的合作更让胡佛难以释怀。局长开始了一场令马丁·路德·金名誉扫地的斗争，在局长眼中，他是个伪君子，不配领导民权运动。胡佛是一个严格固执的人，对于局里的人，哪怕是露出酗酒或性淫乱的神情都是不可容忍的。他对像金这样向国人讲经布道的人言行如此背离感到极为愤慨。
让媒体抓住表明金与联邦调查局“结怨”的有三个因素：金不顾自己对司法部长肯尼迪做出的承诺，继续与共产主义分子交往；他对联邦调查局的无端指责和他那马拉松式的通奸行为。许多记者声称胡佛为他们播放过金的录音，但当1964年接替肯尼迪成为司法部长的卡岑巴赫要求记者就这些说法与胡佛对质时，记者们拒绝了，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他们还是不去招惹这头老狮子为妙。
随着胡佛和金之间的冲突升温，一些民权领导人要求进行一次公开对质。局长将该问题交给一位会议主持人，这次会议有一群女记者参加。在回应质询时，胡佛举出金的一些指控并逐一予以驳斥。他同时还提到了录音，录音证明这位民权领袖是“全国声名最为狼藉的说谎者”和“品行最为低下的人”。
在接下来的争吵中，金暗示胡佛是“胆怯的”。在一份电报里，他称他“感到惊骇而诧异，因为你发布的声明诋毁了我的正直品格。本人无法理解这种不负责任的指控是出于什么动机”。他建议与胡佛晤谈，却又说他“无法找到”可让联邦调查局达成任何企图的录音去安排见面，意即除非他的助手欺瞒于他，否则指称是不属实的。
他们的确会过面，关于这次会谈有多个版本。后来成为驻联合国大使的金的助手安德鲁·杨，在其报告中主要提及胡佛长篇大论地介绍了联邦调查局工作情况。德科·德洛克则重点记录了金的调和性谈话，包括他对胡佛及联邦调查局的赞美之辞——“一场爱的盛宴”。我相信胡佛对金警告过，后者再也没有公开攻击过联邦调查局。
后来有一些不负责任的指控，称联邦调查局参与了一个谋杀这位黑人领袖的阴谋。而不加思考的美国人就愿意完全相信这些指控。实际上，联邦调查局保护金免受伤害和可能的谋杀，尽管它无权进行保护性干预。当联邦调查局从线人那里得到密报，得知将有针对民权示威者的有预谋的暴力活动时，它只是设法让那些策划者明白联邦调查局知道他们的计划，与此同时还会通知当地警察。那种做法通常足以缓和紧张的局势。1977年，司法部长格里芬·贝尔派出的特别工作组称，它“没有发现表明联邦调查局卷入谋杀的证据”。
特别工作组批评了联邦调查局将金逐出民权运动的举措，最过分的是在1964年11月将录音带匿名寄给金。已知且可核实的情况是，威廉·沙利文曾派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带着包裹从华盛顿赶到迈阿密，在那里将包裹寄给了金。根据沙利文后来的证词，包裹是他准备的，里面装有一盘麦克风监听磁带的合成带。沙利文声称准备录音带并将它送给金是间接受命于胡佛和托尔森的。
除了那盘录音带外，那包裹里还有一封看上去是怂恿金自杀的信：
盯住马丁·路德·金（4）
金，摸摸自己的良心吧，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还是一个行为不端的好色之徒。可你玩儿完了。
金，你可做的只有一件事了。你知道那是什么。你只有三十四天时间去做这件事。你只有一条出路可走。在你那污秽的欺诈本性暴露在国人面前之前，你最好接受这条出路。
沙利文矢口否认知道这封信的事，但在1975年，也就是在他从联邦调查局退休四年后，这封信的复印件却在他离开之前就被封存的私人文件中被发现。沙利文声称那是一封“栽赃信”。在我看来，惟一合理的解释是，该计划出自沙利文之手，并在未让局长知晓或经其授权的情况下予以实施。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胡佛知道沙利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