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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邓陈合作”最明显、最确定的一个标志。在三中全会以前,“邓陈合作”主要是在政治方面。陈支持邓出来工作,邓支持陈恢复了副主席的职务。邓陈配合合作,批评“两个凡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此后,“邓陈合作”主要在经济工作方面。1979年,陈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其中〃调整〃是关键。这时邓对陈提出的调整方针,给予全力支持。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经过争论,总算通过了调整方针。在实际工作中,有的部门和地方贯彻了,但从全国来讲,调整方针贯彻不得力,问题并未解决。到1980年11月底先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会议,接着12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陈云讲了一篇活《经济形势和经验教训》;邓小平讲了一篇话,就是《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赵紫阳、胡耀邦他们完全赞成。从此之后,三中全会以后的比例失调的调整问题才真正得到解决。到1981年,经济才开始正常发展。所以,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工作上,邓是支持陈的。可以说,从粉碎〃四人帮〃后的1976年底至1980年底,这四年里邓和陈合作得很好,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制定和实施中互相配合、互相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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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的一九八○年
七 个体、私营经济的出现和我的态度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经济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突出问题,在城市就是就业问题,而且越来越严重。在那时,国有企业的富余人员有20%一30%。而每年还有新生劳力几百万,很难安置。当时批〃文革〃、批〃四人帮〃,面临的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下乡知青1700万人的回城安置问题。他们都是在〃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现在否定〃文革〃,批评毛主席,就涉及到上山下乡问题。在北京,对上山下乡,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最尖端的代表是于光远,他说上山下乡是历史的反动,而且还提出理论根据:历史的进程是把农村中日益增多的劳动力(农民)逐渐转成工人,而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把城里的人赶到农村去,农村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因而是历史的反动。在这种思想影响下,领导失去了控制,于是知青不断涌回城市。北京青年回来游行、请愿,上海青年也从新疆回上海请愿,还出了几个头头,打出一些横幅,说毛泽东是最大的暴君啊,等等,他们卧轨、堵火车,要到北京请愿。生产秩序、社会秩序、工作秩序都被搅乱了,成为当时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面对当时这种情况,我们研究室也感到问题严重,不正视、不解决不行。因此经常和劳动部门的康永和交换意见。劳动部门也吸收了一些年青人进行培训,然后帮他们介绍和安排工作。劳动部系统还创办了劳动服务公司。因为国营企业安置不了那么多人,我们建议允许个体经济存在和发展,并且想办法发展集体经济来吸收劳动力。当时也确实有很多清规戒律,如有的集体经济不但没有劳保、医疗,他们的工资还低于国有经济。
在和劳动部门交换意见的过程中,我在有的场合中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我认为主要是要发展集体企业,同时也要允许个体企业存在、发展,要允许这些企业工资高于国有企业。因为很多安置在集体企业的人不安心,工资少,劳保、医疗待遇较差或没有,都希望企业升级。而事实上,搞企业升级是不可能的。
随着农村包产到户的出现,我也开始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并转发了有关双包到户的材料。如安徽省肥西县搞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的材料,就是由我们书记处研究室送给邓小平同志的。邓小平在5月31日发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时,肯定了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风阳县的大包干。
随着包产到户的推广和贯彻,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就更加突出了,一些有本事的人,如专业户,重点户,纷纷出现。这些在1980年以前已有所表现,到了1980年就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当时不开放个体经济不行了。问题在于允许个体经济存在的同时,要引导他们向合作经济发展,这个工作没做,是个缺陷。但在那时即使制定了这样的政策,也实行不了,个体经济的出现和发展势不可挡。而要允许个体经济存在,就势必发生阶级分化。私营经济就是在个体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也是必然会产生的。
我当时对私营经济和雇工剥削的出现,并不持反对态度,而是主张对这个问题要进行调查研究,了解这个东西出来以后会产生什么新问题,新问题出现后,领导上要帮助解决些什么问题。我所关注的是这方面的内容。而赵紫阳、胡耀邦、万里就是主张放,放手让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发展。我提出要做调查研究,胡耀邦说这是从概念出发。我们做了一点调查研究,却被认为是错误的。我们曾经想召开全国各省市研究室主任会议,一起来研究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发展情况,研究出现的新问题,商讨如何做调研,出了些简报。胡耀邦看了这些简报,说,如果这个会议一开,就是给下面一个暗示,中央的政策要变。我和研究室的同志,对于私营和个体经济的态度就是上面所说的。对包产到户,接触了许多材料后,我坚持两条:一是坚持土地公有;二是要研究和关注生产责任制的多种形式,不要只注意家庭联产责任制。对于前一条,情况比较好,因为实践证明这一条不可动摇;对于后一条呢,包括后来多种形式的发展,没有引起更多的重视。我想,这与全党爱刮风有关,一旦一个东西被肯定,不管条件适合与否都照搬。如果当时能了解清楚生产责任制有多种形式,有不同程度的公有制成份,那就可能会出现在的情况要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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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的一九八○年
八 城市改革的两类试点
关于城市改革,书记处研究室和经委袁宝华进行了两类试点。一类是厂长负责制的试点,在东北、北京、天津搞了好多个企业。当时想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为厂长负责制,但试点的结果是没有人赞成,其中理出之一是取消了党委集体领导,就没有地方挂钩了,脱钩了。例如在过去,由市委、区委来领导厂党委,国家和党中央的政策经过各级党委到了基层了;以后工厂取消了党委,由厂长负责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由谁来管我们啊。这就发生了问题,试验的结果得出一致的结论:不赞成。这样,邓小平同志《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那段关于厂长负责制的话,在发表前就只好删掉了。
另一类试点是由访美后引发的。1979年访美,我们发现尽管他们所得税很高,最高至40%一50%(瑞士这些地方比他们还高),但企业交了所得税后,终究还有部分盈利,数量还不小,可用于扩大再生产。了解了这个情况后,回来后就考虑到我们的统收统支体系,连折旧费都统收,更新改造也都统一支出,这个办法有问题,太死了。回来后,就和经委袁宝华那里一起试验利改税。同时和财政部吴波商量,他们在柳州全市实行利改税。这些试点证明效果是好的。这就为后来利改税,改变统收统支的办法做了准备,起了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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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的一九八○年
九 为企业生产经营制度改革培训干部
访日(1978年10月到11月)、访美以后,就考虑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经营制度改革的问题。有两个突出的问题,一个是统收统支,一个是企业只管生产不管经营。那时从中央到地方有一个强大的批发系统。每个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都由这个批发系统收购,甚至调拨,然后批发系统转向零售。批发系统成为中间环节。工厂生产出产品,交给批发系统,它的任务就完成了。究竟这个产品或商品到了消费者那里有什么反映,工厂可以不管。这样一对照,我们感到这个制度不改不行。工厂不但要管生产也要管经营,不但要管生产过程,也要参与流通过程。上述访问及经验对我们企业的改造起了积极的作用。我们从日本回来,就成立了质量管理委员会,接着又成立了企业管理协会,为了研究这方面问题,推广有关的经验,经委组织了干部轮训班。介绍国际经验,并结合我们自己的经验。商量我们哪些工作可以改进,哪些经验可以吸收。这方面工作做得很好,先是省部级,轮训了一遍,然后扩大到企业和厂长。几年一直坚持这样干。办厂长轮训班这是企业管理协会成立以后最有成绩的一项工作。一些大厂厂长都参加了这样的轮训班和学习班。
结合这样的学习和讨论,书记处研究室编出了两本东西,一本是《陈云文稿》——那时只从解放后编到1956年,以后又编了1956年至1962年的;还有一本就是马克思《资本论》的摘编本《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这在前面已经说到。两本书同时在参加企业管理协会轮训班的干部中进行学习和讨论,起了很好的作用。国外的经验有了,我们自己的经验也有了,又有了理论的指导,对再生产过程是怎么回事,应注意些什么问题,对各种平衡关系,如陈云同志的四大平衡,马克思的生产资料生产和生活资料生产要达到平衡,应该怎么看待,怎么处理,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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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的一九八○年
十 宣讲《陈云同志文稿选编》
在这个基础上,我在1980年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在中央党校讲了四次,总的题目是〃学习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介绍和学习《陈云同志文稿选编(1956年一1962年)》。讲的题目有:《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在安排好生产的基础上安排基本建设》、《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计划工作和综合平衡》、《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等。1981年3月中共中央党校出了一本小册子《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编文集时去掉了第一部分和最后一部分,③上举五个部分作了修改,分五篇收进了《邓力群文集》。
讲过以后,我听到一些反映。一是王惠德他们办了一个宣传部门干训班,听了我讲的课,于光远听到一些学员的反映,表示不同意我的意见。但他的意见究竟是什么,我也没问。另一个反映是:不知什么人向薄老谎报军情,说我在宣传陈云著作时,称赞陈云,批评薄一波。薄一波对此很重视,特地把我在党校的那个讲稿拿去看了,发现根本没有这回事。
还有人反映到邓小平同志那里,说我在中央党校宣传陈云思想。为此,在一次小会上,小平同志对姚依林同志讲:听说邓力群在党校讲课,说要学习陈云思想,这不对嘛,学习仍应是毛泽东思想嘛。他让姚依林转告我,以后再不要这样提了。小平同志还说:我本人还要和邓力群讲,以后不要再讲陈云思想。实际上,我根本没讲陈云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