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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个春秋-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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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对这个文件评价很高。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他说;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是一大发明、一大创造。

    制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在实行改革方面,赵紫阳主要强调了两条,一条叫“利改税”,改变统收统支的政策,使企业在交税后还有一部分利润。当时这样做主要是解决两个“大锅饭”的问题:既解决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钣”,又解决工人吃企业的“大锅饭”。在这一点上,赵紫阳采取的措施不能说全不对。另外一条叫“拨改贷”,除了360多亿国家拨款外,基本建设都用贷款来办。这个措施不好说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拨改贷〃搞得太宽、太滥,因而有人提出,对国家的重大基本建设项目,国家拨款的方式还应多采取一些。我看对赵紫阳强调的这两条,恐怕应该有所分析。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还提出了“放权让利”的十条措施,这些措施究竟哪些搞得好,哪些不对,现在都研究得不够。总之,对“利改税”、“拨改贷”和“放权让利”的十条措施,哪些措施正确,哪些不正确,还有待研究。

    这两个文件的起草工作是胡耀邦抓的,赵紫阳与他是合作的。

    在文件的起草过程中有些传言,说邓力群这个人是反对发展商品经济的。赵紫阳有一次问我,说:你还坚持你1979年的观点吗?我说:我一直坚持,没有放弃啊。这就证明了赵紫阳也知道这种传说。听到此话,我就把1979年我讲商品经济的小册子找出来,①专门送给了胡耀邦。我和他当面说:现在有人说我一向反对商品经济,这儿有一本小册子,是我1979年讲的。胡耀邦收到我送的小册子,从头到尾认真地看了,有圈有点,还划了横杠、竖杠。他看了以后,还转给胡启立看了。这个小册子起码产生了这样一种作用,即表明邓力群不是一向反对商品经济的。

    2 全国党代会文件的起草

    接下来,准备开全国党代表会议。党代会韵文件起草工作也是胡耀邦亲自抓的,文件起草班子的成员还是郑必坚、龚育之、林涧青等人。按胡耀邦原来的安排,胡的报告,小平、陈云、先念同志的发言都由这个班子起草,只有赵紫阳讲经济工作的报告,由赵自己找人起草。

    邓小平的发言稿起草出来以后,邓一看就不满意。陈云同志说:我的发言一向不让别人起草,我自己起草。先念同志看了给他起草的发言稿,也不满意,他自己找人修改了。

    3 陈云在党代会上讲重要意见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在党代会上,陈云同志的讲话很好。短短一个发言,讲了很多重要的意见,如: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社会主义的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干的是社会主义;等等。文字不多,但内容非常好。这是陈云自己起草的,我们都没参与。这是一篇很重要的讲话。

    4 邓小平发言稿起草情况

    这里主要讲一讲邓小平同志发言稿的起草情况。

    大约在1985年9月上旬,邓看了起草小组拟的初稿,不满意,就把我找去了。我好像是约了林涧青一起去的。

    (1)邓小平平批评胡乔木、夸奖赵紫阳

    见面后,邓小平同志一开口就说:你们知道吗,胡乔木讲反对精神污染搞错了,以后不要提了。

    我们没有吭声。接着,他非常严肃地说:我不收回我的那个讲话(指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将来编我的《文选》,我要原样不改地收进我的《文选》里面去。

    邓小平说的胡乔木讲反对精神污染搞错了,可能是指乔木帮助胡耀邦修改《关于党的新闻工作》讲话稿的事情。1985年2月8日,胡耀邦在书记处会议上作了《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讲话中有一段话专门说到〃精神污染〃的问题。胡耀邦说:〃的确,党中央也曾考虑,'精神污染'这个名词一般人比较生疏,可能在国内外引起这样那样的误解,如果在前面用了'清除'的字样就更是如此,并且在事实上也办不到。所以不到十分必要的时候,可以少用或者不用这个名词。但是这决不是说,反对精神污染的原则有什么错误;更不是说对于真正的精神污染即剥削阶级腐朽没落思想的侵蚀,我们可以不抵制,不反对。〃嘿'胡耀邦对这次讲话很重视,是他请乔木帮助修改还是乔木主动帮助修改的,我不知道。涉及〃精神污染〃这段话,乔木改了没有,改了什么,我也不清楚。

    接着,邓小平同志说:赵紫阳在人代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讲了四项原则,讲得不错,态度鲜明。

    邓对此比较高兴,对赵夸奖了几句。

    (2)邓小平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新认识

    接着,邓小平同志说:这个稿子(指起草小组拟的初稿)不能用。关于四项原则,我有点新的意思,今天找你们来谈,你们就按这个意思加以修改整理。这个意思是:四项原则是党中央决定内外政策的基础,各种政策既来源于四项原则,又有利于四项原则;如果不讲四项原则,纠〃左〃就会纠到社会主义,纠到马克思主义。

    四项基本原则是制定各项内外政策的基础,是邓和我们谈话中的新认识、新概括。这段话确实讲得好!

    小平同志说完后,我要林涧青把谈话记录整理一下,如实地向胡耀邦报告。(3)胡乔木的加工和我做的工作我们把小平同志的讲话稿起草出来之后,我有意识地帮了乔木一下,想缓和邓和他之间的关系。我没有告诉乔木邓对他有意见。我向邓提出想请乔木帮助看一看讲话稿,邓小平没有吭声。胡乔木很积极,他加了一个内容,即理论学习的重要性,乔木把这个内落作了很好的表述,这一段话加得好。

    在整理了邓的讲话之后,我与王忍之合作,写了一篇《四项基本原则是各项政策的基础》的评论员文章,1985年10月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除了邓小平讲话中的那些重要思想之外,对四项基本原则有进一步的认识和阐述。以后只要有机会,我就宣传这个思想。在宣传和理论工作者里面,我多次讲邓小平的这个观点。当时,多数人还没有感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4)对邓小平思想发展的一点看法

    现在有人说,邓小平的思想滑坡,或者说思想转变,从1984年就开始了。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根据我与他的接触,不好这么讲。至于他的威望,1984年确实是达到顶峰了,〃小平你好〃嘛。我所接触到的邓小平自己表达出来的思想,好像不能说在1984年就变了。因为在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与津巴布韦政府总理穆加贝有一次谈话,当时穆加贝怀疑中国搞〃非毛化〃。邓小平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四项基本原则。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 ③

    接下来,就是1986年夏季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奇怪的是这个《决议》得到了邓的支持。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

    5 简要的评论

    起草文件本来是胡乔木的专职,但从1985年党代会以后他就受到冷落。在邓小平那里表现出来的,就是不满意胡乔木跟着胡耀邦讲反对精神染污不要再提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情况、原因,使得小平冷落乔木,我搞不清楚。

    党中央文件的起草由谁来负责,1985年是一个转折。先是转到胡耀邦手里,后来又转到赵紫阳手里。这不是一个好兆头。以后的事情,也证明了这一点。

    胡乔木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但他经手的中央文件,基本内容和主要精神是站得住的。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文件主要由毛主席定夺。从1975年至1985年,共十年时间,由乔木经手的文件,除了个别地方和个别问题外,基本上是站得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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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要事回忆


二 我在一九八五年的一些活动

    当时,尽管我被夹在中间,处境很困难。但我没有被这些苦恼和问题压倒,还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做了一些事情,表达了一些自己的思想。在今天来看,能够选进《邓力群文集》的文章,也还不少。这里,把当年做的比较重要的事情约略说一说。

    1 支持走正路的电影工作者

    胡耀邦《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应该说这是一篇好的讲话,重中了党对新闻工作的基本方针。可以看出来,胡耀邦感觉到文艺界不按党的原则办事,惹了很多麻烦。这以后,政治空气确实有所转变。在这种情况下,恰好遇到这样一件事。那时,北影厂和电影局进口了一批带有黄色镜头的影片,在内部放映时,看的人很多,包括一些儿童,造成了恶劣的影响。邓大姐为此写了一封信,措辞恳切,也非常严厉,叫做〃救救孩子〃。这封信引起了胡耀邦和其他同志的重视。有了这封信之后,3月20日,北京电影制片厂17个同志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表示对电影界现状的忧虑,以及他们对电影工作的一些想法。此信经我转给胡耀邦同志,得到了胡的支持,来信印发政治局和书记处各同志了。后来,我与朱穆之还同这十几个同志开了一次座谈会,对在北京从事电影工作、走正路的人给了一点帮助,表示了一点支持。当然,这些人中也有投机分子,但多数人是好的。

    2 到川黔鄂三省调查

    4月23口至6月8日,我到四川、贵州、湖北三省调查研究。在四川走访了十个地市、二十一个县。在贵州走访了四个地市、七个县。在湖北走访了两个地市。在四川的时间长些,川东、川南、川西、川北都走到了。在成都主持了《当代中国》丛书地方卷的编写工作座谈会。我提出:编写好地方卷,是各个省、市、自治区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做的科学报告,是解决理论联系实际的中心环节,各级领导部门要认真做好领导工作。在成都和贵阳听取了宣教部门的汇报。我出去只听宣教部门的汇报,省委书记和省长要汇报,我一般不听,只是和他们个别谈谈,交换一下意见。我通常和他们说:这些事是胡耀邦、赵紫阳同志的事,我只管部门工作,只听部门同志的汇报。

    5月6日,听完四川省宣教部门同志的汇报以后,我讲了一篇话,强调了三个问题:一是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二是研究商品经济;三是如何看待自由的问题。这是针对作协的一些人无条件、无限制地谈创作自由、新闻自由的。

    这是1985年上半年我在比较大的范围内的一次讲话。现在看,问题谈得有深有浅,在当时总算表示了一种不同的调子和看法。这篇讲话已收入《邓力群文集》。

    在贵州的时候,我初次接触了朱厚泽。他是贵州的省委书记。这个人在反右时受到过打击,但没有因此消沉,而是读了很多书。当时对他的印象不错。后来提名朱当中宣部长,我投了他一票。

    3 邓小平的两次重要讲话和我的传达宣传

    3月7日,邓小平就科技体制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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