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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常委委托赵紫阳、薄一波、杨尚昆、万里、胡启立五个人来召集这次生活会议，指定由薄老主持会议。1月8日，中央办公厅就此发出了《通知》，还规定了到会名单。
我记不清楚生活会是开了五个半天还是五天半了。会上有口头发言，也有书面发言。会议还印发了一些参考资料。
4 我的长篇发言
会议召开前，尚昆、薄老把我找去，说学生闹事是胡耀邦同志的错误引起的恶果，中央要开一个生活会议。他们要我准备一个批评胡耀邦的发言，把我所知道的胡耀邦的问题说一说。我说更多的事情胡乔木知道，乔木比我知道得多啊。他们说，他是他，你是你，我们找你是要你做好准备，讲你所知道的事情。
12日上午，生活会开始，第一个发言的是余秋里。余大概讲了半个小时。第二个发言的是我，我作了一个长篇发言。12日上午没讲完，13日上午接着又讲了近一个小时。两次发言合起来有3个半小时。
在批评胡之前，我先做了自我批评，然后是对胡耀邦同志进行批评，一共讲了六条批评意见：一、关于统一思想的问题；二、关于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三、关于四项政治保证和“四有”的问题；四、关于“左”和右的问题；五、关于对干部的任用问题；六、关于不尊重集体、不遵守纪律的问题。六条批评意见中讲得最多的是怎样对待精神污染和自由化的问题。对这两个问题，一会儿肯定、一会儿否定，一会儿又肯定、一会儿又否定；从总的变化看出来，邓一发现就讲：他一讲，情况就好一点；讲完了以后，经过胡耀邦这样搞那样搞，形势就又逆转了。总之，几次肯定，几次否定，以至于造成1986年的学潮。学潮的发生是与胡耀邦同志的态度直接相关的。
当时，党内外和港台都谣传、议论，各种说法很多、也很离奇，说邓小平主张反对精神污染是邓力群谎报军情、夸大其词引起的。我的发言澄清了事实。
我发言的基调是平和的。没有使用任何刺激性的语言，只是如实地把事情的原委说清楚。没有发挥，没有上纲，更没有给胡耀邦同志加罪名。拿我当时的心情来讲，是诚诚恳恳地帮助同志认识和改正错误。因为有这样一种心情，我说到有些地方的时候，还掉了眼泪。
胡耀邦同志听了、看了我的发言，究竟有什么意见，是不是大发脾气，是不是从此记恨在心，我不能推测。这些事情的是是非非，还是留给后人去评说吧！我的发言是有稿子的。为了真实地反映历史，我把生活会上的发言一字不漏地抄录在下面：
一、非常拥护、小平同志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的重要讲话。非常拥护中央政治局常委确定召开这次党的生活会。希望而且相信这个会能开得很好。建议今后每年至少开一次这样的会，相互交心，相互批评，相互帮助，相互监督。这对每个人都有好处，可以帮助这个集体少犯错误，至少不犯大错误。是不是可以说，在座每个同志都需要这样的帮助和监督。
同意刚才秋里同志的发言。
二、先做自我批评
一九八三年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以后，我事先没有请示，就向新华社分社社长会议、红旗联络员会议传达了会议内容。这是违反纪律的严重错误。
在这以后，一天乔木同志和我到小平同志那里。小平同志说，昨晚耀邦同志来，说你把扩大会议内容传达了，很多话是好的，但是说了一句中央最近出了问题。我向小平同志负责地声明，我没讲这话，但我没请示就传达，是严重错误，接受小平同志批评。接着，我把传达的录音稿送给耀邦同志，并向耀邦同志做了书面的自我批评，保证以后不重犯这种错误。整党开始，我在书记处研究室党员大会上再次做了自我批评。整党中我向中指委的检查，也写上了这一条。在书记处几位书记谈心会上，我也做过自我批评。今天，在这个会上，我再次郑重地就这一错误进行自我批评，并恳请同志们对我进行严肃批评，监督我以后不再重犯这类错误。
十二届二中全会以后，中指委确定，宣传文教战线要用三个月的时间，学习小平同志二中全会讲话，清理和检查思想战线的精神污染问题。由于耀邦同志集中力量做访日准备，乔木同志集中时间写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文章，宣传方面的日常工作由我主持。在这过程中，我多次就政策界限问题发表意见。现在看来，那些意见还是站得住的。但工作过程中确有失误。
1 中央转发小平、陈云同志讲话的通知，初稿由我起草。其中讲到工作步骤，先在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一级进行，先党员负责干部后一般党员干部，先党内后党外，地县什么时间传达，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决定。看来不应由省、市、自治区自己，而应由中央决定。各地很快往地县传达，出了一些毛病，和这个部署有关系。
2 原来决定，十一月中旬前公开发表小平同志讲话。我请郁文同志（当时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邀中央一级报纸总编开会，请他们结合自己的特点和工作对象准备评论、社论。由于我没有交待清楚，广播电视部同志也到会了。他们听到这消息，就通知省、市、自治区广播电视机构，立即采访省、市、自治区领导同志，请他们就此表态，于是广播、电视、新华社、报纸纷纷发表消息，有时一天之内三四个、四五个、五六个表态，在几天之内造成相当紧张的气氛。这个责任，主要由我负，不应责备郁文同志和其他同志。
3 二中全会以后，从反对精神污染到步步退让以至全面否定反精神污染，这个过程中主要的事情我都是知道的，对耀邦同志的一些说法、做法我也有不同意见。但是我没有按照党性原则向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及时地、系统地反映这些情况和提出我的意见。现在看来，这是我的最严重的失职。
多年来，我还有其他方面的缺点错误，例如对一些人重才不重德、用人不当等等，恳请同志们进行批评。
三、耀邦同志一月十日在会上的检查中说，他犯了政治原则的严重错误，给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我同意他这样的自我批评。我只希望并建议他，检查的思路再宽一些，认识更深一点。同时我认为应该肯定，耀邦同志这几年来做了很多工作，如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实现新老交替、热心建设、热心改革等等方面，积极努力，成绩显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工作取得这样大的成绩，有耀邦同志的重要的一份，这需要也应该充分肯定。我们要严肃地批评他的错误，也要有意识地充分肯定和保护他对党的贡献和取得的成绩。作为自己的同志，我们批评他的错误不讲情面，但是丝毫不应该夸大他的错误、抹煞他的成绩。批评他的错误，目的是为了帮助他，使他继续为党做更多工作、更大贡献。这不只是对耀邦同志个人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整个党的利益的问题。
我想本着这个精神对耀邦同志提出一些批评。如果有不符合这个精神的地方，请同志们指出，也请耀邦同志指出。
下面，按照耀邦同志检查的顺序，用一些我知道的事实，努力遵循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讲一些意见。
1、关于统一思想
中央整党决定规定，整党的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
统一思想，就是进一步实现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纠正一切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违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
这个决定，是全会一致通过的。可是到十二月十四日，耀邦同志同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视部领导同志的谈话中就说：统一思想的问题，“一是树信心。对共产主义事业、对社会主义、对党，包括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中央，对整党，要有信心。二是改革，要改革就要创新路，没有改革，什么事都办不成。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好解决。”四项基本原则不提了。
《人民日报》根据耀邦同志讲话精神，写了一篇评论员文章《谈谈统一思想问题》，在一九八四年二月七日发表。文章说，“前几年的思想问题已经解决了，就不要纠缠了，这次整党重点应该放在现在存在的思想政治问题上”。“前几年的思想问题”，讲的就是坚持还是抵制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所谓“现在存在的思想政治问题”，文章讲了三个：“第一，是否坚定不移地承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二，对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各项奋斗目标有没有充分的信心？第三，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各项工作是否服从于、服务于全党的奋斗目标？〃这个第三点，也就是耀邦同志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七日在中指委第五次会议上讲的，统一思想〃重点是现在思想上是不是同中央保持一致，现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端正不端正〃，以及对〃使自己领导的业务工作偏离中央的方针、路线〃的批评。根据这个思想，书记处部署整党，安排听一百多个部委的汇报，实际上就是一个题目，即端正业务指导思想。有同志提出不同意见，耀邦同志没有接受，还是一直这样汇报下去。
在这期间，他对我们宣传部门的同志说，宣传工作部门要学习经济、熟悉经济、宣传经济。这当然是对的、是应该做的。但是，他不提经济工作的方向问题和思想政治工作问题，也不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来保证经济工作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问题。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三目，耀邦同志在武昌讲，“要切实做到整党、经济工作两不误。整党和经济的关系是，整党促进经济，经济检验整党。”后来，《人民日报》根据他这个意思写了一篇社论。社论稿由乔木同志做了修改。耀邦同志向我说，他不同意乔木同志意见，保留自己的意见。
一九八四年七月，我们在福建三明市召开大中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会议。在小组会上，几个省的同志指名批评耀邦同志和另外一位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说他们到地方讲话，只讲物质文明建设，不讲精神文明建设，只讲经济，不讲政治。会上情绪很激烈。我没有把这个情况向耀邦同志报告，是不对的。但是也希望耀邦同志回忆一下，和地方同志、部门同志谈话中，有没有这个毛病。
小平同志十二届二中全会讲话中说到，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只顾经济、忽视政治的倾向。我相信，耀邦同志是同意小平同志这个意见的。但作为总书记，对这个意见重视到什么程度，怎样考虑整个工作的部署？从我接触的情况看，并没有真正贯彻执行。
耀邦同志检查中说到，小平同志讲了四项基本原则后，他头几年是结合解决一些党的工作问题、思想工作问题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