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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的许多东西令人迷茫而困惑。何况意识形态和学术，不是一种单纯的东西，一种抽象的价值，而关连着人们的现实利益。当人们的利益发生冲突，当社会的前进方向仍然面临着不确定的多种选择，歧路亡羊。怎么能期待人们对事物会有一致的、公正的、中立的、客观的评价呢？
王安石有一首论史诗，他曾感慨说：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
当时黯犹承误，世俗纷纭更乱真。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
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所谓世俗乱真，糟粕粹美，我想许多在历史上作过事的人都会有相类似的感慨吧！
记者：有争议并不一定是坏事。创新的学术，总是会引起争议。争议愈大，影响也愈大。
何新：陈寅恪曾指出：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气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错综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气与旧社会风气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
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气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际，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
我虽非其所谓〃贤者〃，但也肯定不是〃善利用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而〃迎合环境者〃。〃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陈寅恪编年事辑》第158页。），我反省平生，确信自己是做到了这一点的。
记者：最近我看到一本名叫《新周刊》的杂志，1998年12月号的一期，出了一本特刊〃1978…1998，20年中国备忘。〃编者在思想界推举三个人，认为是20年来影响重大的人物。最后一名是何新。其文中说：〃在今日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最具争议的人物非何新莫属。〃对此您有何评论？
何新：其他且不论，但我想这句话肯定是对的。如果中国学术界评选80…90年代期间最具争议的学者的话，那肯定非鄙人莫属。
记者：围绕您的争议主要反映在哪些方面呢？
何新：几乎涉及一切方面。关于水平、能力、成就、道德、行为举止，等等，都是问题。我一向被认为是一个离经叛道之徒。（笑）
记者：您是不是呢？
何新：（笑）的确是。在学术界，从进入的第一天到今天，我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异端分子。无师无门，无宗无派，自本自根。似乎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然而跳入学术界后一直在大闹天宫。因此有人诅咒我是弼马温，野狐禅，但也有人认为我是齐天大圣。（笑）其实，如果我是孙悟空的话，我虽然会追随唐僧去取经，但最后绝不会皈依而去作一个〃斗战胜佛〃的，那是这个猴子一生最大的败笔。（笑）
3、与当代主流思潮的根本分歧
记者：那么，您与学术界主流的最大分歧究竟是什么？
何新：十多年以来，我与一些知识分子的分歧与其说是在学术上，不如说是在政治上。
这种分歧特别集中在以下几方面在政治问题上我被认为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而不是激进主义者。是国家主义者而不是自由主义者。是民族主义者而不是世界主义者。在文化问题上我被认为是一个传统主义者而不是西化主义者。
多年来，我和我的学术一直居于非主流的地位。在很多时候，我是孤立无援的。我承受着多种批评、批判、误解、攻击、诋毁，不仅在国内，也包括海外。但是，我从来没有向他们低头过。（笑）（最近在美国的〃万维论坛〃，看到一篇文章，称何新是〃伪民族主义〃及〃亲日派汉奸〃，令我读后不禁喷饭一餐。此辈造谣已达到语无伦次程度了。）
我对事物常常持有与多数人不同的新异的观点。因此而触犯一些人们，触犯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和学术尊严。因此而一路走来争议不断。还有一些人似乎想封杀我，可惜他们做不到。十几年来，我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记者：您生活得快乐吗？
何新：非常快乐。
苏东坡有一首词说：〃漫听竹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风雨任平生。〃这词很适合我这一些年来的心境。
记者：有一本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北京的京华出版社今年初出版的《中国高层智囊/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十个人》，里面也介绍了您。您是否读过这本书？
何新：我知道这本书。
记者：您有何评论，关于您，这本书中的报道是否正确？
何新：不准确。应该感谢那位作者很善意地介绍了我的一些经济和政治理念。但是，关于我的某些经历，作者了解不够确切。
此外，他在书中把我和某些当红的主流经济学者并列，那些人见到我的名字会非常不喜欢。他们认为自己是专业的，出身于哈佛或剑桥，而我的出身则是绿林大学。道不同，不相谋。我和他们，风马牛不相及呵！
记者：最近，香港李泽楷由于斯坦福的学历疑问而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您的大学学历一不是名校，二没有完成。您对此是否有点自卑？
何新：（笑）我一生不懂什么叫〃自卑〃。
记者：据报道，香港的高级工商岗位，基本上是由哈佛、剑桥等名校的博士垄断的。中国现在也倡导从国外引进人才的政策。对此，您怎么看？
何新：人才不等于学历，尤其不等于洋学历。中国的杰出人才中既有钱学森、李四光这样的洋博士，但也有毛泽东、袁隆平这种山沟里出来的〃土包子〃（毛泽东语）。香港过去是英国人的殖民地。那种洋学历崇拜，在我看来是殖民地对宗主文化的崇拜与依附心态的延伸。这种殖民地文化心态不足取法。在人才和选材问题上，我认为应当坚持实事求是。
实际上，类似的政策及争论，在历史上是古已有之。秦始皇下〃逐客令〃，怀疑一切外来者都是间谍，那固然是一种政策偏颇。但燕昭王千金买骏骨，为外方游士建黄金台，燕国最终也还是亡了国。李斯〃谏逐客书〃说：〃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分四方，民无分异国，惟才是举，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于天下。〃实事求是，惟贤是举，这才是用人之道。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实施了这样的用人之道。没有他当时倡导的〃破格用人〃，我可能至今还是黑龙江边陲的一个农夫。
4、全球金融体制将面临新的动荡
记者：但是，我曾听说您是一位预言家。
何新：（笑）是的，我作过一些预测。
记者：这些年来，很多所谓预言家已被揭露其实是骗子。恕我直言。
何新：你说得对。在这个世界上自称为预言家的人中，很多是骗子。我见过的也多了。
记者：那么您呢？
何新：我不是那种事后诸葛亮，事情发生之后才说我早有预料。我常常把话说在前面，而且写成文章，印成铅字，甚至发表出来，有案可查。而且多数情况下是人们不相信。
记者：比如说？
何新：请你查阅《自学》杂志1989年第5期何新的文章《中国现代化的国际环境》（并见于《中国金报》1989年5月19日。），我预言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必将失败，随之东欧集团将解体，苏联也将解体。还有香港《明报月刊》1988年第11期何新的文章《当代中国的社会危机与成因》，我在文中预言中国可能面临动乱，可能将会发生第二次天安门事件以及中国可能陷入分裂局面。这些话在当时都是破天荒的。在我之前没有人讲过。
记者：我读过你的这几篇文章。但是，有没有新近的事例？
何新：1998年12月2日，我根据当时尚不明显的一些国际迹象（当时正是江泽民主席访问日本的前后），预感到日本已形成新的对华战略。写了一篇《警惕日本对华新战略》的研究报告上报中央。1999年5月8日北约轰炸中国使馆以及近两年来亚太形势的演变，可以证明那个报告中对国际形势（我预言可能发生对华战争）的预想得到某种证实。
2000年3月8日，《华声报》记者王涌在两会期间来采访我。我告诉他所谓〃新经济〃不可信，美国及香港当时呈现的科技股热是一场金融虚火。我还讲，香港近年可能会发生〃第二次金融危机〃。这个预言发表在4月16日出版的香港《广角镜》杂志上。
4月14日，华尔街道琼斯指数暴跌617点，创造该指数日跌幅的历史最高记录。纳斯达克指数则在1周内连跌1000点，即跌去其高幅的1/3。其跌幅超过1987年10月美国股市大崩盘的跌幅记录。
跌风随之传到香港。4、5月间香港恒指一度由18000点跌至14000点以下。虽然后来由于红筹股和地产股的回升将指数拉回到15000点上下。但9月间，港股在对冲基金操纵抛盘推动下，一周之内再次跌去300点。
过去两年被吹捧为〃新经济〃的科技股从此一蹶不振。被称为〃小超人〃的李泽楷和他的〃盈科动力〃概念也已日薄西山。
5、山雨欲来风满楼
记者：您的意思是否是，第二次亚洲金融危机现在已到来了？
何新：我没有这样讲。但是，事情并没有完。我们当今肯定仍然是处在爆发新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前夜阶段。不仅是香港，而且是全球性的。你看一看，2000年以来，前几年在中国被吹上天的美国三大股神：巴菲特、索罗斯、罗伯逊相继破产或陷入金融困境。美国财爷格林斯潘先则惶惶不可终日，近期以来一直沉默寡语。这是为什么？
欧元生不逢时，两年来汇率一跌再跌。而国际油价则一浪高过一浪。这后面不是看不见的手，而是存在着看得见的手。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危机频频迭发。1992年的英国金融危机，1995年的南美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2000年的欧元汇率危机，以及近期的石油期货涨跌，危机一再频频发作，一浪催一浪。把这些现象综合在一起观察，这后面究竟预示的是什么？我认为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索罗斯前几年曾写了一本书《全球性资本主义的危机》。他有一个观点，认为全球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总体性危机正在向世界日益走近。
记者：这样说，我也有点不信。
何新：那我们可以走着看。近年以来全球股市、汇市一直动荡不已，目前还是风方起于青萍之未。我认为大的风暴在后面。当然，我这种观点一发表肯定又会被批判（笑）。主流学派又会说我是〃不懂〃（笑）。
我是不懂呵，现在的很多经济现象我都看不懂。2000年3月我讲科技股是泡沫，那时国内各种传媒多么严厉地批判了这种泡沫论呵。
3月底，纳斯达克的总裁跑到北京发狠说：〃新经济是不是泡沫，走着瞧吧！〃（见当时的《北京晚报》）但是，现在全世界都瞧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