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绲馗悴淮笄宄谑谴酥掷夏鄙钏愕牧伎嘤眯模痪腿菀状锏阶约航腥绱艘嫉哪康牧寺穑克谧约旱恼馄恼轮屑洌纸址窍壬党伞笆钦濉ひ涣锩⒐Φ娜恕薄５笔钡乃健罢濉ひ涣保钦攵栽诰缌叶氛幸慌逄ǖ脑旆磁啥缘模罄慈从植涣肆酥晌拔母铩敝屑湟桓鲋两裆形闯沟捉饪拿胀拧８菅铉康拇酥炙捣ǎ透谴铀约骸罢蚊婷埠捅硐指鞲鞑煌钡慕缍ǎ纸徊桨蚜址窍壬游搿霸旆磁伞倍粤⒌娜肆恕Ｆ涫翟凇拔母铩笔逼诘恼錾缁岱瘴Ю锩妫贾斩挤滞獾刂厥印罢伪硐帧庇搿敖准冻錾怼保渭印霸旆磁伞币埠茫巍霸旆磁伞币埠茫急匦璺险庋牧礁鎏跫Ｔ谡斡胨枷肷下攀芘泻痛Ψ值牧址窍壬抟墒遣豢赡鼙活匀绱说闹厝危⑾抡庵止ρ摹�
杨绛女士在叙述当时分配房屋的过程中，说是林非先生的母亲从南方特地赶来充数，充完了数又被匆匆地打发回去，肖凤女士已经对此作了辩诬。我早就阅读过林非先生的散文《儿子的生日》《母亲的爱》这些篇章，知悉了老人在事先就早已前来北京与他们夫妇团聚，也知悉了老人的聪慧和母子间的深情，将这两者对照起来加以考察的话，可以证明肖凤女士的论辩是属实的。更何况从谁都难于动摇的母爱这种角度来说，也不可能出现像杨绛女士那篇文章中所编排的这些对话。为了给对方抹黑而不惜虚构出经不起推敲的话语，从而也伤害了已经安息于九泉底下的无辜的老人，这样的做法实在是太不可取了。
杨绛女士叙述当天发生纠纷的情况时，说是对方在共用的过道里随手就打了她女儿一个耳光，她才冲上前去厮打的，她女儿拉曳着想加以阻止却拖不动她，可见她使出的气力极大。既然已经出现了这样狠命的厮打，她女儿只要具有正常的思维能力，就首先会考虑到赶紧护卫自己的母亲，或者是赶快把两人拉开，或者是呼唤在屋内的父亲，或者是两个人一起去打对方。然而在被杨绛女士描绘得如此紧张与危急的局势之中，她女儿竟完全不采取上述这些用来度过难关的应急措施，不顾自己正在厮打中的母亲，离开现场独自下楼去寻找居委会的主任来调解，这样的行动简直是无法想象的，那么答案似乎只能是如此：她女儿当时根本就并不在场。“随手就打了她一耳光”，显然也就成了编造的谎言。我反复比较了杨绛与肖凤这两个文本对此的不同叙述，感到后者的说法更为合理，因而就更为符合当时的事实。
杨绛女士叙述两个“革命男女”抓住她的肩膀和衣领，把她按在地下，然后又提起来，又摔下去，如此这般反复了好多回，当然就会像她自己所说的那样弄得头晕脑眩了，尽管如此她却还能够抓住对方的手指，咬下去还感到了相当的硬实，似乎又是十分的清醒，这样的叙述就显出了极大的矛盾。这场在殴斗中不断抛掷对方的惊险动作，确乎是被渲染得有声有色，然而两个文弱的知识分子，能有如此硕大的气力和高超的技巧吗？像这样激烈打斗的场面，恐怕只有京剧《三岔口》里技艺非凡的武打演员，才能够静悄悄地不发出任何声音来，是不是他们这三个正在打斗的人，也学会了如此高明的演技，否则仅仅是隔着一道木门背后的钱钟书，居然会听不到厮打的声音，不立即赶出来助阵，而要在这个激烈的场面告终之际，才开门而出。根据肖凤女士的文本，林非先生是在听到她疼痛得呼叫的声音时，急忙从小屋里赶出来的，钱钟书也应该是在此时闻声而出，才显得合情合理。这样比较起来的话，肖凤女士叙述得较为朴实的文本，就要比杨绛女士描摹得过于夸张的文本更显得合理，因而就更为符合当时的事实。
肖凤女士叙述林非先生在河南“五七干校”时，由于沉重的体力劳动，突患腰疾，曾卧床三月不能动弹，回京后还复发过多回，行走时都得小心注意。记得我在采访肖凤女士的时候，正值林非先生犯病卧床，不能行动，应该可以证明她讲的是符合事实的。肖凤女士也是文弱的书生，而且已被沉重的体力劳动折腾得疲惫不堪，他们两人怎么能像熟练的京剧或杂技演员那样，把对方上上下下地连续抛掷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在共用的过道里那坚硬的石板地上，六十挂零的杨绛女士像这样“记不清自己给跌摔了多少次”，居然还毫发无损，当天就展开了多方面的交涉活动？真实的情况只能是在清醒的状态中间，才会揪住对方的手指，才能狠狠地咬住，从而产生出硬实的感觉来，这不能不引起肖凤女士疼痛地大声呼叫，从而引起都在屋内的钱、林二人飞奔出来，引起钱钟书挥舞大棒打林非的事实。
对于这场在“文革”中间发生的小小的悲剧，杨绛女士这个文本的基调，是充满了一种宣泄私愤的强烈情绪，出现不少人身攻击的词汇也就并不稀奇了，而且有些情节也明显地可以看出虚构的痕迹，企图运用这样的办法去损害对方，这就不是一种正当和负责的态度了，这就和严肃地反思自己“不光彩”的一些苗头，发生了重大的冲突。最令人无法接受的是既然承认了自己这方的打了人和咬了人之后，竟还表示他们“堕落”到了对方的水平，这是一种毫无道理可言的十足的霸气。对于像杨绛女士这样著名的作家来说，写出如此缺乏应有胸怀和境界的文字，可以说是很令人失望的。而肖凤女士也被对方突然的攻讦所激怒，在进行澄清和论辩的过程中间，反弹出了一种过于激烈的愤慨的情绪，表示“深深庆幸自己的人格比造谣者要高尚得无可比拟”，冒出这样的情绪来或许是在意料之中的，接着又进一步指责对方“真是不知天下有羞耻事”，这又是被对方的泄愤所伤害之后，比赛着要激烈地向对方泄愤了，这也是一种不必要的过于情绪化的语言，从而也必然会影响自己趋于历史高度的反思了。你难道未曾想到过自己今天安居乐业的生活条件，比在“文革”时期被百般无奈地不住挪动的惨状来，不知道要提高了多少倍？你难道未曾想到过大家在今天所具有的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比在“文革”时期那种流离颠沛和丝毫都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惨状来，又不知道要前进了多少倍？如果从这种历史的高度来反思“文革”时期悲惨的生存状态，肯定能够写出许多动人心弦的篇章来。我阅读过肖凤女士的不少作品，突出的印象是她能以真情打动读者。曾经在读她的自传《天若有情天亦老》（《传记文学》1997年第11期——1998年第1期选载）时，禁不住要掉下泪来，我衷心地建议她应该着重于多写这样的篇章。
对于这两位著名的女作家来说，怎么能够做到即使当发生的事情涉及自己的时候，也要冷静与理智地站在时代的高度来加以描绘和剖析，如果能够达到这种程度的话，个人恩怨的激烈情绪也许会获得淡化与消解，罗罗嗦嗦地陷于无聊琐事的文笔也肯定会停止下来，集中去思考如何使得自己今后的作品更趋于思想和艺术的高度。但愿这不是笔者的一种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