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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我对朱厚泽寄予希望，胡耀邦他们也是如此，以为他的名誉会比我们好一点，没想到更糟糕了。
当时，上海的市委书记是芮杏文，他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大文化战略的讨论会。与此同时，武汉也组织了类似的讨论会。在这些会议的讨论中，由于“三宽”方针，导致鼓励各种错误意见发表。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以蔡元培在北大提出“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为根据，宣扬这一方针在社会主义时期，在我们现在、今后的文化和思想建设中也同样适用。他们提出各个学派、各种观点，古代的、现代的，西方的、东方的，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应该和平竞争、百家争鸣。
这样一来，冒尖的人物和冒尖的言论就纷纷出笼了，乱得不得了。最突出的几个人，外地以方励之、王若望和张贤亮、温元凯为代表；北京则是王若水这些人。张贤亮给温元凯的信，全文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他说：“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在马、恩逝世以后，只有列宁一个人清醒而深刻地肯定过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不可逾越性。我们不能迁就由于极左思潮造成的恐惧心理和感情倾向。关于种种强加于资本主义头上的‘污蔑不实之词’，现在是需要我们理论工作者大力给以‘平反’的了。给资本主义‘平反’，会使我们更好地解决我国当前政治、经济、法制改革中的种种实际问题。〃 ①这是很有代表性的言论。
那时，方励之在上海、北京、合肥讲话，可是时兴得很啊！当时就有人尖锐地提出：一个共产党员这样讲话，行吗？而胡耀邦对此采取宽容的态度，本来是要由组织出面找方励之谈话的，但后来好像也没有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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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寻常的一九八六年
二 一九八六年做的几件事情
不当宣传部长了，胡耀邦高兴；对我是一个解脱，我也高兴，两方面都高兴。这样，我自己想做什么事情，就比较自由了；不想做什么事，我也可以不管了，争得了这个自由和主动。在1986年这一年里，我经手的重要事情也还不少。
1 组织电影《迷人的乐队》座谈会
1月11日，组织了一个座谈会，讨论王好为、李晨声拍的电影《迷人的乐队》。这个电影反映的是实行包产到户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农村生活的新变化。在当时的电影界，表现这种现实题材的电影，只有两部。一部是上海拍的《咱们的退伍兵》。一部是北京的，就是王好为拍的《迷人的乐队》。
这个座谈会邀请了对此事热心的人和一些部门的领导，薄老、乔末、启立还有中宣部朱厚泽、广电部的艾知生、文化部的朱穆之等同志都出席了。座谈会开得还不错，表示推崇和提倡一种风气吧。同时，对电影界一些不好的事情，也作了些批评。座谈会之后，电影界有些人为此感到高兴，有的人则在挑毛病。
胡耀邦对此事冷淡，但他也没有批评。
2 在电子部讲保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主导地位
1985年，我对多种经济成份这个问题讲了好几次。1986年1月21日，李铁映请我到电子部去讲了一次。主要讲四个问题：当前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形式的调查研究问题；消费品分配问题；关于多种经济成份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对企业管理的一点意见。讲话的大意是：十二大已经决定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同时也确定了每个时期要注意各种经济成份的合理配置，政策的实施及其后的检查，都要注意这个合理配置。所谓合理配置就是要始终保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其他的经济成份只能是补充的地位，要经常注意这个问题。
当时，大家对十二大报告和决议的了解，只想到各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一般不注意是否削弱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个问题。从中央到地方及部门的领导，也都不注意这个合理配置的问题。我的这次讲话，着重提醒注意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要保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主导地位，使其它性质的商品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不能削弱、更不能由其他性质的商品经济取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主导地位。〃
3 肯定《光明日报》宣传知识分子中先进人物的做法和经验
4月5日，在《光明日报》国内部记者座谈会上，我讲了一篇话。此前，《光明日报》根据我的意见陆陆续续报道了知识分子中间先进人物的事迹。在这次座谈会上，我肯定了《光明日报》的做法和经验，同时希望他们以后更好地注意这个问题，力求做到每天都有宣传和介绍知识分子中先进人物的报道。
就宣传和介绍先进的知识分子这件事情而言，在一段时间里，《光明日报》做得最好。有的时候，几乎隔一天就宣传一个先进人物。
4 希望中国翻译工作者发扬革命传统
4月，中国翻译工作者学会召开了一个全国代表大会，要我去讲话。26日，我去讲了话，主要讲了历史上马列主义和革命文学的翻译者对中国革命的发展是做出了突出贡献的。我也回顾了自己投身革命的经历：首先是看翻译的小说和革命小说，包括被压迫民族起来争取民族解放的文艺作品。这样自己的思想才逐渐左倾。然后才读一点马列主义的初级读物。由此提出希望我国现在搞翻译的同志要把这个优良传统继承下来。
当时还酝酿了一个意见，就是如何把翻译工作组织得更好，力争在几年之内把世界的学术名著（包括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的）和文学名著，都翻译过来。为了把这个工作组织好、管理好，可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一个编译馆。书记处都同意开展这项工作了，但后来由于社科院不积极，一直没有实现。
5 要求外事工作者是爱国主义者、共产主义者
对外联络部、外事小组、文化部联合起来，在几个大学里举办了一个对外联络工作的专业训练班。到1986年，第一期学生学过两年以后毕业了，共有百把人。这些人到中南海西楼开了一个会，国家教委的彭佩云、中央对外宣传小组的朱穆之在会上对这些毕业生表示祝贺，对他们今后分到国外做文化工作表示了一些希望。
我讲了一篇话，对他们提出一些要求，寄予了希望。这是一篇热情的讲话。讲话提出：做外事工作的人，应该是百分之百的爱国主义者，百分之九十九都不行；这还只能算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因为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互相结合的，在这个基础上，应该使自己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
6 在安徽调查
6月5日至6月21日，我到安徽搞调查，安徽的重要城市基本上都走到了。我还参加了蚌埠市的文明城市表扬先进人物、学习先进经验的会议。
（1）传达小平同志的两段话
在安徽调查的过程中，6月21日，我与徐乐义和牛小梅同志谈了话。这是一次重要的谈话，其中说到1986年1月17日和4月4日小平同志的两次谈话。1月17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他说：〃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所以，不能不讲四个坚持，不能不讲专政，这个专政可以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有力地对付那些破坏建设的人和事。” ②4月4日，邓小平会见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主席弗拉伊科维奇。邓小平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确定了一些新的方针和政策，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他说：〃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③
我认为这两段话非常重要，讲的是国际、国内长期性、全局性的问题，是任何地区、任何岗位的同志都必须遵循的。
（2）谈对〃三宽〃的意见
我还讲了对“三宽”的意见，这也是我第一次讲对“三宽”的看法。这时，胡启立和朱厚泽讲“三宽”的话已经几个月了。我主要是讲了这样一个意思：首先，我们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准绳。“宽松”也好，“双百”方针也好，都必须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其次，既然强调宽松，就应该对大家都宽松，不能只对一方面宽松，而对另一方面就限制得很厉害。搞自由化的人有宽松，反对自由化的人也应该有宽松。而朱厚泽这些人的宽松，是让搞自由化的人无所顾忌，而对坚持马克思主义、批评自由化的人，则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并不宽松啊！
（3）一件令人惊讶的事
这里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在我离开安徽后，中宣部理论局去了两个人，任务是到安徽去调查邓力群的言论。受谁之命，我不清楚。党内的政治生活到了这样的程度，真是令人惊讶。
7 在江西调查
6月22日至7月11日，在江西搞调查，走了七个地市、十四个县，老区和新区都看了一下，帮助地方的同志解决了几个问题。
（1）支持修建井冈山水电站
修井冈山水电站，几经反复和周折，最后总算帮他们实现了此事。水电部倒是一直支持的。到了前两年，水电站总算修好了，井冈山的生活和工业用电及长期经济发展的用电问题都解决了。
（2）请邓小平批示资助瑞金中学
到了瑞金，看到瑞金第一中学办得不错，但学校的教室、教员和学生的宿舍破烂不堪。缺200万元维修费。这个中学的校址和邓小平有历史上的联系，是邓创办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的地方。在学校里面还有…个祠堂，是贺龙、郭沫若等同志入党宣誓的地方。我回来之后，9月8日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说，请小平同志批一下，计委同意资助一点钱。9月10日，邓小平批准了报告，还给瑞金一中题写了校名。宋平同志那里也拨了钱。前后拨了两笔，把校舍和职工宿舍修得比较完善了。
（3）提出党委领导、厂长指挥都要以依靠、调动职工积极性为基础
在江西萍乡，找了几个搞得比较好的企业的厂长、党委书记、工会干部，开了个企业管理的座谈会，他们介绍了一些经验。后来，又在湖南岳阳与长岭炼油厂的同志就这个问题交换了意见，长岭炼油厂的工作做得特别好。其间，企业管理协会在青岛召开了企业管理工作会议，我没去，只提了一点意见。
在这几次交换意见中，归纳起来的问题是这样的：我们的企业管理工作是三句话，党委集体领导，厂长行政指挥，职工民主监督。但哪种形式能使这三者的关系真正协调起来，这是问题的关键。对此，我提出了这样一个看法：党委集体领导就是说不能由书记一人说了算，要集体讨论和做出决定，而党委的领导集体要想团结一致，又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和联系全体职工；厂长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