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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当亚里士多德假定良好的生活在于按照真实的人性生活时，我们可以同意他，但是，我们必须补充，关于真正的人性，他却还了解得不够。在描绘人性的这种基本性质、或固有结构时，亚里士多德所全部能做的，就是观察自己周围的情况，研究人，观察人们的表现。但是，谁要是象亚里士多德那样只从表面来观察人，他最后就一定只会得到静态的人性的概念。亚里士多德所能做到的唯一事情，就是构成一幅属于他自己的文化和时代的良好人的图画。人们还记得，在亚里士多德关于良好生活的概念中，他完全接受了奴隶制的事实，制造了致命的错误的假定，即，仅仅因为一个人是奴隶。这就成了他的基本性质。从而，当奴隶对他就是良好的生活。这完全暴露了在建立什么是良好人，正常人或建康人的观念时，依据纯粹表面观察所具有的弱点。
新旧概念的区别
我猜想，如果我必须用一句话来比较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和K·戈尔德斯坦，E·弗罗姆，K·崔尼，K·罗杰斯，以及其他人的现代概念，我所要坚持的基本区别是：我们现在不仅能够看到人是什么，而且知道他可以成为什么。也就是说，我们不但能看到表面，看到现状，而且也看到潜力。我们现在更加了解人们隐藏的情况，以及被压抑、忽略、忽视的状况。我们现在能够依据一个人的可能性、潜力、以及可能达到的最高发展，而不是仅仅依靠外在的观察，来判断他的基本性质。
我们优于亚里士多德的另一点是，我们已经从这些动力心理学家学得，单凭才智或者理性是不能达到自我实现的。大家都说，亚里士多德为人的能力排列了等级，理性在其中占据首位，并且不可避免地随之提出一个概念：理性与人的情感的和类本能的性质相对立，它们相互冲突，斗争。但是，通过对于心理病理学和心理治疗的研究，我们懂得，必须大大改变我们对心理学意义上的有机体的看法，平等地尊重理性，感情以及我们本性中意动或者愿望和驱动的一面。而且，对健康人的经验研究向我们证明，这些方面之间根本没有冲突，不是对抗的而是协作的。健康人完全是一个整体，或者说是一体化的。只有神经病人才与自己不一致，理性与感情才发生冲突。这种发裂的后果是，不但感性生活和意动生活一直遭到误解和曲解，而且我们现在认识到，我们承袭的关于理性的概念也误解和曲解了理性。正如E·弗罗姆所说：“理性由于成了看守自己的囚犯——人性——的卫兵，它本身也变成了囚犯，因此人性的两个方面——理性和感情——都是残缺不全的（82）。我们必须一致赞成弗罗姆的观点，他认为，自我实现的发生不仅依靠思想活动，而且取决于人的整个人格的实现，这个完整的人格不仅包括该人的智慧能力的积极表现，而且包括也的情感和类本能的能力的积极表现。
一旦我们对于人在我们现在称为好的某些象件下可能成为什么状态获很可靠的知识，并且假定，只有当一个人实现了自我，成为他自己时，他才是快乐、宁静、自我认可、坦荡、身心一致的，那么就有可能也有理由谈论好与坏，对与错，有益或有弊。
如果技术哲学家表示反对说：“你怎能证明幸福比不幸要更好呢？”这个问题甚至凭经验就可以回答。因为，如果我们在相当多样的条件下观察人，就会发现，他们自己，而不是观察者，自然地选择幸福而非不幸，选择舒适而非痛苦，选择宁静而非担忧。一句话，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们选择健康而非疾病（然而条件是，他们自己进行选择，而且当时条件属于后面要讨论的一种）。
这也回答了大家都熟悉的手段…目的价值命题的哲学上的通常的缺陷。（如果你要达到目的x，你就应该采取手段Y。“如果想长寿，你就应该吃维生素”。）我们现在对这个命题有一个不同的解释。我们在经验上知道人需要什么，比如，需要爱、安全、幸福、知识、长寿、没有痛苦等等。那么，我们可以不说：“假如你希望幸福，那么 。。。”，而说：“假如你是人类的一个健康成员，那么…”
在下面的经验之谈中，这也完全符合事实：我们随便地说狗喜欢肉，不喜欢色拉；金龟需要清洁的水，花在阳光下开得最盛。由此我坚决认为，我们说的是描述性，科学性的话，而不是规范标准的话。
向我的那些将我们现在的状况与我们应该达到的状况加以严格区分的，有哲学思想的同事们再进一言。我们能够成为什么=我们应该成为什么，但能够这一用语比应该要好得多。请注意，假如我们采取经验和描述的态度，那么应该就是完全不合适的词。例如，如果我们问花或者动物应该成为什么，显然很不合适。应该一词在这里是什么意思？一只小猫应该成为什么？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以及答案中所包含的精神也同样适用于人类儿童。
让我用一种更有力的方式来表达同一个意思：今天，我们有可能在某一时刻区分一个人目前是什么和他有可能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人的性格分为不同的层次或者不同的深度。无意识与有意识的东西共同存在，尽管它们可能会发生矛盾。一个目前存在（在某一意义上），另一个目前也存在（在另一较深层的意义上）并且有一天将有可能上升到表面，成为有意识的东西，于是便在那个意义上存在。
按照这个观点，人们可以懂得，行为恶劣的人可能于性格深处保藏着爱，假如他们努力实现了这种泛人类的潜能，就变成比过去健康的人，并且在这个特殊意义上，变得更正常了。
人与其他所有生物的重要区别在于：人的需要、偏好、和本能的残余弱而不强，含糊而不明确，有怀疑、犹豫、冲突的余地；它们极容易被文化，学习以及他人的爱好所窒息，进而消失得无影无踪。许多世纪以来我们一直惯于将本能看成单义的，明确的，牢固的和强大的（就象动物的本能一样），以至我们从未看到弱本能的可能性，
我们的确有一种性质，一种结构，一种类本能的倾向和能力的朦胧的骨架结构，然而，从我们身上认清它，却是伟大的、难以获得的成就。做到自然、自发、了解自己的本质，了解自己真正的需要，这是一个罕有的高境界，它虽然极少出现，但却伴随着巨大的财富，并且需要巨大的勇气和长期的艰苦奋斗。
人的内在本质
让我们作个总结。我们已经肯定，人的固有趋势（design）或者说内在本质，似乎并不只是他的解剖构造，还要包括他最基本的需要、欲望以及心理能力。其次、这种内在本质通常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它被掩盖起来，尚未实现、脆弱而不强大。
有什么理由说这些需要和素质上的潜力（constitutionalpot…erntialifies）就是固有趋势？我在第六章中列举了十二个独立的证据和发现方法，这里，我将只举其中四个最重要的为例。第一，这些需要若遭受挫折，就会导致心理疾病。第二，这些需要若得到满足则能培养健康性格（导致良好的心理状态），而神经病需要的满足就不会产生这种结果。这就是说，它能使人变得更好更健康。第三，在自由的状况下，它们自然地作为人的偏好而表现出来。第四，在相对健康的人那里可以直接细察到它们。
如果我们想要区分基本与非基本，就不能光靠对有意识需要的内省，甚至不能光靠对无意识需要的描述。因为，从现象学上看，人对神经病的需要与内在固有的需要的感觉全都一样。它们同样地要求满足，要求垄断意识。它们的内省特性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得足以使反省者能够区分它们，除非人在弥留之际追溯往事（就象托尔斯泰笔下的伊凡·伊里奇），或在某些特殊的顿悟时刻也许有这种可能。
然而，我们必须有某种不同的能够与之联系、与之协变（covary）的客观变量。实际上，这种不同的变量一直就是神经病、健康连续统一体。我们现在比较确切地相信，恶劣的进攻性行为其实不是基本的，而是反应性的。是结果，不是起因；因为，当一个品行恶劣的人在心理治疗中逐渐变得健康时，他的恶意也逐渐减少。而当一个较健康的人逐渐变得病态时，他的敌意、恶毒、卑劣就增加了。
另外，我们知道，给予神经病需要以满足，不会象给予基本的内在需要以满足那样滋生健康。给予一个能力的神经病追求者以所有他想要的能力的满足并不能减少他的神经病。而且要充分满足他对能力的需要也是不可能的。不管供给他多少，他仍然会感到饥饿。神经病需要是得到满足还是受到阻挠，对于基本健康，几乎没什么区别。
对于象安全、爱这样的需要来说，就大不相同了。它们是可以满足的，它们的满足的确会滋生健康，它们的挫折的确会导致疾病。
同样，对于象智力或者活动的强烈倾向这类个人的潜力也是如此。（我们这里仅有的资料是临床的资料。）这种倾向的作用如同一种内驱力，它要求得到实现。一旦满足它，人就会发展良好；如果使它受到阻碍和挫折，目前尚不被我们十分了解的各种微妙的麻烦立即就会发展起来。
然而，成就最为显著的方法还是直接研究真正健康的人。我们的确已经掌握足够的知识，能够选择相对健康的人，特别是我们拥有象罗夏测验和主题理解测验这样的投射测验法。就算我们不能找到完美的研究对象，我们仍然可以抱这样的期望：当铺由比较稀薄变得相对浓缩时，我们能够更多地了解它的性质。
在第十一章中阐述的研究已经证明，科学家有可能在优秀、完美、理想的健康和人类潜能的实现的意义上研究和描绘正常状态。假如我们知道优秀人物是怎样的或能够成为怎样的人，那么人们（那些最想变得优秀的人）就可以效仿尽善尽美的典型从而改进自己。
爱的需要是研究最充分的固有趋势的实例。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研究来说明已经提及的全部四个用于区分人性中固有和普遍的东西与非本质和局部的东西的方法。
1。几乎所有治疗家都承认，当我们对一种神经病追根寻源时，我们会非常频繁地发现生命早期爱的匮乏现象。一些试验不完全的研究已经在婴儿和幼儿身上证实了这一点，甚至认为彻底地剥夺爱会危及婴儿的生命。也就是说，爱的匮乏会导致疾病。
2．这些疾病，如果尚未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借助给患者以感情和慈爱是可以治愈的，对于儿童尤其如此。甚至在成人心理治疗中以及对于更严重的病例的分析中，现在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治疗的一个任务是使患者得到能使他痊愈的爱。并且，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了充满感情的童年与健康的成年之间的联系。总而言之，可以作这样的概括；爱对于人类的健康发展是一种基本需要。
3．如果一个儿童处于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并且假设他的心灵尚未扭曲和受到世事的熏染，他将选择感情而不是非感情，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严格的实验来证明这一点，但是我们掌握的大量的临床资料和一些人类文化学的资料可以支持这个结论。儿童喜欢感情深厚的而不喜欢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