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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劲时高晋又给我叫了杯咖啡，加咖啡加糖替我用小匙搅拌着说，“我够了，从根儿上说我不是一个当官的人。我准备再干一年不干了，我宁肯当个无拘无束的人。”“别别，你还是干，你还能升，你升上去我也可以去跟人牛×：谁谁晓哇——咱哥们儿时好位置咱们也先紧着咱们的缔子——谁干不是干？”‘ＰＰ机’又响了。“我走了，你太忙，以后再聊。”
“我送送你。”“不不，千万别送，我自己走挺好。”
“还是要送，你别急，等会儿，马上就完。”
高晋快步走到服务台打了个电话，女招待把收费单送来，高晋回来广西服内兜掏出一支按键圆珠笔签了个字让她拿走，起身和我并肩往外走。
我们路过一排排豪华商店和餐厅。一路上碰到饭饭店工作人员都恭敬地叫着“高总”和高晋打招呼，高晋也恢复了庄重、冷漠的表情。“你还是应该找个工作，有份定收入。你这么混下去到哪儿算一站，你也三十好几的人了。二十几岁浪荡浪荡没关系，三十几岁也勉强，四十、五十——那不成了老荒唐老叫花子。”
“我到你这儿当个服务员吧，低三下四我行。”
“我不要你，你岁数太大了。如果你真想工作……算好，我不你了，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问你媳妇好。”到了门口，我和高晋握手特别。“哪天我去看你们。”“认了地儿了以后就常来玩吧。”高晋说，“见着别人叫他们也来玩。”“好的。”我出了门下了台阶站在空场上向门里招手。“等等。”高晋出了门追上来。“关于高洋的事你还是认真点，别到时候公安局真把你当了凶手。”
“没事。到时候我就跟他们说那间我一直跟你在一起，你当我的证人。“你要能自圆其说你就那么说。”高晋笑着向我招手。
和高晋分手后我没再叫出租车，我决定给自己省些钱，反正我也没什么要紧事了。我顶风走了很远才找到一个公共汽车站。我对这一带不熟，几年前这儿还是一大片菜田。新盖的楼房上去都差不多，楼群间的马路也一模一样没有路标很容易转向，就是这个公共汽车站牌标的路线我也陌，站名不是“店”就是“坟”，一看就是往更远的郊外去。我想我还是打听打听别贸然上车。一个等车的妇女告诉我，这路车乘两站下来可以换另一路开往城里的，“想进城只能这么坐，附近没有别的车。”于是我便按她的指点辗转乘车。郊区车车少人多，车速也不高，等我进了城正赶上下班高峰，每辆公共汽车都挤满穿厚大衣的人，没劲儿根本别想挤上去。我站在昏暗、人群熙攘的街上困极了，只想找个地方睡一会儿，等下班高岿过了再继续走。我知道现在去张莉家不合适，但这一带我能想起的只有她。她一见我果然又吃惊又不合适，但这一带我能想起的只有她。她一见我果然又吃惊又不安，她丈夫马上就要回来。我涩着眼睛对她说：“让他一会儿占了我吧。”径自走进没开灯的卧室倒在床上就睡着了。我睡的很死，连张莉进来给我盖上毯子也不知道。我暖烘烘醒来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屋里静悄悄的，我以为已是半夜，看看墙上夜明灯在黑暗中“哒哒”走动的电子石英钟才知道睡了不到一时。我起床来到外屋，张莉正和一个魁梧的男子对桌吃晚饭。看到我，那男子停止咀嚼和我打招呼，问我怎么睡了这么会工起来了，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吃点”。“不啦。”我说我不吃这就走。“你行吗？”张莉问我，“你是不是病了？”我说没有，困的——绝不是病。张莉丈夫坚持留我吃晚饭，我婉言谢绝。“你这么盛情我下回就不敢来了。”张莉丈夫见我非要就叫张莉送送我，关切地对我说：“不行别硬撑着。”我说：“没事，叫出了门。张莉送我到楼门口。在黑暗的楼梯上对我说：“今天太不凑巧，要不明天你再来我下午补休。”我说再说吧“我得闲给你打电话。”街上人已稀少但地铁列车仍趟趟挤满人。我在一帮民工满车箱堆着的铺盖倦间找了个落脚的地方，一边打瞌睡一边想着刚才做的一个梦：我们在那个天井院子里坐着进餐，大家在笑在喝酒，还是那些人不过我的位置换了。我坐在乔乔的另一边而汪若海坐到了乔乔那一边，这样我对面就不是高晋和许逊而是高洋，高洋旁边也不是卓越而是一个陌生人。这个陌生人的脸罩在夺目的光晕中，只有颈以下的带条纹的高级衬衣历历在目，随着吞咽和大笑起伏着。在梦中我曾试图看清他的脸，但无论我怎样贴近去看，也只看到明亮的一团略呈人脸的轮廓——五官模糊。梦境是支离破碎、时空混乱的，像一部可以随时快进快退的录像磁带。我们从餐桌上起来，退回到餐馆门口眉飞色舞地大声争论要不要进这个阴森的餐馆；我们又退回到纵横交的小巷子成群结伙地瞎逛，吃酒有巧克力碎末的因融化而软绵绵的蛋卷冰激凌。我发现这个阳光遮脸穿条纹衬衣的人从一开就在我们一伙中，跟我们瞎逛，跟我们站在餐馆门口的水泥电线杆旁，一声不响却相当清晰、不容置凝地在每一个情景中在人中牢牢占据一个量眼的位置。我们在满地绿苔的天井中的湿漉漉的铁桌旁就座时他就坐在我对面高洋旁边，处于一束明亮的光线中，我相信在梦中包走进餐馆一度处于四周楼房阴影之中时我看清了他的面目，但此时怎么也回想不起来，在梦中那个明亮空洞如多层大戏台的餐馆正楼始终占据了相当庞大的空间，几乎挤掉了其他人，物的合理的位置，使他在我视野中总是被遮挡、压缩、重叠，因而朦朦珑珑，人影不清。我越是仔细去想，梦境中的人物越是模糊、淡褪，不合逻辑是交织在一起，像用粘满油的手从水里抓一条滑溜溜的鱼有力使不上眼睁睁的看着它从手里一点点滑掉消失在水里。最后这个梦境唯一留下的较鲜明的场面，就是高洋不停地对那个无脸人说着话，在他身后那个门窗洞开的楼阁犹如一只不动声色的巨眼或一个极度扩张的大口充斥空间。
我不知道这个梦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景。
三
回到家，吴胖子他们在玩牌，见到我就说：“我媳妇回来了，所以我们这个党小组会挪到你这儿继续开时”他又指着一个大脸盘的陌生男人说，“这是我们新发展的党员由于你经常缺席，无故不交纳党费，我们决定暂时停止你的组织生活。”“你玩我让你。”大脸盘男人说。
“不不，不玩。”我说“我服从组织决定。”
“你怎么啦？”刘会元问我，“你那样儿就像刚从茅坑爬出来。”“我可能，”我往沙发上一倒。“我他妈一些能成了杀人嫌疑犯。”吴胖子把烟从嘴上拿开，看看牌又看看我：“那你太幸福了，你用什么招儿把自己弄成了这个重要人物？”
“别装着受了重视的样。”另一个人笑着说，“留着你那二两肉吧，你再舍得自己也没人要你。”
我笑：“跟你们这帮傻×真没什么好说。”
“我们跟傻×也没什么好说的。”大伙儿笑。“不定怎么回事呢，准是自己挂着空档顶风走了八里路使足劲抡了个空。”
“噢，有两个人找你在隔壁屋。”刘会元说，“不是警察，估摸是‘明松’差来了那对宝贝儿，你不接人家，人自个杀来了。”“你快去吧。”吴胖子说，“新娘棒极了，嫩得就象刚抠出来的蛤蜊肉。”“别来这套。”我笑着站起来时我知道准没戏，要不你早苍蝇似跟踪上去还在这儿坐着玩牌？”
我来到隔壁屋，那对新人忙站起来，倒还不是邋遢人，都有点南方式的细致，只是穿着做工考究的西服显得人有点傻，假装绅士。我和他们打哈哈，说我昨天去接他们的路上忽然晕倒了被好心人送到医院急救。我有癫痫病，什么时候发作我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很抱歉晒了他们干儿。男的说，没关系的。他们已经听打牌的那帮人说我犯病木他们不介意。他和明松是很好朋友，所以明松介绍他们来找我说我也是他的好朋友，没说的还带了二斤月饼给我尝尝。我正饿拿起月饼就吃，一边问他们明松好，可否发了财，他和他媳妇离了没有，孩子判给了谁。男的说明松很好，没有发财，他媳妇没跟他离，因为他们一直说结婚一直却没结，至于孩子你看见的可能是他弟弟。明松有个很小的弟弟，他从没养过成了人模样的孩子，他女友倒是做过几次流产。我咳嗽了一阵儿，说管他有孩子跟我也没关系，爱谁谁不是一个人也没关系。你们既然大老远来了无亲无故和就是你们的亲人。你说吧，你在要干什么！男的结巴起来说，他什么也不想干就想玩玩。昨天在车站没见着我，他们就到女的一个亲戚家里借了一晚上宿。那人家里地方很小一间屋半间炕。炕让给他们俩睡那人就在地上站了一夜，很不好意思很过意不去”。知道了。我说你要参观毛主席住过的地方我弄不着票。你们要想自个找个住的地方那太容易了，就在我家住吧！不管饭，打滚可以敞开儿打。男人女人眉开眼笑剥开一埂糖用手喂给我。咱别这样，这算怎么回事！什么礼节我不习惯受之有愧！打小就没被人宠过，你冷不丁这么热情我容易当成你要害我。糖没毒，我发誓这是喜糖从今往后咱们就是朋友了。我很乐意交你这个朋友，都是年轻人相处得来。以后我们那边有事一句话。“得嘞。”我挣脱出身子对那二位说，“你们那位朋友住哪儿？你们今晚就搬过来吧。”那二位又拉了阵呱儿笑眯眯地走了。
我回到牌的屋里坐下傻笑着发愣，脑子短路忘了自己刚才盘算着要干什么。我问那几位爷，“我刚才要干嘛来着？”他们围着“中段”喷出种种龌龊想头“单手扶墙”之类。我笑着脑筋一想起要给个人打电话。电话玲响了半天，一个女人拿起电话问我是哪儿？我说是公安局。她说许逊在班上，电话怎么打家里来了。我挂了电话又往公安局打，值班的问我是哪儿？我说是许逊家里。许逊来接电话，听出是我立即叫我把电话挂了：“我现在忙，一会儿给你打回去。”过了片刻，许逊的电话打了回来，他显然换了部电话，声音又小又模糊。他告诉我在电话里他什么也不能对我讲，让我明天一早去他家一趟，什么人也别带。”“有这么严重？”我还想开玩笑，他却立即把电话挂了。可能我脸上显出那么点郁郁寡欢，玩牌的那几位都拿眼睛睃我。刘会元边出牌边问我：“怎么啦，什么事不痛快？”
“没事。”我挤出些笑说，“我自个跟自个过不去。”
“有什么事跟哥几个说说，”吴胖子叨着烟看着自己的牌说，“别闷着，越闷越糟。”
“真的没事。风事我也不当是事，咱谁呀？”
“不爱说，咱也别打听了。”刘会元挡住又要开口的吴胖子。“咱们玩咱们的。”这时门上一阵响，我的脸登时白了。玩牌的几个看见我的脸色不禁面面相觑，问我是谁？
“不知道。”我说。“不会是别人。肯定那俩宝贝儿又杀了回来。”
刘会元摔掉牌去开门，随着一阵喧哗，那对男女拎着大小箱包满面红扑扑地出现在屋门口：“我们搬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