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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日上午，乔木同志到周扬同志家里，同周扬、夏衍、王若水、郁文、贺敬之等五位同志进行长时间的谈话，对周扬同志讲话提出批评。根据谈话记录，有十一个地方批评了他的讲话。乔木同志说，不仅他个人，而且同耀邦同志商量了，耀邦同志也委托他转告周扬同志讲话修改以后再发表。后来王若水同志也说，乔木同志那天是说了修改以后再发表。一谈话后，乔木同志又专门打电话给周扬同志，说讲话中关于异化问题的说法不妥当。十五日上午，我打电话给周扬同志，和他商量：两种观点（因为当时有的同志不同意他的观点，也在会上发表意见）的文章都详细摘要，在报上发表，周文修改后在《哲学研究》发表，问他什么时候可以改好。他说已经讲了，不想改了，并且提出不同意乔木同志和我的意见，要全文在《人民日报》发表。我说，既然不能商量取得一致意见，只好开会，请他参加，大家讨论，共同决定。他最后表示同意。但是没有想到，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全文发表了。
十六日上午，我打电话问秦川同志，全文发表周扬同志讲话，是不是请示了乔木同志。因为事先我叮嘱他，要请示乔木同志。他说没有。我又打电话问王若水同志，说我虽然没同你讲，但你是参加了乔木同志那天谈话的，也听到了乔木同志关于修改以后再发表的意见，为什么在编委会讨论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不把乔木同志修改以后再发表的意见提出来。他承认他确实没有转告乔木同志的意见。我说，这样一来，现在的问题已经是组织纪律问题了。
在这个问题上，秦川同志有重要责任，已作检查，王若水同志负有主要责任。王若水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从参加周扬同志讲话的修改到《人民日报》不听招呼全文发表这篇讲话，整个过程都证明，王若水同志是通过周扬同志讲话的发表，来扩大他关于异化、人道主义观点的影响。
主要是向同志们介绍了一些情况。我个人谈的意见，如有不妥，恳请同志们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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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精神污染的前前后后
七 我对二中全会和《邓小平文选》的宣传
二中全会结束之后，1983年10月21日至26日，中央召开了党外人士座谈会。在这个会上，彭真、邓大姐、胡耀邦都讲了话，主要是宣传、介绍二中全会的精神。中央当时决定把邓小平、陈云的讲话转发党内学习、讨论。由我起草、乔木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转发邓小平、陈云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话的通知》，送给胡耀邦和书记处。10月2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原则通过了这个《通知》。邓、陈讲话附在这个通知后面。22日，乔木把修改后的《通知》稿送胡耀邦审批。胡耀邦当天批示：启立同志：我看可以了，请排成清样送各专职书记看看。如没有什么不同意见，请乔木同志过目一下即可印发下去，争取25日以前发出。同一天，胡启立批：按耀邦同志批示印清样送各书记并请乔木同志过目后发。当天中办秘书局将清样稿分送胡耀邦、习仲勋、薄一波、方毅、余秋里、宋任穷、姚依林、邓力群、胡启立、谷牧、郝建秀。他们都没提出意见。24日胡乔木批：照此印发。这样，中共中央办公厅把《通知》即中发＇1983＇36号文件发下去了。
《通知》中说：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的重要讲话作为整党决定附件发到县团级，根据先党员高级干部后党员一般干部、先党内后党外（均限一定范围）的步骤，进行学习传达。要着重通过学习讨论，达到统一党内各部门对精神污染严重危害的思想认识。要把文件学好，然后再做对照检查，不要忙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文件只是在党内印发，没有公开发表。后来，我重看了当时起草的通知，发觉其中有个缺点：各省市。自治区、各部委也是这样一个步骤，即学习先党内、后党外，至于往下传达，由他们自己决定。结果有些省市自己还没学好，就急急忙忙往下传达了。没按照先学后查，真正搞懂了，然后再逐步展开的办法去做。
当时，我正忙于《邓小平文选》（19571982）的宣传、学习工作。这本文选收人了邓小平在此期间的重要讲话、谈话，是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1983年3月编完的，7月1日出版发行。文选出版以后，乔木起草了一个学习、宣传《邓小平文选》的通知。7月12日中共中央把通知发给全党，13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通知》强调，学习《邓小平文选》，是即将开始的全面整党的重要思想准备，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学习的领导。同时，乔木还要求《人民日报》宣传《邓小平文选》的思想，并列了八九个题目，让他们组织文章宣传。但胡绩伟、王若水、秦川等人表面积极落实，8月12日写信给乔木，说乔木出的题目他们已经落实到理论部、评论部等部门。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真正落实。
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后，乔木让我抓《邓小平文选》的宣传、学习工作。这时胡绩伟、王若水已经不当《人民日报》的正、副总编辑了，由李庄当总编辑，秦川当社长。李庄的态度比较好。从10月10日开始，《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宣传《邓小平文选》的评论员文章和其他文章。《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的题目是我出的。大概是最后一篇，题目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此文出来之后，恰好胡耀邦访问日本归来，秦川就把这篇文章给了胡，并说：这么一篇短文，就有20多处用邓小平的名字，这还不是宣传个人嘛。胡耀邦把秦川的这个话听进去了，胡耀邦说：我们还是要宣传中央的路线、方针和决定，还是要执行过去中央专门发的少宣传个人的文件。
胡绩伟、秦川都是西北来的，他们是习仲勋手下的干部。当时，他们经常到习那里去嘀咕这个、那个。到了整党时，秦川就说：好在有个习仲勋同志，要不然，我们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就靠他，我们才撑过了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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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精神污染的前前后后
八 胡启立催促加强反对精神污染的宣传
就在中央36号文件即将印发时，胡启立不耐烦了。10月22日，给乔木和我来了一封信。信中说：〃小平同志讲精神污染问题已一个多月了。在二中全会正式讲话也过去十天了。在这期间，人民日报还没有一篇言论（包括社论、评论、今日谈等）专门谈到这个问题。整个报纸宣传反对精神污染问题也给人以气势不足、分量不够的感觉。
“今天广播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报纸批评大有可为》，指出为了推动全面整党，报纸要开展批评，发挥舆论威力，争取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其中，主要批评了社会上不正之风及违法乱纪行为，但对整党中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如：不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不良倾向；对精神污染问题；党领导上的涣散软弱问题等等都没有提。这样来引导报纸批评的方向，似同二中全会的精神不完全符合。
“建议中宣部召集报纸、新华社、电台、电视台负责同志谈谈当前指导方针问题，并加强对社论、评论等重要言论的指导和审查……”。
10月22日当天，胡乔木即在胡启立的信上。批：退力群同志照办、快办。因为当时我正忙于组织宣传《邓小平文选》的文章，于是我让郁文主持！召开了有宣传、文教部门领导参加的会议，迅速落实二中全会精神，报道消息，发表评论和文章。会后，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通过广播电视系统，〃催各省、市、自治区表态：表示对二中全会决议和、邓、陈讲话的意见和态度。催得相当紧。有那么几天，每天都有三、四个省表态。当时确有些像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时的那种气势，谁不表态谁就落后了。这就使得有些省不满意了，如辽宁省委就说：我们现在还没学好呢，为什么急急忙忙地让我们表态呢？表示不同意这样做。这样一来么，确实有一点紧张气氛，加上下面的传达也没有按照通知的精神去做，这就形成了对清除精神污染的各种不同的理解；要讲扩大清除范围也确实有点这样的苗头。在这个期间，苏州还开了一个农村精神文明的座谈会。在会上有人提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也要清除精神污染。《人民日报》还写了一篇评论员的文章，题目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也要清除精神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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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精神污染的前前后后
九 周扬的自我批评
就在出现一些紧张气氛的时候，11月6日《人民日报》登出了周扬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这个以自我批评的形式承认错误的谈话是怎么来的呢？
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话后，周扬在全会的分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在我看来，周扬能有几句自我批评的话就可以了，这件事也就过去了。我在中宣部的一次会上，通报了周扬作的自我批评。我表示：一向对周扬同志很尊重。他写了那篇文章后，我们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现在他作自我批评了，这个问题就算解决了，我还会像以前一样，把他当作兄长、同志加以尊重。
我没想到的是，邓小平在二中全会的简报上看到了周扬的自我批评以后，很快就把我和乔木找了去。邓小平对我们说，周扬写了一两万字的文章登在报纸上，就这么几句话能交代过去吗？不行。周扬应该公开作书面的自我批评，登在报纸上。于是，胡乔木和我把邓小平的意见传达给了周扬。周扬听了邓小平的意见后很紧张，他知道不作检查是不行的，但采取的办法却是拖。胡乔木对周扬很关心，希望他再作一点检查，早点过关，几次打电话去问。后来，还是乔木出的主意，建议周扬用答记者问的形式作自我批评，发表在报纸上。新华社记者写出稿件后，周扬还不甘心，在稿子的末尾加了几句话，还要坚持自己的观点。这个稿子拿到中央书记处去讨论。胡耀邦看后说：又作自我批评，又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怎么叫检查？他主张把周扬的保留意见删掉。
至此，由于邓小平的坚持，从3月开始的这场争论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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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精神污染的前前后后
十 我提出清除精神污染要掌握政策界限
1 在文化、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由于当时“报纸上整党的消息发得少一点，清除精神污染的文章、消息发得稍微多一点，于是就有各种议论。有的嫌不过瘾、不带劲，甚至想采用过去搞政治运动那一套。有的又顾虑很多，担心1957年反右又来了，'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又来了。一些外国记者，有的是好意，有的未必是好意，道听途说，引申夸张，甚至无中生有，说我们这次整党、清除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