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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地公有制和生产责任制
我从云南回来以后，这时农村发展研究组已经成立有一年了。我找他们谈了一次，也介绍了云南的情况。那时他们滁县的调查已写出来了，在《经济研究资料》上登了，赵紫阳和万里都很重视，而且还介绍中央其他同志看这份东西。我记得在听他们汇报和谈话中间，他们还讲到这么一个事情：在包产到户中，有些地方的农民想分田、恢复单干，也有的地方确实分了，结果呢，问题更多。经过反复，农民认识到：经过合作化实行了土地公有制，再把公有制的土地分到每家每户，农民觉得不行，越搞越复杂；结果还是维持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包产到户。我们研究室的林子力、吴象，他们也到贵州等几个省做过调查，回来也反映过这类情况。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事。在包产到户中间，有人想回到老路上，分田单干，搞了一阵子没搞好，也就放弃了。可以说，在全国，经过包产到户没有瓦解土地公有制，而是坚持了土地公有制。这件事的意义很重要。农民经过自己的尝试、经过反复，证明还是维持土地公有制好，主要生产资料也还是坚持公有制的好。
在这个问题上，原来邓子恢的意思，我也是现在才搞清楚。邓老的“包产到户”是简称，实际上他是主张在“五统一”基础上，对田间管理实行包产到户。他的“包产到户”有两个前提：一是“五统一”、合作化，一是只限于田间管理。当时毛主席说，邓予恢说的所谓包产到户是经营管理的办法，是骗人的，是变相单干。也可能邓老就没给主席讲清楚；也可能讲清楚以后，毛主席把“五统一”、“田间管理”去掉了，只剩下了包产到户。实际上，“五统一”前提下的“田间管理”“包产到户”，确实比初级社前进了一大步。因为初级社还有土地分红，牲口、生产资料也分红，只是集体劳动部分实行按劳分配。邓老的“五统一”、“田问管理”都是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进行的。所以，这已经把土地私有制变成了土地公有，因此，比初级社前进了一大步。但其与高级社的不同之处在于，劳动的方式变了——集体劳动，所谓大呼隆。现在退回到“包产到户”，即每家每户自己干，其中包括生产过程中的一些家庭投入，改变集体劳动为以家庭劳动为主。这也适合当时中国以手工、畜力劳动为主的生产力水平。后来的实践也证明，这种家庭劳动的效果比那个大呼隆、大锅饭要好。
那种集体劳动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所以要改变这样一种方法。陈云同志曾讲过，其意义不亚于三大改造。从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这一点讲，在实行包产到户后，每家每户都普遍出现了剩余劳动力，这证明了他的估计是对的。他说：三大改造是去掉剥削，生产责任制也是去掉“剥削”。这就是说，干坏的、干少的、不干的人占用另一部分人——于多、干好的人的劳动价值。
3 生产责任制应有多种形式
现在回头来看那几年，说是生产责任制是多种形式，但推广的结果主要是一种形式家庭联产承包制。搞得好，有〃五统一〃、田间管理、双层经营；搞得不好，五统一没有，双层经营更没有了，实际上是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半私有制。而对于当时坚持集体经济的好典型，如刘庄、华西、窦店等，不在我们的视野之内，当时也没去也没提。在那股风潮底下，这些单位能够坚持下来，可不简单啊。那一年我去刘庄，问他们：人家都散了，都搞包产到户了，而你们坚持下来，靠什么？他们说：散的原因，一是上面胡折腾，二是下面没有好班子。我们这里不同，得到上面的一点支持，另外我们的班子好。我们党的风气就是一股劲、一股风太厉害，到现在还是这样。不过这也难怪，由于文化水平低、理论水平普遍较低，头脑清醒的没有几个，能不跟风的也就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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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纪事
五 坚持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原理
1981年底，我在企业管理协会干部轮训班里讲了一次课，题目是《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必须坚持》（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一卷）。因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强调要搞好农业，强调要重视轻工业、多生产消费品，因此在思想、理论界就产生了一种偏向，认为过去优先发展重工业搞错了。当时廖季立就提出一种主张说，今后我们的工业应是轻型工业结构。薛暮桥也写文章说，第一个五年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重点搞重工业建设，现在看来搞错了。我的讲课就是针对这类意见表示了不同的看法。那个时候轮训班正好在学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用马克思的话来说，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是普遍规律。资本主义是这样，社会主义也还是这样，当然优先增长要有两大部类的平衡，而陈云的四大平衡的理论是马克思两大部类平衡的具体化。我当时讲的这篇话，中心是不能因为重视农业和轻工业，而否定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原理。这篇话讲完之后，对企业管理界更好地学习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的摘编起了好作用。
这件事应该感谢有林。他有较好的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础。我那篇讲话有个记录，大概几千字。有林觉得重要，他把那篇讲话扩充成为一个小册子，分三期（1982年3、4月）在《红旗》上发表。后来企业管理协会还专门出了小册子。这个讲话能够写成这样一个规模，确实应感谢有林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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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纪事
六 驳斥否认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谬论
1982年2、3月问，我从云南回来，就遇上北京地区召开的一次理论工作座谈会。现了各种各样的意见，最活跃的是王若水，还有其他几个人。会上发了一份材料，叫《理论研究参考资料》，搜集了当时理论界关于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社会性质，即我们究竟处于何种历史阶段的各种各样的议论。在这个材料的中间，一个是搜集了我在团中央的讲话，说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是中华民族的光荣。我肯定了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前面我提到，关于王惠德否认我国处于社会主义阶段的观点，我们曾给书记处写了个报告，当时书记处研究室指定段若非写篇文章，回答王惠德所提出的问题。段用了很大的功夫，写出了一篇文章，文章写得不错。他的文章说：尽管我们进入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属于幼年时期，同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相比，还是低级的，不完全、不纯粹的，但终究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幼年时期。会上的那个材料搜集了我和段两人所讲的摘要，放在中间。前面引用郭罗基的话，说我们是老牛破车式的社会主义，还有一个南京的人说我们是农业社会主义，这些东西放在那个材料的打头部分。然后是我们两人的观点，最后是反对我们两人观点的各种各样的意见。当时大家的议论是：前堵后追，围攻邓力群和段若非。
我看了这个材料后，就把王惠德、李洪林找来，说：你们在搞这个材料时，为什么不说一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们社会的性质有了回答、有了结论，为什么提都不提一句呢？他们说：忘了。这完全是诡辩，实际上完全是有意这样干的。这样就促使我要讲一篇话，这就是我在北京地区理论座谈会上讲话的背景。讲话的题目就是《我们的旗帜是共产主义》（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二卷），对有关的问题和谬论进行了回答。这篇讲话引起了我的老师李维汉（在延安当过党校校长）的注意和重视，特意给我写了封信说：听说你有一篇发言，我想看看。我派人给送去了。他看得很认真，说很高兴看到这么一篇文章。还提了很多意见。对讲话中引用〃铁的纪律〃提意见说：在我们的历史经验中，〃铁的纪律〃是指一种不好的、过头的做法，是否改掉。后来这篇讲话整理出来了，是否在全国发表了，我不知道，反正在北京一发，全国也就知道了。当时反映还不错，总算有人出来，对那些谬论，正式发表一些我们应该、也能够发表的一些意见。王任重看了这个讲话，也很称赞，好像让宣传部登在了他们的刊物上，这个记不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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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纪事
七 就任中宣部长
1982年4月份，通知我到中央宣传部当部长。中间是怎么酝酿的，我不清楚。可能是胡耀邦提出的。为什么要换人呢？在我之前，是王任重当宣传部长，王以前是胡耀邦。王当了一、两年吧，开头身体还好，还能够管事，后来发低烧，怎么治也治不好，到处作检查也搞不清楚原因。所以在后来的大约一年时间里，宣传部的事情他就没管。在我去之前，宣传部内部有一种普遍的议论，即〃四三左右〃之争。所谓〃四三〃是指：一个是三中全会解放思想；一个是四项基本原则，既批〃左〃也批右，主要是批右。一部分人就讲：现在解放思想还不够，还是坚持三中全会的原则；另一部分人就讲，已经有这么厉害的右倾，应该及时讲话，巩固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即三中全会和四项原则的争论，三中全会是批〃左〃，四项原则主要是批右。在我去之前，宣传部还没有一篇文章来宣传四项基本原则。《人民日报》勉强写了一篇宣传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实际上软弱无力。而相反的，李洪林连续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大讲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坚持什么样的人民民主专政，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唱反调，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搞成百家争鸣的对象。后来有人批评他，他又补了一篇：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后来李洪林还出了一本小册子。胡乔木很敏锐，看得透彻，他说：你说坚持什么样的四项原则，就这个问题写文章，实际上你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否定四项原则，把四项原则作为一个争论的问题，你坚持你的，我坚持我的，各走各的路。
这时周扬已是宣传部的顾问了。在《历史决议》通过以后，中央开了一个思想工作的座谈会，邓小平有个会前的谈话，胡耀邦有个发言，乔木有个发言，周扬也有个发言。听了周扬的发言后，地方上的同志普遍有个意见：关于思想问题的意见，北京就不统一，那我们回去后就很难办了。
王任重当部长时，曾想让王若水去宣传部理论局当局长，兼副部长。他征求我的意见，我说：王若水这个人靠不住。尽管这个人书读了不少，文章也写得不错，但从这个人参加理论务虚会，集中攻击毛泽东，而且把这样的文章送到香港去发表，登载，可以看出这个人的为人。我当时用了这样的话来评价：这个人有异己性。王任重接受了我的意见。但总要有个人来管理论啊，我向他推荐了王惠德当副部长。结果王惠德到了宣传部搞出了那么个东西，即前面提到的否定中国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关于过渡阶段问题的理论，后来他又和李洪林搞了那个《理论研究参考资料》。实际上，宣传部的理论局和王惠德等几个人搞在一起，成为“四三”“左右”之争中的主要对立面。这恐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