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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同胡乔木谈话〃后，邓小平即在6月15日同康生联名向政治局写报告，提出关于《毛选》编辑工作的建议：《毛选》第五卷〃编辑整理工作应继续进行，《毛选》六卷也要编出目录草案〃；毛主席还批准了胡乔木同志进行这项工作，成立由康生、邓小平、胡乔木组成的三人小组（《毛泽东选集》工件小组）负责。陈胡乔木和五卷整理小组的几位同志外，还可考虑吴冷西、胡绳、熊复同志参加进来。同时，邓小平还在为递交这个报告给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的信中正式向中央政治局提议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邓小平写道：〃康生同志和我的建议一件，请提政治局审议批准。“另，国务院设政治研究室，先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等间志组成，以后再吸收一些人，特别是年青一点的人，培养作理论工作。此事亦请一并提政治局审议。”
这两项提议经政治局审议通过，报毛泽东圈阅同意后，国务院政治研宠室就正式成立了。
邓小平报上去的负责人名单是六个人，没有邓力群。我的名字是后来加上的。我是谁提的名，不清楚。吴冷西西说是他先提的。据后来胡乔木在挨整时交待，不是他提的，是邓小平提的。邓小平说，加一个邓力群吧。
政研室成立，七位领导成员都称负责人。主要负责人胡乔木，也没有别的职衔或名义。这样做，我想，主要是可以省去任免手续，免得节外生枝，好立即上马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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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五年整顿中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二 我到国务院政研室之前的情况
从“文化太革命”开始，我就受到陈伯达打击。不久，又被他打成“现行反革命”。长期在石家庄干校劳动，接受审查。到1970年8月庐山会议（即九届二中全会）陈伯达垮台，我的处境有所改善。1974年4月，我被宣布〃解放〃，恢复组织生活。
“解放”我时，说你可以回家了。我没有返京回家，仍旧呆在干校。当日我有一个心思，以后做研究工作吧，别的事情不想干了。
我早就想做研究工作，有心在理论上作点准备。这个准备可以说从隔离审查那一天起就开始了。除了挨批斗以外，我总是抓紧时间读一点书。书有限，就反复读。主要读哲学书籍。我在干校五年，每天晚上大体上争取读三个小时书。五年下来，确实读了我过去想读而没有读的许多书。我去干校时带了五大箱书，比谁带的书都多。《马恩全集》、《资本论》、《马恩列斯文选》、《列宁选集》、《斯大林文集》和《资治通鉴》、《鲁迅全集》、《沫若文集》以及《莎士比亚全集》等都带去了。我一辈子从来没有像这一段看那么多书，而且看了过去想看而没有看的书。其中《资本论》读了三遍，读的过程中，每一段都反反复复地思考。《剩余价值学说史》三本都读了。《马恩全集》中的经济著作全部看了，哲学著作也都看了。科学社会主义方面，《马恩全集》、《列宁选集》中的有关部分又都重读了。从被隔离到被解放，《毛泽东选集》反复看了二十四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凡有专门的著作，都认真重读。哲学方面，不仅把马恩列斯的著作和毛主席的哲学著作都看了，而且比较集中地研究了《论持久战》中的哲学思想。在北京也好，在干校也好，我反反复复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研究其中的哲学思想。宣布“解放”以后，我在干校又拖了半年，把《论持久战》的哲学思想搞成了一个大本子，搞完了才回北京。
回到北京以后，房维中给胡绳说，要把1959至1960年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的笔记整理一下。不知什么缘故，胡绳没有把这个消息传给我。后来房维中、王忍之到我家里来，说现在有这么个意见。我说，我正在整理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的批注和谈话。他们说，那好，你整理出来以后，我们准备同几个人一起搞一搞。这样，我又搞了两遍，包括过去整理的和过去没有整理的。以后是计委林乎加出面要整理，说是纪登奎有指示，据说是周总理的意见。后来胡绳、吴冷西、于光远和我一起整理，搞了四大本。印出来、交上去以后，小范围里头印发了。发给了哪些人，我不清楚。
在此基础上，我又搞了一个论点汇编，又整理了一个毛主席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示。这样就到了1975年的2、3月。学习、整理毛主席的东西，确实怀着极大的热情，对我来讲，收获确实不小。
其时，胡乔木那里组织了几个“隐士”，所谓“请隐士，举选民”吧，搞学习毛主席理论指示的材料。以此为纲，分头读一下马恩列斯的有关论著。要求最好分类整理出一些材料来。我在那里工作，参加胡乔木那里工作的有陈禹、冯兰瑞、王仲方，还有总工会、共青团的人。在那里搞了一个多月，搞成了一个材料——《毛主席论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
我获得“解放”后做这三件事，一件是整理写成《的哲学思想》，一件是整理《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笔记的批注和谈话》，一件是整理《毛主席论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是怀着对毛主席发自内心的崇敬和热爱去做的。不然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和毅力。这三件工作，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从马恩到列宁又结合毛泽东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和研究，我的理论水平由此也得到很大的提高。这为以后的工作，首先是政治研究室的工作，作了很好的准备。做这三件事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以后会搞政研室，但做了这三件事，确实为政研室成立以后我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这个准备和没有这个准备是大不一样的。后来，在写《论总纲》的时候，我向几位台作者讲怎么写，以至口授文章的内容，随时引用毛主席的观点和语言。他们很奇怪，老邓怎么对毛主席的东西那么熟习啊。就是因为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结合着毛泽东思想对它们的发展，做过那些工作。
到了6月份，胡乔木讲他另有任务，由我继续组织这些人把他出的题目搞下去。他另有任务，就是要他去帮助整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很快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就成立了，这个摊子就散了。这批人中间跟我一起到政研室的是冯兰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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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五年整顿中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三 国务院政研室成立以后做的几件事（1）
邓小平提议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报告，经政治局通过以后，报毛主席批准同意。中办发了我开头所说的那个通知，政研室就正式成立了。
大约7月初，胡乔木就找我们六个人谈这件事。人分两部分：一部分搞《毛选》五卷，在中南海怀仁堂西边的西四院办公，另一部分在武臣殿办公。于光远和邓力群，就管武臣殿这一排。一边工作，一边调干部。后来，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总共有近50人。设有理论组、国内组、国际组、办公室、图书资料室，这些机构的负责人和骨干有王子野、陈道、苏沛、滕文生、丁树奇、林涧青、徐道河、王飞、冯兰瑞、李之敬、高兴国等同志。人员来自中宣部、红旗杂志（调了四、五人），还有新华社也来了一些人。图书资科室是从〃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图书馆拨过来的。那个图书馆原来是由田家英等办的。
国务院政研室做的工作很多。下面我把主要的工作扼要地说一说。
１《毛选》第五卷的编辑工作
《毛学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在政研室成立之前就已经搞了。什么时间开始的，我不清楚。“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周总理他们领头筹办，下面有个办事机构，李鑫负责。那时机构社在中央党校，党校有三四个人参加，中办秘书局搞文件的有三四个人参加。政研室成立以前还加上了邓小平，由周、康、邓他们三个人总负责。周、康两人都病了，实际上就是邓负责。后来就吸收了胡乔木。胡乔木属于他们几个人这一层，还是在他们三个人之下，不清楚。据李鑫后来讲，确定胡乔木参加以后，到康生那里谈过一次话。康生说，我们这里有个摊子，筹办《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过去负责的是李鑫，你加进来以后，希望称帮助他们做好这件事。意思胡乔木是协助。但从邓小平、康生联名给中央政治局的建议来看，组成《毛泽东选集》工作小组的三人是“康、邓、胡”，胡乔木是属于上面总负责的一层。
政研室成立以后，实际上《毛选》五卷编辑工作由胡乔木负责了，下面的助手加了一个吴冷西。这个机构搬到西四院里办公。我们七个人中，经常参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工作的有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实际上他们五个人的主要力量都用在五卷上。
研究室成立以后，在以前的工作基础上，《毛选》五卷的编辑工作加快了速度。邓小平采取一个办法，每篇文稿经过修改，补充，基本定稿或完全定稿以后，由邓小平召集我们读一次。地点在三座门军委。通读、讨论，通过了就算定稿了。重要的还要到政治局讨论。政研室的这种讨论当时叫做“读文件”。大体是两周一次。文章有长有短，长文章一次读一篇，短文章一次读两篇。7月9日第一次读，一直到1O月30日，一共读了七次，大概有十来篇文章。
我印象探的有《论十大关系》和《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邓小平对胡乔木的整理加工是满意的。当时议定，这两篇可以定稿了，送给毛主席看了以后，不必等选集出版，先公开发表。
在《论十大关系》讨论通过后，邓小平7月13日给毛主席写了报告，说：〃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此点，请考虑。〃主席看了整理稿和胡乔木写的《关于整理稿的几点说明》，就圈阅同意。随后，主席又把《论十大关系》读了一遍，写了以下批语：“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
西四院在修改补充定稿过程中间争论不小。争论主要是在胡乔木、李鑫之目。具体内容现在记不得了，大致是胡乔木主张改得多一点，李鑫主张改得少一点。更主要的，胡乔木主张讲阶级斗争的部分要讲得准确一点，周到一点。李鑫主张保持原貌。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前，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