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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会上，胡绳突然冒出一句话，你们搞运动，搞得不对头，你们不批胡乔木，只批农伟雄，这个方向不对头。胡乔木政治动摇，你们不批。农伟雄算个啥，无非是小喽罗而已。我与胡绳是好朋友，在这事上我同他发生了尖锐的争论。会上下来以后，他说：老邓，你怎么那么尖锐呢？我说：我知道你那些话是代表谁来说的。你回去以后，把我的意见告诉李鑫，我就是这些意见，我当他的面也是这些意见。胡绳还讲，胡乔木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态度暧昧，“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政治动摇。我说，谁都知道嘛，胡乔木受“四人帮”的压力，毛主席的压力，受研究室内部“四人帮”代表的压力，也受到我们的压力啊。他说，我们谁给他施加过压力？我说，我就给他施加过压力，批判过他。我说，还有批判更厉害的。他说是谁啊？我说，就是李鑫嘛！李鑫说胡乔木不是个玩艺儿，我总算看透你了。胡乔木确有错误，可以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这怎么能同“四人帮”的小帮派联在一起呢？这种意见不公正。
3 替胡乔木说话
因为主席去世后胡乔木受到那样的待遇，加上“四人帮”把胡乔木揭批邓小平的那个材料印发了，看到胡乔木那个材料的高级干部，对胡非常不满意。我就替他说话。
首先到陈云同志那里，说他那个材料，事实没有捏造，但上纲有过头的地方，出现这种过头的话不妥当，但也确有当时来自内部、外部以及上面的压力。建议陈云同志替他说说话，办法呢，陈云同志最好同胡乔木同志见个面，该批评的批评，该鼓励的鼓励。陈云同志接受了，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就同胡乔木谈了一次。
王老给我讲，唉呀，你的那个乔木啊，叶帅也不满意啊，说，老干部，在主席身边那么多年，揭发邓小平，不能原谅。我又把情况给王老说了，王又把情况给叶帅说了，取得了他们两个人的谅解。
余秋里见了我说，你邓力群是个汉子，每个观点，每句话都完全负责啊，胡乔木就不是这样子。我也给他解释。后来先念、陈锡联也找我们说，你们顶住了，胡乔木就顶不住啊。我又给先念同志、陈锡联同志解释。我也同先念同志谈了政研室的处境，我们还要做总结、写文章，要到大庆、大寨去看一看，政研室还不能解散，先念同志也同意，支持我们。
罗瑞卿同志出来工作，有一次参加一个活动，专门把我叫过去，说你们的胡乔木怎么这样干。我又给他解释。他说，既然这样，你应该出来说话。我的确是到处给他说话。
耀邦那里，我没有去，是朱佳木去的。他和耀邦同志很熟，平时到耀邦那里去，耀邦讲，老邓这个人打太极拳打得很好。原来耀邦对乔木意见很大，经解释也表示理解了。这一段，凡是谁提到他，我都替他说话。这些事情乔木生前我没有同他说过。
这中间，因为外面对乔木多有微词，乔木的夫人谷羽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谷羽说，你看，对乔木太不公正了吧！“批邓”时受压，“四人帮”粉碎了还受压。她给我讲了乔木批邓时写那篇揭发材料的情况。她说，胡乔木写那篇东西，写了一两个月，也不给他们看，送出去也不告诉他们。到后来发下来了，他们才知道。家里人都埋怨他，你怎么这样呀。胡乔木讲了原因，要对得起主席，想报答主席。“文化大革命”初期，主席听说胡乔木在邮电学院挨批斗了，就给身边的人讲，胡乔木怎么挨批斗了。去看看。那时天安门的红卫兵人挤人，主席非去不可。一个路线走不通，又绕一个路线。到了他家住的地方，南长街123号，敲了他家的门，没有敲得开。周总理知道了这件事，还听说主席讲我不去心里不安，周总理就打招呼，以后谁也不能批斗胡乔木。从此以后，胡乔木就被保护起来了。
我们也找胡乔木谈，我们替你说话，特别是要到小平那里去说话，你得交给我们一个底呀。他说，我就是想挽回在毛主席那里的信任。他看到主席下决心批邓小平了，就写了那份3月2目的材料。
粉碎“四人帮”后，政研室还是受压，处境不好。1976年11月，我到王老那里说，我们室的处境还是不好，准也不理我们，受到冷落。他说，我去一下，我还是一个副总理呀，研究室是国务院管的，副总理来联系一下研究室。11月13日，王震同志专门到研究室来了一趟，召开了20多人的会。王老表示了一下，说，你们还是同〃四人帮〃作了斗争的；对胡乔木呢，说我们是朋友，我们的友谊很好啊，还说了他们两个个人之间的交情。王老这次来，对我们是很大的支持。研究室同志讲，总算还有人知道我们。朱佳木把王老谈话的意思整理成文广为散布。
现在来看，解散研究室是对着胡乔木，也是对着邓小平来的。用过去的语言说，这是剪去邓的羽翼，使邓即使出来工作，也没有人帮助他。
4 为邓小平保存理论队伍
后来，政研室一分为二，李鑫领着吴冷西、胡绳、熊复去了华国锋那里。当时还想把其他一些人带过去，例如，曾多次让丁树奇过去，但丁树奇说，我不愿和他们在一起，没有去；还曾让滕文生、苏沛、郑惠过去，这些同志也都没过去。本来《红旗》干校解散后，胡绳要搞近代史研究，从干校要了两个人，即苏沛和滕文生。到此时，他们两个人都没过去。后来又把郑必坚、龚育之调到了华国锋那里。没有到华国锋那边去的人，面临政研室解散、人员分散的问题。乔木几次讲：小平同志多次提出要重新组织理论队伍，好不容易把研究室搞起来了，现在又一分为二了，剩下的人等于是一个个细胞啊，如把这些都搞掉了，以后就难办了。保留一个细胞以后就可不断分裂，理论队伍也就可以重新组织，不断扩大。我同意乔木的这个意见。
12月先传来消息，接着征求我的意见，要我去《红旗》当副总编。有一次在京西宾馆开会，李鑫正式劝我，你就去吧。我一直不愿意去，主要原因就是想保存研究室留下的这点力量，等到有一天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可以继续帮他做点事情。同时，那时我们正在写〃四人帮〃怎样砍掉〃百花齐放〃的文章。这篇文章经胡乔木修改定稿，本来《解放军报》登，后来不知谁出了个主意，送《红旗》登。送到王殊那里，他不知天高地厚，把文章里头引的主席的不少话，如〃双百〃方针是我们长期的方针等等，大砍大删。对他这个做法实在不佩服。我想，给这样的人当助手，就不如和胡乔木合作了。这样我就拒绝了去王殊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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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解散前后
六 反对“两个凡是”
1 向王震反映〃两个凡是〃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留下的乔木、于光远和我，我们总想把邓小平抬起来重新工作。这期间发生了几件重要的事情。
一件事是关于“两个凡是”的问题。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当天我没有注意看。第二天，政研室的党支部书记、一个年轻人朱佳木来找我。他说，老邓，你看了昨天那篇社论了吗？我说，我没看，有什么事吗？他说，这个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可值得注意啊。我看了之后，同意他的看法。很快我就找了王震，把这个意思说了。王老说他没注意。我对他说，这〃两个凡是〃里面的问题大了，依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能出来工作，也不应出来工作。在到王老那里去谈话前，我还把《联共党史》结束语中那段学习马列主义不能只学词句、要学精神的话整理出来。我跟王老说，〃两个凡是〃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精神的，我建议他看看上述结束语的那段话。没过几天，王震同志就在国防工办的一个会议上，公开地说，有一个社论，讲〃两个凡是〃，据说是一个理论家主持和定稿的，然后王老就批了一通，还点名批了李鑫。接着王老找邓小平反映。后来，邓小平说：首先提出反对〃两个凡是〃的是邓力群。这是经过王老反映上去的。
2 邓小平的三个动作
邓小平听了王老的反映，采取了三个动作：一是给中央写了封信，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二是在李鑫和汪东兴去看他时，他直接与他们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三是让王老和我去看他，讲了一篇〃两个凡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话。前面两个当时没有传出去。后面与王老和我的谈话，我回来整理出来，给了王老一份。我只在研究室内部传，没往外传。王老收到我的整理稿就广为散发，起了很大作用。实际上为〃真理标准〃的讨论垫了个底。这次谈话的部分重要内容后来分为两篇收进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
在此期间，华国锋接管了党校。他亲自兼任校长，第一副校长是汪东兴，第二副校长是胡耀邦。汪东兴向胡耀邦说了我一通好话，并说让我到党校去当教育长。耀邦为此找我谈了一次，他还说这不是他提的，是汪提的。我就直截了当地说：我不愿去党校，对汪东兴我有自己的看法，我不愿在他手下工作。这样，总算把研究室剩下的力量保存下来了。这些态度和活动，其中心就是相信邓还会出来，等他出来后，有我们这么个单位能帮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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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解散前后
七 邓小平复出
再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1977年3月华国锋召开的工作会议。会前，陈云、王震和胡耀邦商量，要共同发难，提出要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在分组会上，陈云和王震都讲了。在他们讲之前，陈云让他的秘书找我去看稿子，征求意见。我看后表示完全同意，文字上没提修改意见。王老在讲话的头天晚上，也找我去看他的发言稿，并让我帮他修改。他的中心意思很清楚，但文字还有重复和不太顺的地方，我在保留他原意的前提下，对他的发言稿用心作了修改。两个人的发言，反应强烈，很受欢迎。陈云所在的那个组，组长是赵紫阳，采取了一个很滑头的作法，说你的意见很好，我们如实上报，也不征求别人的意见，就报上去了。王老所在的那个组，有个电子工业部的王铮，当时表示完全赞成。华国锋也不简单，听到反映后，立即召开分组长联席会议，说：我们这个会要按原来的计划进行，认真讨论，对于那些敏感问题（举了例），希望不要涉及。这个招呼一打，胡耀邦就不讲了。后来他与别人解释：我还要保留自己的发言权。这时还出现一个问题：即陈、王的发言是否发简报。汪东兴主持的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跟他们二位说，只能发摘要，不能发全文。实际上这是华、汪的意思。陈云当时说，要发就发全文，摘要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