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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邓力群：《做党中央和国务院忠实的得力的助手》、《邓力群文集》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37页。
⑦邓力群：《做党中央和国务院忠实的得力的助手》。《邓力群文集》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39页至第340页。
⑨邓力群：《做党中央和国务院忠实的得力的助手》。《邓力群文集》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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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办公厅
一 担任中办副主任兼中办研究室主任
1979年，在我们党和共和国的历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年。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我们党和共和国的历史性的伟大转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一系列人事更动。三中全会后，中央还改组了文件起草班子，党中央的文件起草从此以后转到胡乔木手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姚依林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后，成立了中央办公厅研究室。我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办研究室主任。从1979年开始，我虽然还兼管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工作，但大部分精力已经转到中央及中央有关部门的工作上来了。我的工作主要是在中央办公厅和中办研究室，社科院的工作管得越来越少，协助中央及有关部门做的工作的分量越来越重。1977年6月开始担任的国务院财贸小组副组长的工作逐渐结束了。
中办研究室成立后，把国务院财贸小组理论组的有林、卢之超、卫建林、林子力等同志（除李智盛外）先后调了过来，又把原来办公厅秘书局搞材料的人转过来，开始时一共有十来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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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办公厅
二 关于理论工作务虚会
1 参与筹备
1979年元旦后，我办了两件事。一件是处理了几个紧急的重要文电，另一件事，就是参与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筹备工作。
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是叶帅1978年9月下旬第一个提出的。1978年7月，李先念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务虚会。会议采取一边工作一边开会的形式，会期持续了两个月。9月下旬，他在中央常委会汇报后，引起中央常委的极大兴趣。当时围绕真理标准问题争论得很激烈。叶帅在常委会上提议，何不把搞理论和思想工作的人集中起来，也仿照国务院务虚会的办法，开个理论工作务虚会呢？让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中央常委同志都赞成这样办。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华国锋正式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决定。
胡耀邦、胡乔木，主要是他们两个人，也包括我，都赞成叶帅的这个意见。于是，从1979年元旦后开始会议的筹备工作。如拟定参加会议人员名单，确定会议方针，准备会议开幕时胡耀邦的一篇讲话，胡乔木也要讲话，等等。
会议开始后，我只是参加了第一天的会，是作为会议的“特邀出席者”、多年从事和关心思想理论工作的老同志之一出席的。此后，就没有再到会上去，因为那时我在社科院和中央办公厅及中办研究室的工作很忙。
我没参加会，但对这个会议还是关心的，每天看会议简报，了解会议情况。
2 澄清一个历史事实
在看简报的过程中，同我有关的有一件事，在这里说一说。
一天，我看到有一期简报，内容是批康生在《红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那篇署名康生的文章，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批〃同路人〃的。由于我知道文章的来龙去脉，于是就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2月13日写的，2月14日，会议秘书组把我的信发了简报。我的信是这样写的：
从理论务虚会的简报中，从社科院的《未定稿》中，都看到有同志在批判康生关于同路人的文章。我觉得有必要把真实情况说一下。这篇文章，是国庆十周年的纪念文章，全称据我的回忆，是《要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要做党的同路人》，署名康生。该文是我提议写、我出的题目、我出的主意。我同许立群同志商量多次，由他执笔，两人共同讨论修改，最后由我定稿。文章写作前和写作过程中，我几次找康生，请他为纪念国庆十周年写篇文章，并且写这样的内容。他起初表示，没有什么要写的，不愿意写，后来同意写这样的文章，但是不愿意署他的名字。文章定稿以后，我又找他，请他看看，并建议用他的名字发表。最后，他勉强同意了。关于文章本身，他没有提任何修改意见，没有加一个字，也没有改一个字。最近，我重新读了这篇文章，觉得确有错误，可以批评，也应当批评。康生问题很多，必须充分揭发。但是，不是他做的事，他不能负责，不能因为他出了问题，就都挂在他的账上。对康生是这样，对其他犯错误的人，也应当遵守这样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这件事情的真相，很多同志不了解。我希望，我的这封信，能够在理论务虚会的简报上登一下。请酌定。
后来，胡乔木和我说，他和胡耀邦看了这封信后认为，对于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情况来讲，我的这封信是空谷足音，实在难得。后来，王若水、严家其说，邓力群在理论工作务虚会期间，写信制止批评康生，会后不让批评康生。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的这封信充分说明了当时我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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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办公厅
三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的前因后果
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得很长，前后分为两段。
第一段，1月18日正式开会，中间有1979年春节（1月28日），休息了几天，2月1日继续开，一直开到2月16日休会。会议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
第二段，3月28日复会。会议由党中央召开，会议名称加上了〃全国〃，称为〃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3月30日，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发表长篇重要讲话，就是著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讲话后又分组讨论了3天，4月3日结束。
从打破思想战线的僵化状态、解放思想这一点来讲，会议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会开的时间愈长，发言的人愈多，离谱的东西也就愈来愈多。最突出的足王若水，他否定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从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上要连根拔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大约在春节前有一天，胡乔木对我说，这个会越开越不像样，这个也否定，那个也否定，归纳起来是五个否定，即否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他为此感到很不安。后来，他又对我讲，当时邓小平的工作还比较闲，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简报每期都看。邓小平和胡乔木谈活时说，看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简报，越看越看不下去。我相信胡乔木讲的这个话。这五个否定一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自存在的理由了。邓小平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奋斗了一生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你说他不敏感、感觉不到或完全同意，我相信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和胡乔木的想法是一致的。胡乔木讲自己的看法，邓小乎也讲自己的看法。当时，除了邓小平对理论工作务虚会敏感，胡耀邦也觉得风头不对，因为这个会主要是他和胡乔木两人在主持。
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攻击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大约是1978年10月下旬开始形成的北京街头的〃西单墙〃，被他们用来当作宣传和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西单墙〃刚出现时，也有不少反对〃四人帮〃、赞成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赞成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大字报。到1979年初，〃西单墙〃就明显变化了，自由化的东西日益占上风了。
另外，一些地方出现了少数人闹事的现象。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前，上海、北京等地就有少数人闹事，不断有人搞游行示威。闹事的原因大多是“文化大革命”的遗留问题，像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问题，一些经济要求问题和冤假错案平反问题。1979年初，闹事的情况更加严重。闹事的原因和人员也要复杂得多。上海出现了卧轨阻断交通，冲击市委机关，占领办公室的情况。有的还打出大幅标语，上面写着〃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等等，总之是一些非常厉害的标语。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也不断有人游行、闹事。
然后，邓小平就委托胡乔木起草后来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讲话中没有提否定毛泽东，而是针对前四个否定，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中有一句话，“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食多世纪中国人民斗争经验的结晶。” ①
理论工作务虚会是叶帅第一个提出召开的，他当时的用意、有什么想法、要达到什么目的，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但会开到后来，产生那样的结果，是原先没有想到的。
理论工作务虚会后，邓小平说，以前，在反对“四人帮”、批评“两个凡是”问题上，大家都是一致的，而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到后来，理论界、思想界有些人则和我们分道扬镳了。右的方曲最突出的是王若水，他的讲话和发言不仅在内部发，而且他还通过迂回的方式一段一段地抽出来，拿到香港的报刊上去发表。在香港报刊上发表我们党内干部批评党和毛泽东的内部讲话，他是第一人。后来他曾辩解说，是别人传出去的。很多同志认为，是他自己有意识地传出去的。
在反“左”和反右的提法上，当时是说，我们还要继续批判极左思潮，但以后的重点是批右。因为当时我不太了解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情况，故对胡乔木讲的今后重点是批右这样一个提法，产生了是否合乎实际的疑问。胡乔木说，会议上的情况确实是这样。后来，在文字表述上，口气稍微减弱了一些，即现在要“注意”右倾，而不是“重点”批右倾。在正式发表的时候，文字一上又做了一些调整。胡绩伟这些人就和胡乔木争论，吵得很厉害。邓小平3月30日在会上的讲话，本来还有一段话，大意是：原来对理论界抱有很大希望，现在党中央对理论界感到失望。邓小平的讲话作为党内文件下发和公开发表时，这一段就没发。
邓小平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传达以后，在社科院引起了强烈的不同反应。我在社科院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要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这个提法当时在全国是首次提出。朱元石还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在全国引起反响，很多报纸都转载了。那时候，我们在社科院搞了一个双周座谈会，时间定在星期五，开半天。在此之前。座谈会都开得很好。邓小平的讲话传达后，在双周座谈会上，有人就说，“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四根棍子。那次会我因为有事，没有参加。第二次会上，他把话头转了。说“四项基本原则”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