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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们集中关注的焦点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存在的性质（存在与非存在），即本体论问题。而在苏格拉底以后，哲学讨论的中心转移到伦理学问题（善、美德及美的本质）。 在智者（诡辩学派）兴起后，由于论难的多元化，不同学派论辩的发展，产生了对语言辩证方法（论辩与思辨方法）的讨论，这种讨论的结果使晚期希腊哲学中产生了关于思维规范（逻辑学、辩证法）及语言规范（演说术、修辞学）的新学术。哲学中心问题可以说由自然哲学而转向人本问题和方法问题，这也成为罗马哲学的主题。 基督教兴起以后，整个中世纪欧洲哲学的主题是围绕基督教本体论（三位一体）和神学定位问题（神正论）的。 文艺复兴以后，人本问题再度成为哲学的根本问题（近代人道主义的兴起），而方法问题，工具理性问题上升为科学的首要问题（培根、洛克、笛卡尔、莱希尼兹、康德、黑格尔）。 到了20世纪的西方哲学，人道主义归结于存在主义，工具问题转变为语言问题，维特根斯坦试图将本体问题和认识论问题用语言哲学加以消解。其最典型的一种说法是：〃对可以言说者言说，对不可言说者沉默。〃（《哲学研究》）
23、西方哲学范式不适用于中国
记者：那么，您认为中国哲学是如何发展的？
何新：中国哲学的历程完全不同。早期中国学术兴起于天文哲学。易学，道家哲学都起源于天文历法的哲学思考。商周春秋士人们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天道与秩序的问题。战国诸子关心的核心问题是人伦秩序，例如礼与仁的问题。 这后来成为中国的伦理学中心问题。 西汉哲学的焦点是方法问题，今古文经学争论的核心围绕着语言文字的方法问题。 两晋隋唐时期宇宙的实相问题随佛教哲学的兴起而成为中心。佛教的哲学基础是佛学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与中国的传统学术结合，衍生出了宋明理学。理学当然是理性主义的。其本体范畴是〃天理〃。 清代方法问题再度随当时的新古典学派（朴学/汉学）而勃兴，语义、语言和语源问题（训诂学）成为学术聚焦的中心问题。 20世纪初西方新思潮及新方法的引入，发生了五四以来的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导致西方科学、哲学和文化思潮与中国传统思想发生激烈冲突、竞争和交融。
总之，中国哲学所走过的路程与方法与西方非常不同。 西方思维发展进程，基本是与中国哲学路线完全无关而且不同。因此，把西方哲学的唯物论、唯心论分类标准引入观察中国哲学，是根本不适用的。这也是以欧洲为中心模式和作为学术规范来研究中国问题的一种幼稚表现。 新一代的中国哲学和学术研究，我认为应该有勇气有魄力突破过去这种幼稚的西方中心规范。否则，不会有哲学思维的进步和发展！
十一、论中国古典哲学
1、哲学的科学地位
记者：哲学在本质上究竟是什么？是否像艾思奇所说那样，可以归结为方法论呢？
何新：希腊人认为哲学就是智慧之学，或寻求智慧之学。在汉语中，从语音看，〃哲〃字与〃智〃字声部相通，可以通转。从语义看，〃哲〃与〃智〃两个辞的语义相通。因此可以认为，哲、智乃是同源字，哲就是智的意思。人们常说的所谓〃明哲〃，也就是〃明智〃的同义语。 记者：您这样解释〃哲学〃这两个字，的确使人豁然开悟。〃哲〃原来就是〃智〃的意义，那么哲学的确就是智慧之学了。但是，在字形上这两个字有很大差别，认为它们是同源字，这样讲是否有点牵强？ 何新：我讲〃哲〃就是〃智〃，认为这两个字辞具有同源性，是根据我在80年代研究汉语语源学时所认识到的一条规律。在研究语辞的语源时，文字字形是不太重要的。语义是实体，而辞形和字形只是符号，是偶态。同一实体可以寄托在不同的偶态中。 在汉语中，凡读音相近，而意义也相近相通的字辞，可以判断都具有语辞辞根上的共同来源。这是清代训诂学者已经发现和阐明的一个重要汉语语言规律。 记者：我想请您谈谈您对中国哲学的理解。 何新：其实哲学并不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的本有之学。在近代人中，自从胡适以来，许多人写过所谓《中国哲学史》。殊不知，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本来是没有什么学术名之为〃哲学〃的。清代的四库全书以四部分类，称作经、史、子、集，即经学、史学、诸子学、以及文人的文集。 经学即上古经典之学。是中国一切传统学术的基础。史学是中国学术中的主体。 清儒章学诚 有〃六经皆史〃之说。认为儒家经典本来都是古代的文献史料，因此经学起源于远古的史学，其说是有一些道理的。 先秦诸子所创立的学术后人称作子学。至于后世文人的著述则归入文集之部。你看，在这个学术分类体系中既没有理论哲学的位置，也没有理论自然科学的位置。
2、中国科学何以落后于西方
记者：那么，中国古代学术中难道没有哲学和科学的地位吗？
何新：在中国传统学术的经、史、子、集四部中，都有散见的、非系统性的哲学理念和科学理念。 但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的确没有形成古希腊学术中那种学科分类体系。例如亚里士多德，把希腊学术划分为物理学、动物学、政治学、天文学、几何学、超物理学等。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超物理学〃，就是近代人所谓的哲学。所谓科学，就是分科之学，有分科方有专门的研究。 由于没有这种分门别类的专业性研究，学术就缺乏专业分工，就难以获得专深、精密、系统化的研究和进步，研究的成果也难以积累起来。
记者：中国人有卓越的智慧，在历史上也发展出一些精深博大的技术（如四大发明）。但是，中国却始终没有形成近代西方（欧洲）那样的科学体系。原因究竟何在？
何新：如果不考虑其他文化、政治和社会的背景因素，只就学术本身的性质来考虑，我认为有三个原因制约了中国学术的发展，使传统学术难以由笼统而无所不包的泛学术（所谓〃道〃），向精深的专科学术分化发展。
一是由于古代学术体系的分工和专科划分不明，这是限制中国古代学术进步的原因之一。而在希腊，由于欧几里德、亚里士多德一类天才的出现，早在后期希腊时代已经初步形成了这种分门别类的百科学术性分科体系。
二是中国在中古时代的主流学术缺乏对于宇宙本体问题和方法问题作深入思辨性的纯概念分析和研究。 而这种研究，例如关于存在的本体性质的研究，思维及语言的抽象形式的研究，关于宇宙的抽象空间及其数理性质的研究等等，在希腊时代已奠定基础。在经院哲学时代，得到更精深的发展。 三是中国传统学术在方法上注重于语言文字学，注重语言及文字分析，而忽视逻辑和概念的分析。因之思维和思辨难以深入而精密化。 这种纯概念的抽象性研究，在希腊时代已经得到奠基，在中世纪经院哲学传统中得到继承，数学与逻辑学因之得到长足发展。 这三大原因：（1）学术笼统而缺少专科研究，（2）缺乏抽象哲学思维的传统，（3）抽象数学思维、抽象逻辑思维的不发达，就是中国传统学术未能形成类似西方那种系统化的近代科学体系的重要原因。
3、哲学是求智之学
记者：哲学与其他科学究竟有何不同呢？
何新：如果从现代的立场重新定义〃哲学〃的话，我认为哲学在本质上包括两个部分。第一是寻求宇宙本原/根本原理/本体，即传统所谓本体论。第二是关于寻求本体的方法，思维方法（泛逻辑）与表述方法（泛语法）。 从辞源看，哲学这个词并不是汉语中所本有的词，它是来自日文。是日本人对希腊语philosophy的翻译词。汉语乃是借用了这个日文辞语。但在希腊语中，philosophy恰恰也是寻求智慧的意思。 在西方语言中，哲学，philosophy，可以泛指各种智慧和知识。智者和学者，都可以泛称作〃哲人〃。 在18世纪以前，西方的自然科学也称作自然哲学。但是，在自然哲学中是有分类的。在亚里士多德的学术分类中，已经形成了近代专科科学分类的原型。
记者：哲这个字，在语源上究竟是什么意思？人们虽然常用这个字，但我翻查辞书，始终没有理解。
何新：〃哲〃的本原字其实是哲和 。这两个字在汉语中，辞根来自折断的折和分析的析，即用心、用口（语言）进行分析解析（释）。哲字又可写作皙，也就是〃晰〃字的异体。这个辞是清晰和明亮的意思。通过分析而达到明晰，这就是〃明哲〃。 我刚才讲过，汉语中的哲与智慧的智，在语根上是相通的。所以哲学，也就是智学，是寻求智慧之学，而方法就是运用对概念和语言作分析的方法。 这种对概念语言作分析的方法，在古希腊叫做〃求智之术〃，又叫作〃辩术〃，希腊文是dialectic。日本人将这个词译作〃辩证法〃。
4、中国古典哲学的精髓是理性主义
记者：您刚才谈到老子。我读过老子，十分喜欢他。老子你认为他是唯理主义者吗？
何新：老子书只五千言，古今注疏则百千万言。但真懂他的似乎并不多。 老子认为宇宙的本质是信息信息是一个非常现代的概念，但在《老子》书中已经出现。老子书第21章：〃幽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这个〃信〃，是指一种同期性，其实就是今天所谓〃信息〃。也就是庄子所谓的〃天籁〃（乐）。 老子所说的道，乃是天道，是一种大周期性。他认为自然和社会中存在着建立在这种周期性基础之上的自然秩序。这个周期性的核心原则就是由正态向相反状态转化〃反者，道之动。〃
记者：但是许多《中国哲学史》书中说，中国哲学具有素朴自然的唯物主义传统，例如阴阳五行哲学。
何新：这类说法多数是牵强的比附和 瞎扯。应该说，中国传统哲学，根本不适合装入源于西方希腊哲学的唯物论/唯心论的二元性分类框架中。 西方的唯物主义观念，起源于希腊哲学中几个流派，特别是伊壁鸠鲁一派。后来通过法国启蒙哲学和英国的机械唯物主义哲学而深刻影响了近代思潮。 启蒙哲学和机械唯物主义的自然哲学基础，都是牛顿的机械论物理学体系。这种机械物理论，本身是一种十分缺乏活力的体系。是一种无生命意识的哲学。 而中国哲学、东方哲学传统则与此完全不同。因为中国哲学、东方哲学是有生命的哲学。泛生命的哲学。在本质上，中国人心目中的宇宙是有机的，有生命的。中国人深刻地意识到宇宙、物质是一种具生命力、有活力的东西。中国古典哲学天道观的精髓是理性主义。 中国古代哲学在本体论上是理性主义的，是伦理主义（孔子）的和崇尚个人人格主义（孟子）的。中国的阴阳五行理论完全不同于希腊哲学（如伊壁鸠鲁）中的唯物主义。
记者：您能否以最简明的语言，概括一下您对中国哲学思想史进程的观点？
何新：中国学术，起源于天文与人文两大因素。夏商以前的早期宗教自然观为太阳崇拜，在周代转变为北斗崇拜。 而其人文因素一为慎终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