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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社会，是可以容纳资本主义生产力和资产阶级存在的。 但在1954年后，他又主张加速过渡。1958年甚至主张提前结束过渡阶段，直接进入共产主义，试图在中国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消灭三大差别，消灭〃资产阶级法权〃。 斯大林，以及30年代他所培养的一批理论家（如尤金、日丹诺夫等），将马克思特别是斯大林的思想宗教教义化，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政治信条，变成政治意识形态。以意识形态斗争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制造了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多次大清洗。发起了许多次整肃科学异端和学术思想异端的运动（如在遗传学、控制论等学科中）。中国在1957年反右斗争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重蹈了这一覆辙。 在文革中，尽管我自己早已成为一名异端分子，但我当时却有决心以一种反迷信的态度去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
记者：您的这种想法在当时是很勇敢的。
何新：如果当时没有这样的勇气，在理论上就不可能进行任何有意义的独立思考。
6、科学精神的特征是理性主义
记者：这么看来，怀疑主义，理性主义，是宗教信仰的敌人。
何新：是的。康德说过，所谓启蒙精神的特征就是以怀疑为先导的理性精神的觉醒。 马克思本人年轻时代写过一篇著名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中也贯穿着一种理性主义的启蒙精神。马克思在这篇论文中讲过一个名言。他说：老实说吧，我憎恨所有的神。又说：那些摒弃世俗所信仰的神灵的人，并非是渎神的。只有那些迷信这种神灵的人，才是亵渎神的。这些话，当时也深深地激动和鼓舞过年轻时代的我。 在70年代中期，除了马克思和黑格尔的书外，对我影响较大的书籍还有一些历史书。例如《第三帝国的兴亡》（威廉·夏伊勒），《法国革命史》（马迪厄）。我这个时期也比较注重对法国18世纪启蒙哲学例如孟德斯鸠、卢梭的著作，以及对休谟、康德哲学的研究。这些书中都贯串着启蒙的精神。
记者：您当时为什么对这些书特别感兴趣呢？
何新：《第三帝国的兴亡》，是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根据二战后美国缴获的希特勒德国档案资料所写的一部纳粹德国史。这本书在1965年第一次出版，文革中后期的1975年出了新版，作为〃内部读物〃在内部发行。我通过父亲的帮助，搞到了这部书。 在这个时期，几乎一切书不可能自由出版的情况下，官方居然出版这样一本具有极强的政治性色彩的书，似乎是意味深长的。
记者：您认为意味着什么？
何新：《第三帝国》一书记述了希特勒个人崇拜的形成过程和法西斯政治极权体制的形成过程。记述了戈培尔制造纳粹意识形态，实行思想专制，毒化德国社会舆论的过程。书中指出〃第三帝国〃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也是以一种〃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革命〃（〃褐色革命〃）的名义而进行的。 这些历史资料，使生活在文革政治气氛中而具有政治敏锐性的人，不可能不产生非常切近和具体的联想。 事实上，法西斯主义，这个字的拉丁语源，就是棍棒与斧头，就是政治暴力。党卫军，就是制度化的〃红卫兵〃。法西斯蒂的实质就是以暴力和恐怖维持的绝对极权主义，绝对专制主义。而这也正是文革时代以四人帮为核心的新政治体制的特征。 当时出版这部书，我认为这是党内反对文革派作出的一个有意识的文化动作。
7、政治意识形态是一个虚拟的象征体系
记者：这似乎是矛盾的。一方面您反对政教合一，另一方面您又认为一个国家制度不能放弃意识形态。
何新：用康德的话说，就是应该为信仰和理性划定各自的领域。 国家不是一个自由组合的社团，不是所谓〃自由契约〃（卢梭），也不是一种暴力机器（列宁）。国家是一种制度，一种有机有序带有某种强制性的组织制度。 这种制度中需要有权威，需要有权威的象征符号（如国徽、国旗、国歌、领袖），也需要有支持合法统治的基本原则和政治理念。这种原则和理念就是政治意识形态。 国家意识形态是一种虚拟现实，它是被设定的一种政治理想。它不一定真实。也不必要求它一定是真理。 关于意识形态的虚拟性，马克思讲过一句经典性的话：〃它（意识形态）不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5页。） 现今的世界上有多种多样的国家制度，有多种多样的政治意识形态。 在西方基督教国家，基督教是意识形态，《圣经》是教义。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亚当夏娃的故事以及上帝七天造人的神话是真理呢？美国总统就职前要到教堂中去作礼拜。这不仅是一种宗教仪式，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仪式。 日本国家认为天皇不是人而是神。至今日本国家仍以神道教作为国家的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靖国神社就是其象征之一）。难道天皇真的是神吗？追究统治意识形态的虚拟性问题，常常蕴涵着推翻和否定国家现实政治制度的涵义。 国家意识形态是超越理性的，它是一种政治信仰。它不接受追究，不接受质询，但是它要求每个公民必须承认它，接受它，信奉它。就像国徽、国旗、国歌一样。因为它是国家权威、国家统一的象征体系。
8、启蒙思潮有偏激性
记者：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是我不能理解的。我们在大学读哲学时，教科书告诉我们：唯心主义是反动的、落后的、愚昧的哲学，并且往往是和宗教愚昧结合在一起的。
何新：这是一种偏见。唯心论是一种哲学学说，本身并不具有必然相关的政治属性（所谓〃反动〃或〃不反动〃）。 宗教也是唯心论的一种形态。但唯心论并不等于宗教。犹如细菌是生物的一种形态，但生物并不等于细菌。 16…17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和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潮，反对天主教的政治文化，标志着欧洲思想的一次大解放，它直接为1789年的大革命作了意识形态准备。 任何革命往往都具有偏执化的片面性，启蒙思潮也如此。 但是，近代法国的激进思潮后来深刻影响了19、20世纪的俄国革命哲学、以及后来的中国革命哲学。 这种激进的反唯心主义、反宗教思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及发生作用是可以理解的，也具有促进时代精神从天主教统治下解放的进步意义。但在学术上启蒙思潮所提出的许多理论却是站不住脚的。
9、关于哲学的政治属性
记者：你是否同意这种说法：过于严密的意识形态控制最终会阻碍文化进步？
何新：我同意。意识形态是重要的国家政治工具。但是，对治国来说，没有思想自由和没有思想控制都不行。人类的新思想，是社会文化中发生突变的活跃基因。过度地抑制这种变异，就会阻碍文化和社会的进步。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还有一个社会组织的连续生存和稳定性的问题。这是一种精神性的免疫功能。要知道，恶性癌变也是一种基因突变。国家对于某些异端的政治和宗教思想加以控制是有必要的。否则一些意识形态的致癌基因就会发挥毒化社会机体的作用。例如〃法轮大法〃一类邪教。所以完全实行思想自由，不实施任何控制也不行。 毛泽东在《政治经济学读书批注》中曾讲过，在生物的进化中，一个因素是基因的变异，另一个因素是基因的遗传。遗传保持物种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变异、特别是创新机制的突变则提供物种创新的机会，使之达到进化和更高水平的生存适应。 思想的自由创新和社会控制，可以说正是社会组织、文化形态通过矛盾作用而协调互补的两种功能。 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社会处在激烈变迁中的大变动时代。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经济改革，导致社会的价值体系陷入持续不断的激烈动荡，一直没有稳定下来。我们当今的时代是价值崩解的时代。道术已为天下裂，学术已不能定于一尊。往日的宗教和学术权威不复存在，学界亦如流行文化界，只有明星（流星），没有恒星。正如康德所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几乎一切传统价值和意识形态都受到了挑战和质疑。
记者：这里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关于哲学是否具有阶级性的问题。
何新：苏联斯大林时代和中国文革时代，对哲学作阶级性分类，实际是为了对思想意识形态进行政治分类。 这种对意识形态作阶级性的分类必然导致〃思想犯罪〃。
10、社会意识形态有功利性意涵
记者：那么您认为，哲学，以及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在客观上究竟是否存在？ 何新：这个问题的实质应该是：哲学以及一般意识形态，是否具有功利性？或者说，人们信仰一种哲学，一种意识形态，以及宣扬它，是否有功利性？还是单纯地为哲学而哲学，为学术而学术，只有纯学术的目的？
记者：我认为有两类人。一种人是有功利性动机的。另一种人热爱学术，以纯学术为目的。
何新：毛泽东说：在阶级社会中，一切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一切〃这两个字，未免过于绝对了。但现在有人们认为，人类社会中根本没有阶级存在，没有社会利益集团的存在，没有利益归属的差异，一切思想没有任何功利性，这也未免太荒谬。 在我们的生活现实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个人主张什么，反对什么，坚持什么，后面常常隐藏着自身的或家族的或社群的功利性潜意识。 思想后面隐藏着利益和价值的判断和选择。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判断和选择，所涉及的利益群体范围，远远超越了个人私生活的领域。社会性意识形态，怎么能不涵有利益、功利性的意图呢？否认对于意识形态主张之后的利益归属的分析，不是愚蠢就是骗人。
但是，过去对意识形态阶级性的分析，往往是一种贴标签式的主观判断。对某种异端学说，一概武断和随意地贴上〃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标签而给予扼杀。这种教权主义的政策也是不可取的。
11、法制不能取代意识形态
记者：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主张经济学远离政治。（11月1日华军新闻）
何新：（笑）人文科学中，恰恰是经济学最不可能远离政治。 政治是经济利益、集团利益、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集中表现。 马克思说过：政治经济学的利益属性，会把人心底最隐秘、最恶毒的私利欲望召唤出来。
记者：股市分析往往体现着股市操纵者的授意。我们且不谈直接的收买和操纵。难道政治意识形态后面也有操纵之手吗？
何新：意识形态是价值观念，道德伦理观念的基石。意识形态的确可以被某些社会利益集团利用而成为对社会进行思想控制的工具。在历史上，某些利益集团鼓吹、有意炒作、煽动某种意识形态，借以操纵社会舆论和社会行动，以实现其自身的私利，这并不是新闻。 近二十年以来的一个重大偏颇，就是片面强调法制的功能，而对政治意识形态和政党的社会组织功能，则有所忽