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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考察文物工作及其他
开完这个会后，就为即将召开的全国文物会议做准备。为接触一下一些省级文物工作的情况，看看存在些什么问题，我出去考察、调查了四十几天。这四十几天实际也不单是看了文物工作情况。
7月27日我离开北京，先是去承德。在承德参观了避暑山庄、外八庙；又到围场去了一下。接着到山西大同，先看煤矿，又看了云岗石窟。然后到雁北，了解农村情况和生产责任制在那里的实施情况。记得日本投降以后，我从延安出发，在晋西北转了好几个县，那时尽管是解放区，但人民生活仍非常贫困。这次去看了，情况就完全两样了。后又到呼和浩特，参观了昭君墓，了解了一些牧区情况。
在呼和浩特，正好碰上华北6省市在这儿开新闻工作会议。我在这次会上讲了一篇话，讲的是《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二卷）。批评了胡绩伟的所谓人民性。他认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党中央就要服从全国党代表大会；全国党代表大会就应服从全体党员；全体党员就要服从全国人民。这样把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为我们党和国家处理一切重大问题的唯一原则，可以代替一切的原则。按照这个逻辑，就要求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经过全民投票表决。另一个王若水，与他的观点相仿，认为党性来自于人民性，因此，人民性高于党性。在讲话中我都作了分析批评。
离开呼和浩特后到包头，去成吉思汗墓看了一下，还看了包头的军工企业和其他工厂。然后到河套，又到银川，看了西夏留下的几个墓、遗迹（几个塔），看了一个山。又到中卫县，看治沙。又到刘家峡水电站去看了。然后去甘肃，在兰州碰上他们正在开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和学术讨论会。我在会上讲了话、题目是：《知识分子的成长和在新时期的光荣职责》（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二卷）。到敦煌，士酒泉，然后又从兰州去青海，参观了文成公主进藏路线，经日月山，去炳灵寺、塔尔寺，到龙羊峡，这时水电站已截流了。然后又回到甘肃，经天水后，看了麦积山石窟；然后去陕西西周遗址岐山，到咸阳，在西安参观了一些文物点，其中包括玄奘译经的大雁塔，然后去延安，这是我解放后第一次回延安。然后又回到西安，去三门峡，到临汾、运城、平遥、太原，看了晋祠。一路上看了这些文物点，对文物的收藏、挖掘等事情有些感性知识，为后来的文物工作会议做了点准备。知道了文物工作中有哪些事情，是含什么状况。
这次共花四十来天，有些收获。第一，接触了文物工作中的问题；第二，了解各地区学《邓选》情况；第三，在延安、西安提出要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以往提此，只重视艰苦奋斗，后来彭真讲延安精神主要有两条：一是实事求是，二是艰苦奋斗。我觉得把实事求是加进来很好。第四，一路上接触了不少在艰苦条件下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很重要的贡献的知识分子，表扬并提倡发扬他们这种精神，这集中表现在我在敦煌吐鲁番学会会议上的讲话中，后来在《红旗》发表了。第五，提出西北地区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在这样条件下，要重视广播事业的发展。第六，提出要重视师范教育，那时是搞好小学6年义务教育（后来是9年义务教育），全国三个指标：入学率90％，巩固率60％，合格率30％，西北情况很差，合格率只有20％，这里的关键是师资水平太低，小学毕业教小学，初中毕业教初中。我提出：普及6年、9年这当然对，但重点应把师资搞好。现有师资要培训，新的师资要正规培养，有了合格的师资，普及才能合格。没有师资，勉强上学，但毕业以后不合格，也没有用，这就等于硬性推广和普及，老百姓也不干，长期下去也坚持不住。后来就这个问题以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认真抓好师范教育是普及教育的关键》。我在几个地方都讲这个问题。应该说，这个问题提得比较好，合乎实际啊。
9月6日回到北京，9月7日邓小平同志找我谈话，说：二中全会就要召开了，准备在二中全会上讲一篇话。要我们替他整理，他似乎很有准备，提出了一个讲话要点：一是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二是组织上的巩固要力求纯洁，把〃四人帮〃帮派体系的干部，清除出党。这在后面再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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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三年三个部门的四个会议和两件突发的事情
三 两件突发的事情
1 经济决策程序的变化
按时间顺序，先讲第一件，经济工作里的问题和经济决策程序的重大变化。
（1） 3月17日上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策
在1983年3月问，开了一次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专门谈经济工作的问题。我列席了会议。会上发言的主要是赵紫阳和陈云同志，先念、小平和耀邦也讲了话。发言虽然没有点名，但大家一听就明白了，是批评胡耀邦的。
在这个会议之前，胡耀邦一直在找各个部委谈话。在十二大报告准备的过程中，胡就在找各部委谈话；十二大之后，他仍在这样做。他的中心意思就是要搞高速度，他批评乔木、赵紫阳以效益压速度。鼓吹加速增长，要在第一个十年里提前翻番，免得为后人留下包袱。他还指名道姓地讲：我们这些人要多干一点，就可以为启立他们上来创造条件，使他们的包袱轻一点，好轻装上阵。他这样一讲，对国务院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在十二大以后，差不多一年时间里，国务院的计划做了向下的调整，要“保四争五”。胡对这个速度不满意。那时，生产责任制在农村普遍地推行了，确实农业情况一年比一年好，粮食产量和农产品产量都比计划规定的指标超过将近一倍。到了i983年，胡耀邦讲：现在发愁，粮食消费不了余下的怎么办。他还做出了非常乐观的估计：将来中国很可能成为粮食出口大国。在这样的情况下，邓小平也有点坐不住了。1982年〃保四争五〃，超额增加很多，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突破7％；1983年〃保四争五〃，实际结果也超出不少。邓小平找国家计委的人谈，说，〃保四争五〃超过很多，超过部分会不会形成积压、派不上用场，造成浪费。当然，这是他的一种担心。鼓吹高速度的主要是胡耀邦。
当时，国务院的计划刚刚颁布实施，胡就找各部委谈话，讲什么有水快流，到处发动农民开矿山。这样就使赵紫阳、姚依林很为难，宋平他们也很难，姚、宋还给邓小平和政治局常委写了信。本来是想少数几个人谈，邓、陈、先念，加上胡耀邦和赵、乔木、姚，对胡在小范围里做些批评。邓小平说：做些批评可以，他也愿意听。但又表示担心：批评了胡耀邦，他如果表示不干了，怎么办。结果就没让胡参加，只有赵、姚、乔木到邓小平那里谈。陈云不知因为什么事，没参加。事先几人相约，由赵向邓主谈。但赵很鬼，到了邓那里，他缩在后面，把乔木推在前面，自己扮演帮腔角色。胡乔木发言时说，胡耀邦对社会主义信念有所动摇。小平同志认为这样说过头了。对胡乔木不高兴。几个人向邓汇报之后，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3月17日上午开会，第一个是赵讲，讲历史的经验是：每次都是这样，几年顺利发展，就坐不住了，头脑发热，高指标，浮夸，折腾，搞不下去了，再调整。他还列举了解放以后的几次这样的过程，说明1980年以后，经过调整，1981年情况好了。1982年、1983年更好，于是现在有的同志头脑发热，又想折腾一次，没点胡耀邦的名，但很明显，听得出来，是说胡耀邦的（我有一个专门的记录）。赵讲了四个问题。接着陈云同志讲了十条意见，然后是先念同志讲，然后是耀邦讲，最后是小平同志讲。这个会议确定了一条，即以后的经济工作经书记处、政治局讨论后，就交给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付诸实施和指挥，或者由财经小组提出意见，经过政治局、书记处做出决定，交由财经小组组织实施。后来陈云讲，这次会议的最大收获，是明确了经济工作决策的程序，主导权由书记处转到了中央财经小组，换言之，就是由胡的手里转到了赵的手里，帮了赵的忙。会议结束之后，乔木和陈云商量，把会议记录、发言整理出来，然后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会议，进行传达和讨论。在这个事情上，可能有点疏忽，陈云同意之后，乔木没有向邓小平请示、报告。邓小平知道了此事之后，说：这个会不要开，已经整理的东西，全部封存存档。
（2） 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发生的事情
3月17日上午开的政治局扩大会，恰好当天下午，我到新华社的分社社长会上讲话。我没有请示，就做了传达。一开头，我讲：你们这个会，我本来早就要来参加，因为临时发生了一件事，遇到一点麻烦，把日程推迟了一两天。那件事办完了，正在发愁，来这里讲什么。恰好上午开了政治局扩大会，我就把会议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进行了传达。当时记性好，因此可以说把上午的会议原原本本地全部传达了。会后，胡耀邦不知听什么人给他传话，说邓力群在会上传达了一些话，很多话都是很好的，但有一句话，说中央最近出了一点麻烦。胡耀邦当天晚上就向邓小平做了报告。
3月18日上午，小平同志就把我找去了，我还以为是为了周扬的事。我说：我最近惹了点麻烦，刚处理完，正在给中央写报告做汇报。邓小平同志说：还有比这更严重的事，听说你在新华社讲了一篇话，说中央最近出了一点问题。我说：我没有这样讲，我说的是：出了点麻烦，指的是周扬讲了一篇话。小平同志说：胡乔木最近讲了一篇话，其中有一个说法：耀邦对社会主义信念发生了动摇，这个话就讲重、讲过了嘛。我说：乔木的这个话，我确实没听到过。但中央出了点问题这个话，我没讲过。我说：我的讲话有录音，上面有我的原话。这次传达，没向中央请示，这点是我不对。但那句话我没说过。后来，请新华社根据录音把我的讲话从头到尾整理出来，把我的原话划出来，一看就是指周扬的事。另外，我写道：我没有说过最近中央出了点问题。我把上述东西送给了胡耀邦，他是否给小平同志送，我就不清楚了。上述两件东西，现在我还留着。后来我还在《红旗》的联络员会上，扼要地讲了一点精神，比新华社讲得少多了。
（3） 胡赵争论
1983年之前，邓、陈之间一直合作得很好。由这件事可以看出来，到了1983年，胡、赵争论，以及邓、陈分歧，开始显露出来。到整党时，胡又采用了另外一个办法，在书记处的会上，要各部委一个一个地汇报整党情况，但实际上是汇报经济工作的情况。他后来讲，经过这个汇报和整党，要端正中央各部的业务指导思想，还是那套高速度的道理。所以说，胡、赵的矛盾一直到1986年。在1986年做精神文明的决定时，他俩联合起来一致对付我，不知是什么道理。在1986年以前，在整党过程中、在反对精神污染的过程中，赵对我还是比较关照的。这主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